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戴老闆
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黑馬奔騰，冷門頻出，長期被中國股民霸佔的天台，驚喜地發現爬上來了一群中國球迷。
作為全球第一個備戰2018年世界盃的國家，我們順利地把除國家隊以外的幾乎所有中國製造，都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俄羅斯。沒法給自家隊伍吶喊助威的中國球迷，在喝酒擼串之餘，都免不了買上兩三注，小賭怡情一把。據說，本屆世界盃有超過2000億美金流入博彩市場，而每100個下注者中，有27個是中國人。
對於這種閒來玩兩把的場子，中國人似乎總嫌不夠多。每四年踢一次的世界盃，頂多也就幾百萬人在裡面小賭怡情；每週開盤五天的股市，則有幾千萬人炒得流連忘返；而365天都能搓的麻將，更是有上億人無論日夜寒暑玩的樂此不疲。
無怪乎胡適目睹國民瘋狂搓麻，在1930年撰寫《麻將》一文批判道：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哪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夜的嗎？
胡適雖然對麻將口誅筆伐，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資深雀友，他的鄉下太太江東秀更是麻將高手，幾乎每日都聚集起一幫太太小姐，從上海搓到北京，從北京搓到臺北，一度靠賭資貼補家用。胡適本人牌技比老婆差許多，牌桌上卻盡是鴻儒大家，如徐志摩、梁實秋、潘光旦、羅隆基等人。
徐志摩的牌技要遠勝於胡適，打起麻將來行雲流水，來去如飛，經常殺的胡適片甲不留。不僅如此，他還在牌桌上總結出一套男女關係理論：“男女之間最規矩清白的是煙榻，最曖昧最嘈雜的是打牌。”因此對交際花老婆陸小曼，徐志摩提出了別出心裁的要求：跟別的男人一起抽大煙可以，打麻將絕對不行。
不過胡適和徐志摩任教的北大，如果要組一個麻將代表團，是萬萬搓不贏隔壁清華的。
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打起麻將比北大校長鬍適生猛許多。他日記裡常出現“飯後看竹”等字樣，其實就是飯後打麻將。梅校長畢生清廉節儉，但在麻將桌前卻豪邁隨性，在1956-57年籌建新竹清華期間，他忙裡偷閒打了85場麻將，每週都要上陣，其中贏25次、輸46次、平盤14次，共輸掉1650元，而當年臺北的一碗陽春麵也才不過賣一元錢。
曾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在雀友屆也不遑多讓。1919年，梁啟超參加完巴黎和會之後回國，朋友過來請他演講世界局勢和列強動態，梁啟超卻表示：“你們訂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朋友大惑不解，梁啟超解釋道，所謂四人功課就是搓麻，眾皆愕然。
而梁啟超在清華做國學導師時，有一句名言更是滿校皆知：“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此處的打牌指的就是打麻將）。”據說梁啟超很多驚世雄文，都是在麻將桌上口述而就。相比之下，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給自己定下的“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的戒律，則顯得拘謹許多。
大師濟濟的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更是雀友屆重鎮，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浦江清等大教授，皆是麻將的擁躉。即使在西南聯大艱苦歲月裡，中文系的一眾教授們，也經常趁著春節中秋的難得閒暇，去聞一多教授家搓上八圈十二圈。國難期間，研習“國粹”也是救國。
國粹並非小布爾喬亞式知識分子們的獨愛，無產階級革命者也時常拿來消遣。主席曾說過：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一是中醫，二是紅樓夢，三就是麻將。在延安時，他就經常跟葉劍英及他的政治秘書師哲等人一起打麻將[4]。而總設計師在1989年退休後，也經常安排在週三週六週日打橋牌，週二週四週五搓麻將[5]。
甚至連歐美日等國，也被中國麻將席捲。早在1920年代，136張麻將牌，就披著東方神秘主義色彩，越過《排華法案》的封鎖攻佔了美國全境。1923年，大約有1500萬美國人在玩麻將，中國留學生甚至可以靠教麻將混飯吃，全美麻將年銷量高達150萬副，來自中國原裝進口的骨牌更是被搶購一空。
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邁阿密，1924年
不過歐美的麻將熱潮，一陣風颳過後就逐漸消停，唯有中國，從清末民初麻將誕生以來，國民的搓麻熱情就一直高漲如虹。從巴蜀到中原，從關外到江南，投機欲向來滿格的中國人民，在麻將桌上謀略攻伐，算計角力，甚至連地震、水災、冰雪、颱風都阻擋不住全國人民大戰四方的熱情。
四位美女在水中搓麻，鄭州，2014年
因此，假如胡適穿越到現代中國，看到十億人民九億麻，詰問中國人為何在四方陣裡浪費如此多的光陰時，一定會有人一本正經地告訴他十字箴言：
麻將恆久遠，么雞永流傳。
01
北京的大學教授們在麻將桌前玩“推摸碰和”的小賭，上海的流氓賭棍們，正在忙著運作財源滾滾的大賭。
賭博在中國大陸的歷史巔峰，就是民國時期的上海。在封建社會全面解體，外來文化猛烈衝擊的年代，社會道德沒有了以前的約束，賭博狂潮愈演愈烈，而十里洋場紙醉金迷的上海灘，就是賭博滋孽的集中地，這裡中西賭場鱗次櫛比，土洋賭法琳琅滿目，光是傳統的賭法，就有：
麻將、牌九、紙牌、花會、鋪票、山票、番攤、白鴿、牛欄、頂牛、十位、天九、打雞、趕羊、三軍、侯王、柑票、肉票、啤票、詩韻、通寶、鬥雞、鬥狗、鬥雀、升官圖、狀元籌、十點半、十三張、十五糊等。
除此之外，西方的跑馬、賽狗、輪盤賭、老虎機等新式賭具，也源源不斷湧入上海。幫會流氓，洋行富商，官僚權貴，都在上海灘經營著各類賭窟會館，數量多達1500家。這裡面自然少不了上海灘“三大亨”的場子，他們開設的福煦路181號賭場，就是當年中國乃至遠東最大的賭場。
福煦路181號賭場佔地60餘畝，主要建築是一幢3層面積巨大的花園洋房，前門是法租界，後門是公共租界。1927年四一二清黨後，幫會勢力變成上海灘實質性的統治者，勢力最大的青幫乘機開辦了這家大賭場，張嘯林為董事長，黃金榮、杜月笙等為董事，1931年正式開賭，一時車水馬龍，賭客雲集。
賭場一樓是富麗堂皇的大堂，設有大型輪盤賭檯8張，每張賭檯光服務人員就有12名；二樓分隔出大小賭室數十間，每間玩法都不同；三樓是休息娛樂會所，備有美酒佳餚，雪茄鴉片，曼妙女郎，一律免費，光鴉片煙泡，每日都要吸掉1500個以上，賭場更是有“四白”原則：白吃、白飲、白吸、白坐，儼然是用免費引流，用骰子變現。
人性被研究到了極致，不怕你不來。軍政要員，土豪富紳，名流闊太，對181號趨之若鶩，而上海灘首富盛宣懷家的公子小姐，更是每日必到，每到必賭，每賭必輸。
盛家的龐大家業迅速敗光，就是拜賭博所賜。盛宣懷的四子盛恩頤，曾經一把牌把北京路黃河路弄堂裡的一百多幢房子，整個兒輸給了“民國四公子”之一的盧筱嘉。而另外一位公子張學良，也是賭場常客，不過他首次光顧181號，卻是1933年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入住，期間被捆在床上一個月，強制戒掉毒癮，過程慘烈無比。
在國民政府和租界當局的默許下，賭場日進斗金。租界當局一直依靠賭稅，維持修路建橋、建築維護、巡邏治安等市政開銷，一個法租界巡捕房，每個月就能從轄區內賭場抽成5000大洋。相比之下，全球著名的賭城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1930年賭博收入525萬美元，僅是上海同期賭博營業總額的28%。
在上海以外更廣闊的中國，賭博氾濫的程度觸目驚心。中國曆朝歷代都對底層的賭博行為嚴加管束，尤其是宋元明清時期，但鴉片戰爭後，張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張“馳賭博之禁，開徵賭捐”，將賭稅變成籌措賠款的重要方式，加上法制鬆弛，倫理漸喪，賭博在華夏大地上呈燎原之勢，全國僅所謂彩票公司，就多達200多家。
1900年1月，到任兩廣總督不到10天的李鴻章，就全面放開了廣東的賭博行業，用來籌集政府經費。先是規定“闈姓”承包公司每年交賭餉200萬兩，又以籌集海防經費的名義，規定“番攤”承包公司也要每年交賭餉200萬兩（闈姓和番攤均為晚清賭博玩法），後來山票、鋪票、白鴿票等項目也被政府以特許經營的方式承包了出去。
200萬兩是什麼概念呢，老佛爺以海防捐的名義，籌錢修頤和園，被後人罵了一百多年，總共不過200多萬兩。在賭禁放開的廣東，這不過是一個賭博項目一年上交的承包費而已，可見中國人底層百姓好賭到了何種程度。很快，各省紛紛效仿改革弄潮兒廣東省的經驗，以“奉旨開賭”為名目，逐漸將賭博公開化和合法化。
到了民國時期，雖然中央政府力倡禁賭，但各省根本不想管，甚至親自下場，藉著救濟、國防、惠民等名義開設所謂“彩票公司”，拿到承包權的權貴們大肆斂財，甚至連妓院行業協會也發行彩票，中頭彩者可以娶當紅頭牌為妻。高峰時，武漢一條街上就能有四家彩票公司，密度僅次於很多年後的房產中介連鎖。
晚清民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朝廷親自下海開盤口，老百姓肯定蜂擁而至，攔都攔不住，這種寶貴經驗，還能管用很多年。
02
1948年的冬天，平津和淮海的硝煙正濃，無論是喜歡麻將怡情的教授們，還是經營賭場發財的流氓們，都發現自己必須要面對一場歷史大賭。
12月15日，北大建校五十週年慶，此時北平城已被林彪的部隊圍的水洩不通。在校慶紀念會上，校長鬍適發表講話，此時城外響起激烈的炮聲，胡適面色不改，將簡短的發言作完，便匆匆趕赴南苑機場，與陳寅恪等一同飛往南京。目睹此番場景的季羨林，做了幾句詩：“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
其實挽留和爭取胡適的人，如過江之鯽絡繹不絕，例如他的得意門生吳晗，曾經數次登門拜訪，懇求胡適留下；北大哲學系教授鄭昕，是胡適的同鄉和密友，受地下黨所託多次挽留胡適；而胡適夫婦的小兒子胡思杜，也不肯跟父親上飛機，胡適只能給他留下一箱財物，父子從此訣別。
15日傍晚六點半，胡適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蔣經國傅斯年等人接機。兩天後，肖勁光的東北野戰軍第1兵團攻佔了南苑機場，傅作義的部隊在東單緊急修了一條南北方向跑道，21日清晨，載有清華校長梅貽琦的飛機，從這條狹窄鬆軟的臨時跑道上起飛，駛往南京。
據季羨林先生回憶，胡適撤離北平後，懇請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飛機，點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幾位老朋友。飛機穿過炮火連天的半個中國返回南京，在機場恭候的胡適滿懷希望地要同老友會面，然而機艙門打開後，幾乎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胡適當場大哭[6]。
12月28號，南京派來接知識分子的最後一架飛機駛離北平。揮別故土的，拒絕離去的，都已經完成了對各自命運的押注，買定離手，等待他們的是時間的答案。
南方上海灘的大亨們，抉擇的時間要稍晚一些。杜月笙決意奔赴香港，而與他合開181號賭場的黃金榮，不願以八旬高齡流寓海外，選擇留在上海。1949年5月1日，辭別黃金榮後，杜月笙舉家登上了擁擠的寶樹雲號客輪，順著黃浦江，駛出吳淞口，26天之後，陳毅的三野九兵團攻入上海市區，夜間睡滿了南京路。
《羅曼蒂克消亡史》結尾，削瘦的陸先生離開上海，在香港海關入境處，緩緩地摘下了自己的氈帽：一個時代在他背後消亡。
胡適於1962年在臺灣去世，他死前並不知道兒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殺，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們的命運：在胡適梅貽琦離開後，以副軍代表身份接管清華北大的吳晗，生命於1969年10月終結，死前頭髮被拔光，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兒也相繼隨他西去。
在吳晗去世的同一個月，曾經與胡適一起離京的陳寅恪先生（後來選擇留在廣州嶺南大學），在遭盡折磨後溘然長逝，臨終遺言“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而拒絕登上南下飛機的學生兼同事饒毓泰先生（北大物理系主任，楊振寧、李政道老師的老師），則在1968年懸樑了斷餘生。
同樣婉拒胡適邀請，堅決不飛南京的，還有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這位與王國維齊名的國寶級史學家，在1949年5月發表了《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信中指責胡適“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規勸他“應該轉向人民翻然覺悟”。1966年後，陳垣雖然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但在周總理的保護下得以善終。
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選出的81位院士中，59位選擇留陸，13位選擇赴美，9位選擇赴臺，他們的結局往往迥異。
麻將牌技很差的胡適，在這次以命運做賭注的選擇中，並沒有多少猶豫。1918年，他在北大圖書館遇到一位湘潭口音的湖南青年；1920年，他與其他三位教授，為北大同事、也是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登報募捐葬禮費用；1948年，他在周圍一片挽留聲中，毫不回頭地登上了那架南下的飛機。
時代大潮面前，能獨善其身的始終是少數，絕大多數人，無論是鴻儒大家還是販夫走卒，命運都如風吹飄絮，雨打浮萍。
這種對命運浮沉的無力感，又恰巧能夠回答類似胡適在1930年《麻將》一文中裡的這類疑問：為何中國人荒時廢日地熱衷麻將？為何表面中庸的中國人骨子卻好賭成性？
縱觀中國歷史，無論是歌舞昇平的昌隆盛世，還是江山飄搖的混亂年代，中國人都很難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內有禮教約束，外有君王威嚴，朝堂的一紙敕令，犧牲掉就是百萬、千萬甚至一整代人。這種命運不由己的恐慌，無處釋放時便是焦慮，有處釋放時便是賭性。
在麻將桌前，中國人往往能體會到別樣的感覺：隨心所欲的解脫，把握命運的自由，較智伐謀的過程，大殺三方的快感。被儒家法家壓抑的個性，在牌桌前可以汪洋恣肆。現實中恐怕只有萬萬人之上的那位才能享此待遇，難怪李敖總結道：“也許正因為中國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將才那麼盛行。[1]”
但這種虛假的快感，帶來的卻是無窮的災難。全天下的賭博都是十賭九輸，輕者傷財銷金，重者傾家蕩產。1949年後，大陸以高強度的經濟和社會管控手段，將民間的賭博沉珂盡數剷除，甚至連麻將都銷聲匿跡。改開後雖然娛樂消遣被重新解禁，但對賭博的查禁卻從未放鬆。
這並沒有阻擋住好賭的中國人，善於取巧的他們，把一切可以下注的地方，都改造成了能發財的場子。
03
上海解放後，位於福煦路181號的大賭場早改頭換面，門口的這條以協約國元帥命名的馬路，被這座城市的新主人改成了充滿革命色彩的延安中路，而這座曾經可以白吃白喝白吸的花園洋樓，也變成一家人均消費五百的本幫菜館，茶水收費，停車要錢。
沿著門口車流如梭的延安中路向東駛去，不久便可抵達黃浦江畔，在對岸陸家嘴恢宏的建築群中，一棟外面是銀白色的鋼筋骨架、中間卻是四方鏤空的大廈依稀可辨。有人說這棟建築像凱旋門，但更多人覺得它像一枚被網兜套住的方形銅錢，這便是上海證券交易所。
舊場子關了，新場子出門右轉6公里，公交半小時，駕車一刻鐘。
大陸在1949-1978年期間，大賭小賭都幾乎完全銷聲匿跡。但那種“命不由己”的恐慌，卻並沒有削減絲毫半分，反而在建國後一場場的運動中，進一步浸透中國人的靈魂與骨血之中。工農業剪刀差下的農民，十年浩劫裡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里的知青，國企改革中的下崗工人，他們感觸最深。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骨子裡的賭性，一旦宣洩，便是噴湧的火山。精明的友鄰嗅到了這股澎湃的賭欲，朝鮮的羅先市、緬甸的邁扎央，韓國的濟州島，俄羅斯的阿穆爾，圍著中國開了一溜兒賭場，甚至有媒體戲稱“賭場圍剿中國”。而近水樓臺的澳門，2017年的博彩收入已經接近拉斯維加斯的5倍（332億美元 vs. 71億美元）。
但是出境畢竟繁瑣，尋找到市井平民也能參與的玩法，才是群眾們的當務之急。早在民國時代，流氓賭棍們在設計一種新式賭博方法時，就總結出一套經驗，即就是好的賭法，通常必須具備四個特點：
一是賭注門檻不高，普通人也能上車，能夠借錢加槓桿更好；
二是玩法簡單易懂，但又透著專業性，好讓賭徒覺得通過鑽研，就可以戰勝莊家和其他賭客；
三是要有造富效應，派彩的賠數高，讓窮人有一夕致富的希望；
四是表面上要非常公平，賭客輸了只怪自己運氣不好或技不如人，下次照來不誤。
用這套方法論來設計賭場，在當前已經是不可能了，但聰明的中國人民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滿足這四個特點的場子，都變成了賭場。
在股市，他們把用來給實體企業融資的交易所，變成了全球散戶最多、換手率最高、韭菜最茂盛的沃土；
在樓市，他們跟央行對賭貨幣政策，在一輪輪調控中把戰火從北上廣燒到全國；
在幣圈，他們創造了全球90%的交易量，各種山寨幣空氣幣傳銷幣數不勝數。
圍觀的群眾，不會詰難這些發財或失意的賭徒，只會問：下次能否帶上我？
中國人這些年篤信的一句話，叫做“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德五讀書”。“命”既然無法自己掌控，那就得靠“運”讓自己翻身看，至於積德和讀書這兩個選項，只能暫時靠邊站。當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小時，孤注一擲試一試運氣，就成了全民的精神寄託。
王首富曾說過：富貴險中求，清華北大都不如膽子大。這些年鹹魚翻身的所有姿勢，都在這句話裡。
04
2018年6月，來自湖南農村的證券經紀人彭雲，因為炒股虧損欠債40萬，選擇在深圳的一間出租屋裡燒炭自殺，年僅29歲；一個月後，一位身價比彭雲高不知道多少倍的中年人，在風景秀麗的法國，面對一堵矮牆沒收住腳，“意外跌落，重傷身亡”。
十賭九輸，古人誠不我欺，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賭輸了都得一鍵清零。
筆者以前曾寫過一句話：“賭國運成功的人，有曾被虧待過嗎？”但這句話沒有談到的，是那些賭國運不成功的人。對那些首富大鱷們來說，眼前那堵矮矮的牆，似乎可以賭一把輕易地跳上去，來欣賞到別人見識不到的美景，但如果沒控制好力度和姿勢，迎接他們的就是牆那頭的萬丈深淵。
而對於整日焦慮的中產來說，他們炒股炒房炒p2p，看起來是賭博，本質上卻是絕望。他們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那輛時代的列車已經拉響汽笛，車輪開始緩緩滾動，自己卻連一個站票都沒買到，如果不瘋狂抓住一切機會奮力一躍，又能如何？
1992年8月，120萬人拿著370萬張身份證湧入深圳，瘋搶新股認購證；1993年2月，瘋狂的炒家湧入海南炒房炒地，600多萬人口的海南省一度有2萬家地產公司；2007年8月，追趕牛市的人群在券商營業部前排起了長隊，而在幾年之後，他們又把隊伍轉移到了售樓處和民政局前。
這一幕幕的瘋狂和絕望，拼出了國人賭性所滋養出的全部圖景：底層賭命，中產賭財，富豪賭國。中國投機史裡所有的崛起與毀滅，都在這十二個字中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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