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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起來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不適應、不理解，有的甚至覺得中國人偷跑、搶跑、耍賴，佔了西方人的便宜。為什麼中國在世界上總是被誤讀、誤解？根源在於“有理說不出、有理說不明”。成功的經濟發展實踐，必須要有與之相匹配的一套理論來闡釋和指導，不然，在前進的道路上，就會被帶偏。
經濟學理論講得成功的是英國人
1775年英國開始搞工業革命，同一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被認為是經濟學的《聖經》。《國富論》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由市場經濟是自我平衡的，好得很，只要你搞自由市場經濟，人人都受益。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讓勞動分工很細，每個人都發揮效率。亞當·斯密給英國時代創造了一種理論、一種思想，影響了無數人，大家都覺得英國工業革命是世界的福音。
亞當·斯密的繼任者大衛·李嘉圖，當了英國的國會議員，後來到大學當教授，也為當時英國的經濟搖旗吶喊，自由貿易好、人人都受益，自由貿易的各國都發揮比較優勢。英國當時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國家，他們的經濟發展在學者那裡找到了理論的、思想的根據。
馬克思雖然不是英國人，但他研究的是當時興起的英國資本主義市場的生產方式。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奮鬥了幾十年，他的結論有鮮明的鬥爭性、實踐性，充滿了哲學的思考。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制度有它潛在的本質性矛盾，這個理論給當時的工人運動提供了思想指導。
凱恩斯看到了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衝突、矛盾，包括1929年的大蕭條，工人大規模失業，有人想買東西，但是工廠又不能開工，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凱恩斯提出政府必須干預，政府發債券，僱工人在地上挖個坑都可以，只要你挖坑就把工人僱了，工人就有錢了，市場就可以運轉起來，他在哲學層面實際上是繼承了馬克思。
一戰結束時，凱恩斯作為當時最重要的經濟學思想者，倡導不應該死磕德國，英國跟法國應該給德國留出生路，可惜他們沒有聽凱恩斯的。英國和法國拼命地擠德國，把德國推向了極權主義的死路。二戰結束前夕的1944年，凱恩斯帶領英國的團隊應邀到美國去構想1945年戰後世界的經濟大格局。凱恩斯講得非常好，但是可惜英國已經是明日黃花了，美國掌握了世界霸權。堂堂凱恩斯說不過美國的國務卿懷特，懷特方案最後被採納。
講得比較成功的是美國人
美國非常有意思，建國二百多年的時間，絕大部分時間是搞貿易保護的，美國內戰的結果是，搞貿易保護的北方戰勝了支持自由貿易的南方，這是完全背離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基本原則的。
美國從內戰結束一直到二戰，這段時間沒有出思想家、經濟學的大家，沒有思想家為自己辯護。美國推行大陸經濟，搞貿易保護，不需要提倡自由貿易是說得過去的，但是美國沒有思想家為自己辯護。
直到二戰結束，美國要主導國際秩序了，蹦出來一位米爾頓·弗裡德曼，自由經濟的領軍人物，他是一個很好的傳播者，作為猶太人非常會辯論、非常會利用電視媒體的傳播渠道在美國到處宣傳自由市場經濟，符合那個時代的精神，符合當時美國所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精神，算是成功的，但是應該說不能算原創。
接著，二戰之後哈佛大學當時最有名的、最有影響的阿爾文·漢森教授，他的貢獻是把凱恩斯主義引到了美國。他的學生保羅·薩繆爾森跑到麻省理工學院創辦了經濟系，技術層面非常強大，建立了現代整個經濟學的技術體系。還有一位是薩繆爾森的侄兒薩默斯，當過美國財政部長，後來又當過哈佛大學校長，以前是為自由貿易搖旗吶喊，最近一段時間開始轉向，說自由貿易對美國不一定是好事。
坦率地說，美國搞經濟學的人多，技術完備，非常強大，但是思想層面有點土，重大思想都是來自於歐洲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馬克思，還有後來的熊彼特等。
不敢講、講得不好的是日本人
最悲情的故事是日本。日本人將近三十年的經濟衰退怎麼來的？
我認為是經濟學沒搞好。日本人非常勤奮，技術上精益求精，研發一個汽車、做一個產品，幾十年如一日，但經濟學不是這麼玩的。
日本人的缺點是什麼呢？一是學外語太慢、嘴笨，這塊不如中國人。二是思想層面，沒有學到西方的精髓，沒有創新。這麼多年日本的財政部、央行找不出幾個能夠跟美國人吵架的、在理論上能夠講得圓的高級學者或者官員。日本財政部裡面的博士非常少，這麼多年一碰到匯率問題、貨幣政策問題、具體的體制問題，他們講不清楚。
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最倒黴的是日本，因為日本借了很多錢給東南亞國家，日本非常希望東南亞國家能夠緩一口氣，然後把這個錢還回來。日本人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錢不夠，我們出錢搞一個亞洲貨幣基金，來營救那些陷入金融危機的國家，把他們扶起來之後給我還錢，就像美國扶持墨西哥一樣。美國人說不行，一定要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一步伐行動，日本人什麼都不敢講。
所以，中國未來到2035年、2050年的發展，不光要解決具體問題，還要把中國的理論講出來。為什麼我們要市場跟政府同時使勁？為什麼今天的美國、歐洲會出問題？要把這個問題在理論上講清楚，講不清楚一定會吃虧，這是我們的責任。
日本20多年的衰退，起源於1985年的廣場協議，而廣場協議之所以簽訂是因為日本經濟學研究長期落後於實踐。在日本經濟騰飛的年代，鮮有日本經濟學家能夠與美國同行針鋒相對，從學理上反駁美國政府強勢要求，沒能給一線經濟政策團隊應有的支持。最終，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政策要求，日本經濟政策界毫無還手之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戰結束前夜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多虧了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沒落的“大英帝國”爭得了超額的話語權和利益。
（摘自《領導文萃》2018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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