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性這個話題。這是我的工作。有人花錢僱我到世界各地談論性。但我要講的並不是那種美好的性行為，而是黑暗的、令人羞慚的、可恥的性行為。我的工作是談論戰爭時期的性暴力：如強姦、強迫懷孕、強迫賣淫以及性奴。我的工作就是要打破總是阻礙我們採取行動的那些禁忌。
這一切都始於我的學生時代。我的碩士論文主題是作為國際罪行的強姦和強迫懷孕。我閱讀了上百份文件和證詞，看了相關視頻，連續幾個月將自己沉浸在這種恐怖之中：男性被迫強姦自己的兄弟，女性被囚為性奴，或者是兒童被士兵綁架，繼而遭受輪姦。恐怖而殘暴，我在驚駭之餘無言以對。但我沒有崩潰，因為我已經學會了如何保護自己，並且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應對機制。我繼續花了2年多的時間進行研究，我在國際法庭工作過，先是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之後是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在那裡，我每天都聽到關於性暴力以及其他罪行的悲慘故事。但我依然沒有崩潰。直到有一次，我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同去剛果北基伍省進行實地調查，那次經歷徹底改變了我。
正像以前多次做過的一樣，我在一名心理專家的陪同下，與一名性暴力受害者見面。我們權且叫她瑪蒂爾德。瑪蒂爾德的年紀大約在五十到五十五歲之間，但她看起來好像有七十歲。她瘦骨嶙峋，臉上皺紋很深，眼神也毫無生氣。她甚至都沒有抬眼看我們，就開始講述她幾天前的遭遇。她與丈夫在地裡收割時，來了一群士兵。他們當著她的面殺死了她的丈夫，並用大砍刀把他剁成碎塊，然後又對她實施了強姦，而且不止一次。她講述這些的時候非常鎮靜，目光空洞。她沒有流淚，沒有尖叫。最觸動我的是寫在她臉上的卑微和深深的哀傷。雖然她人還活著，但我覺得她的心好像已經死了。而且就像世界各地許多其他性暴力倖存者一樣，瑪蒂爾德還心懷內疚:為自己和丈夫的遭遇內疚，為自己依然還活著而內疚。她還非常害怕她的村子和社區會責怪她，排斥她。也就是說她在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尊嚴之後，還要擔心會無家可歸，受社區排擠。忽然間，我覺得再也聽不下去了，我完全崩潰了。所有我讀過的恐怖案例，看過的恐怖紀錄片，或者是在一線直面的悲劇一股腦都冒了出來，全都在她這一個故事裡呈現。
而我現在給大家講這個故事，是因為這次經歷改變了我的生活，改變了我處理性暴力問題的方式。在看到瑪蒂爾德儘管感到害怕、內疚、羞恥，卻仍然有勇氣給我們講述她的故事時，我意識到只要性暴力在世界各地是敏感禁忌話題，那麼我們就永遠不可能接近性暴力受害者，並鼓勵他們站出來。而這種改變必須由我帶頭實現。我必須從觀察者變成行動者，我也的確這麼做了。就在那天，我打破了自己談論性暴力的恐懼和禁忌。
如今，我的工作是播撒變化的種子，希望並期待那些收到這些種子的人能夠繼而將他們的種子撒播出去。因為要想在全球範圍內打破禁忌，並將譴責的矛頭由受害者轉向施暴者，就需要採取集體行動。但這極具挑戰性。我們大部分人在與他人談起性的時候都會感到尷尬，更不用說談論性暴力了，因為性暴力在性行為中混入了殘忍和暴力的行為。這就像談論死亡一樣。我們會感到尷尬；也難以鼓起勇氣去和失去至親的人交談。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涉及個人隱私，因為這似乎不太妥當，因為我們不知道該說什麼，不知道那個人會作何反應，還因為根植於教育和傳統中的觀念。我們許多人還對性暴力帶有偏見。我們大家都聽過他人直接或間接地因為性暴力受害者的遭遇而指責他們。“這些女人的穿著不成體統，一副引誘別人的樣子，被強姦了就不應該抱怨。”或者是“那邊那個男的被強姦了，可能是他自願的吧。也許他不是異性戀，有同性戀傾向呢。”我在世界各地聽到許多類似的說法。但我們絕不能忘記性暴力確實是唯一一種受害者受到指責的暴力行為。而上述的這種禁忌和偏見給受害者造成了嚴重影響。在許多我們開展工作的衝突地區，無論是南蘇丹、中非、剛果、哥倫比亞，還是敘利亞，作為性暴力受害者意味著必然會受到排斥、忍受汙名或孤立。
而那些敢於站出來的受害者往往遭到報復，有時甚至會因此喪命，或是被施暴者殺害，或是被家人為了維護家族榮譽而殺害。
我自己也反省過多次：如果我是一名性暴力受害者，我會做什麼呢？我會去醫院尋求救護嗎？我會給朋友、家人鄰居和同事講述我的經歷嗎？我可能不會。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可能也不會。我們許多人可能會保持沉默，封藏這段經歷。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覺得這太羞恥了，我們害怕別人評判我們，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們，向我們發問，或指責我們。而這就是性暴力仍然為世人忽略，很少有受害者站出來尋求救護、幫助或正義的主要原因。我們知道性暴力不分種族、地域或文化，也知道在大多數戰爭當中都有這種現象。但除此之外，我們並不知道其規模如何，因為得不到上報的情況很嚴重，甚至基本的證據、數據和統計資料都是缺失的。我們掌握的數據也僅是冰山一角。所以要改變這種現狀，唯一的方式就是開始談論性暴力。要最終實現減少禁忌，將指責的矛頭由受害者轉向施暴方，這是最為重要的第一步。幾個月前，我與30名來自中東國家的男性戰鬥員探討性暴力這一戰爭罪行。這是我們第一次讓他們參與這個話題。對他們來說也是新的體驗，因為他們將要與一個陌生白人女性，還是非穆斯林，也就是我，探討與性有關的話題。我本可能會被這陣勢嚇住，但我還是選擇使用恰當的措辭，直截了當，大大方方地談論這個話題。當然，我並不知道我是否會在他們回到戰場後影響他們的行為，但我確信我幫助他們打破了他們自身談論性暴力的障礙與不適感。因為他們參與了討論，提出疑問，並回答別人的問題；在課程結束的時候，有幾個人過來感謝我能夠如此開放地探討這個話題，這幫助他們意識到了性暴力對於受害者和施暴方到底意味著什麼。
所以，今天我想給大家傳達的信息就是：無論專家與否，在性暴力問題上， 人人有責。因為性暴力不應是難以啟齒的事情。為了像瑪蒂爾德一樣的倖存者，我們要大膽地講出“性暴力”這三個字，並討論這個問題。而且我們這些有渠道發表觀點的人要帶頭行動，人道工作者、政客、學者、媒體，所有這場演講的聽眾，無論你是誰，無論你在哪裡，都可以行動起來。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真正鼓勵性暴力受害者站出來，我們才會真正敢於而且能夠影響掌權者消除這一恐怖的罪行。所以我想請大家挑戰自己，現在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何不就在這裡開始呢？這是我們所有人欠瑪蒂爾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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