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華百年護照故事》一書出版。據書中所述，秦漢以來，國人便開始漂洋過海 ，並逐步建立通行證制度，而通行證件也由古代的節、傳、符，逐步演變為我們今天使用的護照。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收藏的錯金銘文虎節
清朝末年，廣東因有著對外通商的地理優勢，到海外謀生的人數眾多。他們分佈在世界各地，位於江門五邑的華僑華人博物館裡收藏的華僑護照證明了這一點。
現收藏於江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的新寧（今江門台山市）籍美國華僑黃華饒的護照，簽發於1882年，可能是迄今發現的國內最早的清代華僑護照。
眾所周知，潮汕人移居海外的數量龐大，全球的潮汕人在本土、國內其它地區和海外分別各佔了1/3，很多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大商人即是潮汕移民，所謂的“海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那麼，潮汕人是什麼時候開始“過番”的呢？
答案是——唐宋時期！
早期的移民者
“無可奈何炊甜粿，打起包裹過暹羅。”千百年來，潮人過番是迫於無奈，也是帶著美好夢想的冒險選擇。據《潮州志》記載:“潮州對外交通，遠肇唐宋，昔年帆船渡洋，一往復輒須經歲。”唐宋時，由於對外往來通商貿易的關係，已有潮人暫居海外的現象。
宋元時期
潮人向東南亞移殖，能見到的記載溯自南宋：“潮州人之移殖泰國，約始於南宋末年。”早在宋、元之間，便有一些潮州人因戰亂而避居東南亞各地。南宋滅亡前夕，潮州知州馬發守潮州抗元失敗後，義民遺官相率避難海外，其中也有一部分潮州人。
泰國素可泰王朝
元朝入主中國後，泰國的素可泰王朝三世國王坤南甘杏（史稱敢木丁）即與元朝通好。應暹國的要求，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曾派遣陶瓷工匠到暹國製作陶瓷器，設窯於宋甲洛。
泰國的唐人街
現泰國尚留下不少遺物稱為宋甲洛陶瓷（Sangkhalok）。因潮州城自古盛產陶瓷，且對外往來較早，故元朝派遣的陶瓷工匠中或有一些潮州人成為技術移民。
明代
明代初年曾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廷禁令“寸板不準下海，點貨不準入番。”自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間，明成祖使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與亞非各國建立了聯繫。此間海禁一度放鬆，當時的南澳稱為“番倭互市之地”，饒平的柘林也為“商船鉅艦往來之所，日本、暹羅船隻時有停泊。”
鄭和七下西洋
由於鄭和接續出使南洋各國，海行無阻，於是閩粵沿海人民慕利群趨為商販，來往海外通商貿易，因而移殖東南亞的潮籍華僑日益增多。這是早期的商業移民。
饒平柘林
明朝中後期，朝廷再度實行海禁。當時流入海上就被稱“海寇”，列為清剿對象，官逼民走，拒民於國門之外。這就迫使前往海外通商、謀生的一些閩粵沿海居民，有家歸不得而流居於東南亞各地，其中不乏潮人。
據《明史》記載，明正統年間（1436—1449），潮州濱海之民“糾誘傍郡亡賴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貨爪哇國，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
明朝實行“海禁”
明中期澄海人楊四，幼時與其父移居柬埔寨。魏源《海國圖志》暹羅條記載有：“華人駐此，娶番女，唐人之數多於土番。惟潮州人官屬封爵，理國政，掌財賦。”
潮人在暹羅的地位如此之高，非經幾代人之努力難以做到。澄海人林道乾到達泰國南部的北大年定居。北大年的國王將女兒嫁給他，並“劃其所屬之地若干，使道乾率眾居之。”林道乾在當地建立了功績，當地人民將北大年港改稱為“道乾港”來紀念他。此外，在明末清初抗清鬥爭中大批潮人追隨鄭成功赴臺，也是潮州移民史上不能抹殺的一頁。
清代
滿清入關統治中國之後，沿海的明代遺民相率逃難海外，又促使潮人進一步向東南亞移殖。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實行遷界海禁政策，限粵閩沿海人民內遷50裡以斷絕對鄭成功的支持，潮汕沿海一帶成為“田廬荒墟，墳墓無主，寡婦孤兒，哭望大未”的悲慘世界，導致“農工商賈皆藉船為業”的沿海潮民被迫出海謀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平定臺灣後，乃解除海禁。乾隆十二年（1747年）允許沿海商人領照到暹羅採購大米以接濟民食，於是東南沿海的海運外貿興旺起來，澄海樟林港成為入口米糧的集散地。
樟林古港
樟林港海運貿易的發達，為潮人向海外移殖提供了交通上的方便，從此潮人得以自由出國，自十八世紀中葉，從樟林港乘紅頭船出國謀生的潮人源源不絕，僅移殖泰國一地，“有史料可資考察者，為1782年至1868年，潮州一帶乘紅頭船移入泰國者人數甚眾。此一階段約100年，華僑人數達150萬人”。
“潮州地狹民稠，出洋謀生者至眾，居留遍及暹羅、越南、馬來亞島、爪哇、蘇門答臘等處。”據《馬來西亞潮人通鑑》記載：“潮僑出洋，初至暹羅，於暹羅創有豐功偉績，擁有極大勢力，人數最眾，故暹羅遂成為潮州人之第二故鄉。由此分散南下，有至蘇島之舊港、後移佔碑及廖內各小島，有至馬來西亞之新加坡及柔佛。”
樟林古港歷史文化陳列館中的“過番三寶”，當年由樟林港乘坐紅頭船過番的人大都備有市籃、甜粿、水布三件東西。
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早年撰寫的《潮州歷代移民史》中曾提到：“至潮人之移殖南洋群島者，為移民史一大事。據統計，同治八年至十一年，汕頭出口共101261人，光緒三十年至民十二年，實際出口共52069人，就中以民六年73000人為最多。蓋其時南洋橡椰有價，墾殖利多，商場暢旺，故州人鹹趨之也。民國二十八年，因抗戰時期，人民及儒屬避地南徙故，實際出口又越62233人。三十三年，州境淪陷，交通梗阻，其經揭陽縣出口者僅20人耳。復員後，出口人數略有缺乏，外移之數，亦大不如前矣。”
潮人移民海外的一些特點
潮州人在新加坡的歷史，比萊佛士到該國開埠要早得多。1819年萊佛士租下新加坡，以裡峇峇利（今皇家山）為總部，那裡原是潮州人所擁有的甘蜜園。
新加坡萊佛士雕塑
據傳，英人萊佛士未抵新以前，新加坡為一漁村，馬來蘇丹住於石叻門，有海陽（今潮安）人十餘名，每受巫人殘殺，乃由暹召集潮僑前來，居住於山仔頂，即今粵海清廟宮地。嗣有庵埠東溪（今仙溪）人王欽及王豐順兩人，首先航海來星，為潮僑領袖，建粵海廟（首建於1926年以前的新加坡華人古廟），創義安郡。”
粵海清廟
另據傳記所載，曾被霹靂王聘為“顧問官”的許武安，1825年生於檳城，其父許栳合（祖籍潮安彩塘宏安人）早年在北馬從事墾殖，成為北馬華僑實業家。1850年前後任霹靂甲必丹的陳亞漢（祖籍潮安庵埠亭下村），其子陳成寶生於怡保，1845年已成為新加坡潮僑領袖。新加坡開埠後不久，被人們尊稱為“佘皇帝”的澄海月浦村青年佘有進南來到該地，這位知書達理的青年受到殖民當局器重，成為法庭陪審員。佘有進還是義安公司的創始人。
佘有進
早期的潮僑移殖安南（今印支三國），是不晚於暹羅、馬來西亞等地的。民間相傳“安南客、先過番”及“過番先去安南”之說恐有事實依據，因安南古代為中國藩屬，關係較為密切，加上中國曆朝更替，遺臣遺民逃難者不少。1820年柴棍（堤岸市前身）僑商已成立七府公所，七府即七幫，其中潮州幫名列第二位。各幫還自立會館，潮州幫設立義安會館。早期潮州幫華僑在堤岸主要從事茶業、米業生意，有的世代相傳至今。相信早期潮僑向海外移殖的路徑，初是先至安南、暹羅，後才至東南亞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而再播布全世界五大洲。
早期的馬來西亞
潮人移民之所以能夠在海外長期定居下去，融入當地社會，取得驚人成就並對僑居地和祖籍地都作出巨大的貢獻，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潮人移民的和平性質決定的。移民的目的完全為了謀生，別無其他政治目的與動機，也沒有政府資助或政治後盾，完全屬於民間自發行為。在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傳統的同時，他們所傳播的只是純粹的技術，完全出於生活、生產和貿易的需要，而且這種傳播是在和平友好、無意識和不自覺中實現的。
資料來源：僑鄉廣記、廣州日報、潮州日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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