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發佈的2017福布斯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名中，惠州在全省排名落後於同期GDP排名，全國排名也出現下滑。至2017年底，惠州商事主體總量達48.6萬戶，比商事制度改革前增長28.7萬戶，但與同期東莞市場主體總量91.91萬戶相比，差距同樣明顯。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新一輪發展窗口期正在打開，惠州的營商環境，能匹配否？
從改革力度找差距，惠州營商政策含金量有多高？
近年來，惠州實施投資項目系統集成審批改革，社會投資項目審批審查時間壓縮約65%，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全省考核中連續5年獲得第一。從2012年開始，惠州每年開展“企業服務月”活動，出臺扶持實體經濟“惠28條”和扶持民營經濟“惠42條”，“惠10條”，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有效激發市場活力和創業熱情。
中央編譯局專家楊雪冬認為，惠州進行的公共資源交易管理體制改革，敢於直面熱點難點問題，展現了改革勇氣和自信。其統一、規範化、透明化的原則，既便利了交易進行，也規範了交易行為。
然而，如果與深圳等地的改革力度相比，惠州仍有明顯差距。
2018年1月，深圳印發《關於加大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雖然只有6000字，但卻從貿易投資環境、產業發展環境、人才發展環境、政務環境、綠色發展環境和法治環境等6方面，提出20大改革措施、126個政策點，可謂句句乾貨。
當惠州謀劃以自貿區標準加快推進中韓（惠州）產業園建設，深圳已經明確“除法律已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外，將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廣至全市”；當惠州推行投資管理負面清單、職能部門服務清單以及政府權責清單（行政許可）“三張清單”時，深圳公佈了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等8張清單，以“信息技術＋制度創新”推動政務流程再造、政府管理體制變革；同樣是“一門式一網式”政府服務模式改革，惠州爭取讓群眾“少跑一趟路、少跨一個門檻、少走一道程序”，東莞則公佈了“最多跑一次”首批1173個事項清單；當惠州還在努力推行“五證合一”，江門已經在“九證合一”後發出首批“十五證合一”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和“五證整合”的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此外，深圳還通過市行政服務大廳打造親商便民的深圳政務服務“旗艦店”“體驗館”，率先提出首席代表服務團、“一對一”全鏈條精準服務、代辦制、容缺審查、流程“減法”、秒審秒批、個性化試點、“親清政企”群等措施。在此吸引下，僅2018年上半年，就有約50家企業遷入深圳，其中包括順豐控股和北訊集團兩家知名上市公司。
“企業發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在各行各業創新轉型發展中，政策保障及信息暢通尤為重要。”惠州市九惠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辦主任王吉文認為，政府應進一步加快構建以交流合作、技術創新、創業融資、人力資源、政策法規和創新文化等支持平臺為主要內涵的保障體系，使得各方優勢互補、資源互用、利益共享，從而促進企業高效健康發展。
從企業“落地難”找癥結惠州經濟發展短板在哪？
近年來，有這樣的案例在惠州企業圈子裡流傳。
某經營20多年的惠州本土企業，年產值上億元，在全市同行業中較有影響力，拿下與國內知名家電企業的重點業務後，購買工業用地在證件齊全情況下用時一年多時間才辦理過戶，進場施工又遭遇村民搶種，致使工程停工、項目流產、資金積壓……
這樣的案例傳播讓不少有到惠州投資意向的企業打了退堂鼓，讓惠州錯失一些原本近在咫尺的發展機遇。
如何破解？直面所有問題，是解決營商環境問題的第一步。
今年6月1日上午，惠州市2018年“企業服務月”活動在惠州會展中心拉開帷幕，31個市直職能部門及單位擺攤設點，當面接受企業詢問，現場超過1000家企業派員參加。
記者參加惠州市或縣區多場“企業服務月”活動發現，前來詢問政策性常規問題的多，對政府部門當面“挑刺”的少——但從其他渠道看，後者並不鮮見。
從2017年開始，惠州創新推出了“惠企通”APP和微信公眾號，向企業推送惠企政策和資訊，企業可提交訴求反映問題，由相關職能部門辦理並回復結果。在“惠州惠企通”APP上，記者看到，不少企業提出訴求，內容涉及開辦企業、項目招投標等環節。從政府部門的回覆情況看，能切實解決問題的正面回應少，流程式的“套話“多。
比如，有市民投訴某縣區各鎮區汙水管網工程項目未能按照現行法律進行公開招投標，相關政府部門只表示該項目選取前期單位“是經區政府同意……”並未正面回應該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有市民投訴在身份證丟失後被派出所告知“不用掛失”，時隔半年後卻發現被人冒名開設2家公司，多個部門投訴無門，相關部門在回覆中以“操作規程”正在徵求意見等理由，建議其繼續等待或通過民事訴訟解決。
這些問題的出現，最終反映在惠州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上。
2013年，惠州曾提出，到2017年，全市民營經濟年增加值達到2000億元，佔全市GDP比重40%以上。4年後，惠州民營經濟實現增加值1684.62億元，未達預期。
從珠三角以及全省來看，同樣不容樂觀：2017年惠州民營經濟增加值增速為7.7%，低於全省0.4個百分點，低於珠三角0.6個百分點；民營經濟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44%，低於全省9.8個百分點，低於珠三角2.5個百分點。在民營經濟佔比方面，惠州比佛山、東莞等城市低較多，凸顯惠州民營經濟發展相對滯後。
從對標先進找空間，惠州如何向優等生取經？
隨著惠州與深圳之間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越來越多的深圳企業來到惠州尋覓商機，落戶發展。
王華（化名）是深圳龍華區一家玻璃廠的負責人，近年來在惠州投資一家食品加工廠，目前工廠還在建設當中。他告訴記者，這兩年經過簡化辦事流程後，從制度設定的期限看，企業在惠州辦理土地使用證、營業執照等事項所需要的時間，已經跟深圳差不多。但涉及到要由政府討論決策的流程，過程往往會慢一些，效率還有待提高。
著眼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城市之間的深入融合發展，既為惠州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也可能帶來因“虹吸效應”和“馬太效應”導致惠州錯失發展良機的嚴峻挑戰。
2018年1—5月，惠州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762.15億元，其中石化和電子行業合計工業增加值442.56億元，佔比超過58%。產業集中度高，既可能成為吸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強大優勢，也可能成為惠州固步自封，難以吸引“創新”紅利的天花板。
如何建設一個經濟更加強大、生活更加美好的城市？通過改善營商環境促進經濟發展，已經是世界範圍內的廣泛共識。不久前世界銀行發佈的《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改革以創造就業》顯示，在過去的一年裡，全球119個經濟體的創業者見證了當地監管框架的改進，其中十大改善最多的經濟體共實施了53項提高營商便利度的監管改革，新西蘭、新加坡、丹麥、韓國、中國香港位列營商環境評價排名前五位。
“資本是‘長腳’的，一定是向成本的窪地和效率的高地走，但惠州不是效率的高地，營商環境不好，也增加了投資成本。”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接受採訪時表示，惠州謀劃利用大亞灣石化產業帶動發展，但現在整體經濟規模和深圳差距進一步擴大，其中營商環境是重要因素。
根據2017福布斯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名，廣州和深圳分別名列全國第2位和第6位，佛山、珠海、東莞分別排在第35、第37、第43位，即便是同期GDP少於惠州的中山，也以第45位的排名超過惠州。GDP在廣東各地市中排名第5的惠州，在這一排行榜上卻僅僅位列全省第7，全國第80——這比兩年前下滑27位。
“打造營商環境就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德賽集團董事長、總裁姜捷認為，建設好的營商環境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長期精細呵護、優化和改善，對於惠州來說，要保持和周邊地區相對的競爭優勢，就必須打造好營商環境，揚長避短，突出地方特色和優勢。
如果說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是惠州的一大優勢，也是吸引很多人到惠州創業的重要因素，那麼和深圳等城市相比，惠州所缺少的，或許正是一種敢為人先的膽略、魄力和進取心，這體現在營商環境、政府服務等各方面，最終體現在城市的產業格局、創新態勢和整體的發展能級上。
■聲音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優化營商環境 讓深圳優質資源向東走
談起惠州的營商環境，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接受南方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惠州只有提升營商環境，改變深圳優質資源向西走的趨勢，深度對接發展，才能改變惠州目前面臨的諸多發展問題。
曲建曾受邀參與惠州產業發展課題研究。近年來，他對惠州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關係等問題很關注。曲建告訴記者，他曾做過珠三角地區工業化進程指數研究發現，深圳、廣州最優，東莞、佛山其次，惠州等地次之。
“深圳是世界範圍第三次產業轉移中作為引進方的核心城市，這得益於深圳的思想解放，良好的營商環境，還有優惠政策。”曲建回顧近年深莞惠城市發展態勢認為，隨著全球工業化資源持續湧入，深圳在產業快速轉型升級的同時，很多產業也向外走，特別是2000年之後大規模向外走。但是，這種“走”的方向並不均衡，大規模向東莞，而不是惠州。
“惠州與東莞在營商環境上存在落差，華為向外搬遷為何不到惠州？因為惠州產業園水平較低。今天可以看到，深、莞、惠變成三級跳的感覺，差距明顯。”曲建舉例說，深圳鹽田港打造世界級大港，本來可以帶動東部，但這種效應到了惠州就沉寂下去了。
“資本是‘長腳’的，一定是向成本的窪地和效率的高地走，但惠州不是效率的高地，營商環境也需要提升，這增加了投資成本。”曲建說，粵港澳大灣區沿著珠江兩岸鋪開，西岸主要是裝備製造，東岸以深、港為代表，是科技發展軸，惠州要想盡一切辦法，與深圳組成創新生態圈。
“有人去做研發，就要有人去做中試、產業化，惠州正好有充足的土地和空間資源。”曲建認為，惠州應該在經濟和社會兩個層面與深圳交融發展，扭轉深圳產業資源向西發展的態勢，形成向東的勢頭，這是惠州最大的機遇。
轉變服務方式 發出更明晰城市發展信號
政府服務企業的方式，往往體現著一個城市產業發展的方向。
2017年開始，惠州安排愈千名首席服務官，對愈千宗重點項目實施“一對一”精準服務。據報道，截止到2018年4月，惠州全市“首席服務官”服務團隊共收集企業訴求1800宗，解決訴求1745宗。
不過，在這其中仍然存在“多寡不均”的現象：負責大企業的往往是“大官”，負責小企業的往往是“小官”。其背後的邏輯不言自明：“大官”往往能調配更多政府資源，服務能力強，辦事更加方便，“小官”的權力小，調配資源少，服務能力相對弱。
換言之，這項制度可能釋放出的信號是，相對於創新創業者來說，這是一座更關注大企業大工業發展的“傳統型”城市，而相對缺乏擁抱新技術、新產業的熱情。
實際上，對於地方政府而言，規模以十億、百億計的大項目，即使沒有安排“首席服務官”也不可能加以輕視，而對於亟待解決各種研發、生產、經營問題的創新型項目和企業來說，如果“首席服務官”及其團隊配置不夠合理或能力有限，反而可能對企業正常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如果相關問題原本就能通過政府提供的政策引導和公共服務予以提前解決，很可能將會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實際上，目前惠州大企業“頂天立地”，中小企業卻“星光暗淡”的現狀，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政府服務模式的折射。
在此，一個道理值得強調：就宏觀意義而言，政府為市場服務，而不是為市場上的某一個具體企業或項目服務。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政府更多資源向某個領域、某個行業、某些類別的企業傾斜無可厚非，但如果將這種特例的做法予以常規化、制度化，就應更多考慮服務的公平性和全面性，更應注重從市場參與方能夠普遍受惠的公共服務層面，做好政府的本分。
從這個角度看，地方政府負責人一方面應有服務好本地大企業大項目的責任意識，另一方面也要有服務好城市創新發展的前瞻意識、大局意識——而這往往需要地方政府主要領導在“一對一”服務小微企業等細節中予以體現。
在此情況下，為了避免市場各方可能的誤解和疑慮，政府應先行探索建立公平公開的企業服務選擇機制。比如，可以在對惠州本地各孵化機構、創新型小微企業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建立優質小微企業目錄，通過專業第三方評估篩選出一批有較強發展潛力並符合城市產業規劃的創新企業，再用公開隨機抽取的形式，由政府相關負責人確定跟進服務的企業。
對於城市來說，政府負責人具體服務哪一個企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傳遞出新的城市發展信號：惠州企業發展所呈現出“月朗星稀”的現狀將得以改變，政府服務企業正在從只見“月亮”轉變為，見“月亮”更見“星星”。
畢竟，擁有一批批活力四射、不斷推陳出新的企業“星群”，才是一個城市長久發展的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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