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用在了工作上

魯迅先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歷史名人,他曾經說過一句與咖啡相關的名言:

哪裡有天才,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

魯迅|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用在了工作上

這看似一句調侃,但是也有著其深厚的內涵,與“時間就像海綿裡的水,只要願意擠,總還是有的”一樣強調了要合理的利用零散的時間。

當然,不是說魯迅先生不喜歡喝咖啡。

細細品味這句話,不難看出來魯迅先生也是很喜歡喝咖啡的,而且他喝咖啡的時候其實也沒有在工作。

魯迅|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用在了工作上

甚至,憑著魯迅先生對咖啡的熱愛,真相可能是,他把別人工作的時間都用在了喝咖啡上。

今天這篇推文,就來仔細“考證”一下,魯迅先生與咖啡“相愛相殺”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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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用在了工作上

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寫過,吃完飯,茶房端上咖啡,魯迅向正在攪咖啡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對她說:“密絲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罷!”

由此可知,周先生在別人喝咖啡的時候也是不工作的;不但不工作,還把自己夫人(許廣平)的咖啡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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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魯迅日記》中亦有多次關於咖啡的記載,不過打了馬賽克,寫作“加非”。

咖啡進入中國後有多個譯名。1909年,上海美國基督教會出版的《造洋飯書》譯為“磕肥”,此後又譯高馡、加非、考非、咖啡、珈啡等,“加菲”這個譯名大概是貓屎咖啡專用的。

據《魯迅日記》,魯迅第一次喝咖啡是1913年5月28日,“下午同許季上往觀音寺街晉和祥飲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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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月10日,“午與齊壽山、徐吉軒、戴蘆苓往益昌食麵包、加非”;

同年12月7日,“午後同齊壽山出飲加非”;

1920年6月26日,“午後往同仁醫院視沛,二弟亦至,因同至店飲冰加非”;

1930年2月16日,“午後同柔石、雪峰出街飲加菲”。

這說明周先生不但喝咖啡,還喝出了花樣,冰咖啡和高價貓屎“加菲”都嘗試過。而且幾乎都在下午喝,“別人工作的時間我都用在喝咖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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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在滬創辦咖啡廠》一文提及,民國進口咖啡豆“以荷屬東印度公司輸入為多”。荷屬東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荷蘭人統轄的印度尼西亞,產羅姆斯達豆。這種咖啡豆酸性極少,苦味強烈,適合做拿鐵。魯迅經常光顧的是一家白俄商人開的名叫“公啡”的咖啡館。“公啡”應為俄語(к о ф е)的音譯,公啡咖啡館即咖啡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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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被魯迅稱為“革命咖啡店”的地方,如今已不見蹤跡

夏衍的《懶尋舊夢錄》說左聯開會時,“地點幾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館二樓一間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間”。這家位於上海四川北路的咖啡館,咖啡座是最普通的四座火車廂式,楊纖如回憶說,“巡捕房包打聽就不太注意,比較安全”。

籌劃革命以外,魯迅在咖啡館還接待過柔石、夏衍、周揚夫婦、蕭軍和蕭紅等人。《新民晚報》記載:“白俄人開設在四川北路的一些小型咖啡館價格便宜,取費較低廉,吸引一些外國難民和中國學生、作家的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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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劇照 魯迅和朋友們聚會

遺憾的是,當年這份報紙並沒有詳細的價格介紹。據上海檔案館館藏《上海市西菜咖啡商業同業公會歷次全體全員大會會議記錄》《上海風土雜記》對高檔咖啡館的介紹,“康生及沙利文的咖啡館,大抵咖啡每客六七角”。

而據1928年國民政府稅則委員會對當時上海工人的收入與支出調查,“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一個家庭的月收入平均為32.8元,支出則是32.5元”。公啡咖啡館屬於低端消費場所,大概只要高端同業四分之一價格即可。

對魯迅而言,價格根本不是問題。據《魯迅日記》,魯迅從1912年到教育部任職至1936年去世,24年中總收入達12萬多銀元。換算下來,可以買68萬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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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日記》記載,魯迅最後一次喝咖啡是1930年6月5日,“午後同柔石往公啡喝加啡”。

此後他的日記中不再出現咖啡。柔石於第二年2月7日就義,他的死與魯迅告別咖啡是否有某種聯繫,目前沒有發現可供佐證的材料。

但魯迅先生從此不再踏足咖啡館,或許和《新民晚報》這則消息有某種微妙的聯繫:“四川路拐角猶太人與中國的老白該組成美鈔黃牛黨,依舊在咖啡館裡去交易,昨日警察已經逮捕若干。”

歷史我們沒有經歷過,也就沒有資格妄加揣測。但魯迅先生對咖啡的喜愛也算是極深了,由此可見咖啡的魅力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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