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六大家中，三蘇為蜀人，而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均出自人文薈萃的江西。
作為門生、晚輩，曾鞏與王安石皆蒙歐陽修教誨提攜，為其道德文章所薰蒸浸漬。
他們熟讀經史，涉獵百家，有深厚的儒學與文學修養。這種修養，對他們的散文創作，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都產生了巨大而相近的影響。
景祐三年（1036），曾、王即相識於京師，鞏有《寄王介卿》雲：“君材信魁崛，議論恣排闢。……寥寥孟韓後，斯文大難得。”對安石不勝傾慕。
慶曆二年（1042），安石有《答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激贊曾鞏雲：“吾子命世豪，術學窮無問。”對曾鞏的文學才華，他更是給予高度的評價，《贈曾子固》謂：“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鞏屢薦安石於歐陽修，稱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再與歐陽舍人書》）。
作為同鄉與好友，他們彼此尊重，相互推輓。晚年，對變法的態度有異，導致交往漸疏，但並未交惡，友情仍在，鞏侄曾紆所作《南遊記舊》有“南豐先生病中，介甫日造臥內”的記載，當屬可信。
要而言之，曾、王自身的學養及所受到的影響頗多相似之處，所以
他們的文章也有相近的特點，如長於道古，長於說理，簡潔明暢，不事雕飾等。當然，由於思想、經歷、氣質、興趣等有不小的差異，他們的文論、文勢、文辭、文風仍顯現出很大的不同。01
文論“畜道德而能文章”
與“務為有補於世”
曾鞏“生而警敏”，“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日試六論，援筆而成”。進士及第後，任太平州司法參軍，如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知齊、襄、洪、福、明、毫等州。晚年，遷史館修撰，擢拜中書舍人。他的一生，沒有經歷什麼大風大浪，是一個深於儒道的循吏、學者。
王安石年少亦致力於學，懷有“欲與稷契遐相希”的抱負。登第後，籤判淮南，改知鄞縣，歷任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萬言書，力主變法。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官至宰相，大刀闊斧地革除弊政，推行新法，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他精通經學，詩文兼擅，但更以立志矯世變俗，銳意政治革新而著名。曾、王二人雖然都重道，都堅持文道結合，但在文學觀上畢竟顯現出學術家和政治家的差異。
曾鞏有濃厚的儒學道統思想，強調“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一切要“折衷於聖人”。因此，他感嘆“由漢以來”，“是非取捨不當於聖人之意者”甚多，“聖人之道未嘗明”。
曾鞏主張先道後文，先理後辭。李沿“發憤而為詞章”，“所質者則辭也”，曾鞏認為他不以學道為急，是“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因而強調道之“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反對“汲汲乎辭”。這種認識是從他的老師歐陽修“事信言文”的觀點上後退。毫無疑問，“事信言文”更為科學地把握了文道二者的關係。當然，歐陽修也說過“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那樣的似乎重道輕文的話。但那是著重強調思想修養與寫好文章的密切關係，況且“不難”並非“必然”。從曾鞏的創作看，亦非一味輕文，仍較注意文與道的結合。《寄歐陽舍人書》認為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寫出“公與是”的墓誌碑銘，將道德文章並提，而且指出辭若“不工，則世猶不傳”。鞏又有《南齊書目錄序》雲：“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也注意到理、道與文的並重。
總的看來，曾鞏論文持文道結合的觀點，但有重學術輕辭章的傾向，每每多談理、道、少提或不提文采。因此，他的文章，雖與歐陽修一樣，都具有婉轉紆徐的特點，但一般地說，學術性較強，而情韻辭采較歐遠為遜色。曾鞏以明道、載道為旨歸，斟酌損益，必“本原六經”（《宋史•曾鞏傳》）。他與王回三兄弟過從甚密，為三人所作文集序，大談“先王之跡”、“聖人之道”，大發“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的議論，學窮氣甚濃。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中，批評曾文“如村老判事，止此沒要緊話，扳今掉古，牽曳不休，令人不耐”，是有一定道理的。拙著《醉翁的世界：歐陽修評傳》第十六章，將歐、曾的詩文集序、園亭雜記、碑誌墓銘加以對比，可以明顯地看出：歐文從現實出發，從生活出發，暢抒胸臆，淋漓感慨，風神綽約；曾文雖也有許多“可行於當今之世”的內容，但往往從書本出發，侈言理道，說教太多，平正典雅有餘，而活潑生動不足。
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也是十分重道崇經的，他認為“文貫乎道”，為文“當詳評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他對西昆派文人片面追求形式極為不滿，《上邵學士書》稱：“某嘗悉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香，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
綜上所述，曾、王論文既有相同，又多相異。相同的是，他們都崇經重道，在堅持文道結合的前提下，都置理道於文辭之先，多論道而少言文，都重視文章的內容及其教育作用，而對文學的獨立價值缺乏應有的認識，與歐、蘇相比，藝術情趣都顯得不足。相異的是，王安石厲行變法，以治教政令為文章，曾鞏亦有“憫時病俗之心”，亦以“國家天下”為念，但更留意於學術、史傳之文；安石注重發揮文章的現實效應和社會功能，強調直接的“適用”，曾鞏偏重以傳統道德薰陶世人，致力於潛移默化而無急切的功利性；王文借古言今，充滿革新精神，而曾文頌揚六經，注重道統學統，以“折衷於聖人”為旨歸。
02
文勢：斂蓄漸進與凌厲急迫
曾鞏深於儒學，醇厚平和，行文呈現出斂蓄漸進的態勢。劉熙載雲：“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藝概•文概》）藏鋒不露，斂氣蓄勢，平平說去，層層推進，是曾文獨具的特點。
名篇《墨池記》從傳說的王羲之墨池說起，讚歎羲之的書法，謂“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由鑽研書法，“學固豈可以少哉”，文章生髮出“欲深造道德”亦須刻苦磨礪的道理；又由“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引申出“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的感嘆，並以此教誨州學諸生。沈德潛評此文：“用意或在題中，或出題外，令人徘徊賞之。”顯然，談書法是“題中”之意，而談“道德”，談“仁人莊士之遺風”永垂後世，則屬“題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據理誨人，逐層深入，說理透闢而態度溫和，頗見長者開導後生的儒雅氣度。而且，小中見大，言近旨遠，不見畢露的鋒芒，卻很發人深思。
《寄歐陽舍人書》也是一篇善於斂氣蓄勢的佳作。篇首言得歐公為祖父所作墓銘，“反覆觀誦，感與慚並”。按理，此下即可入題，贊歐公“畜道德而能文章”。可是，作者卻把筆墨宕開，說墓銘之作當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又指出“世之衰”，“銘始不實”，主要是因為“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這樣就逼出了“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為文難以“公與是”的觀點，並從道德文章兩方面詳加闡述。然而，要做到“畜道德而能文章”談何容易，其人“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於是，歸結到歐公身上：“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自然，由歐公為“言行卓卓”的“先祖”銘墓，“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文章雖層層拈著歐公，卻不予點破，而是蓄足氣勢，直至後幅方請出歐公，頌歐公亦贊先祖也，論說極為得體。浦起龍稱此篇為“南豐第一得意書”。
《鵝湖院佛殿記》是曾鞏所作的闢佛的短文。作者遠遠地從“西方用兵”落筆，似與題意毫不相干。在陳述君、臣、士、民各有所“勞”之後，又鋪敘他們為了國家都作出了各自的犧牲。經過這一番蓄勢，筆端才轉向“學佛之人”，指斥他們不憂國事，寢食自如；又譴責他們侵蝕國財，耗竭民力。此後，方言及鵝湖院，用層遞的句式，感嘆修建佛殿費用之巨大。此記早年所作，依稀可見作者當時恣肆的文風，但通篇仍以曲作勢，逐層推進，自遠而近，由彼及此，侃侃而說，宣洩對大修佛寺勞民傷財行徑的強烈不滿。
與曾文的斂氣蓄勢不同，王文氣吞萬里，凌厲雄邁，一往無前，筆勢如懸崖斷壁。《讀孟嘗君傳》是傑出的代表作：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嗚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嗚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孟嘗君養士，多為其個人謀利，而於國於民無補。在王安石的眼中，真正的士應有經邦濟世的才能；而“能得士”者，自有造福國家百姓的胸襟。此文用“世皆稱”引出“孟嘗君能得士”云云，
接著用三句話對這一反面觀點中的三層意思作斬釘截鐵的駁斥，見高瞻遠矚的政治家的犀利眼力。這是一篇逐層轉折、步步緊逼、文筆凌厲、氣勢磅礴的短文，無怪乎沈德潛譽之曰：“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03
文辭：雅潔方正與簡勁拗折
曾鞏服膺歐陽修的道德文章，歐陽修“簡而有法”的理論也指導著這位門生的創作。從文辭看，典雅潔淨是曾文的一大特色，明清古文家對此頗為推崇。桐城派把是否雅潔作為衡量文章的重要標準，因此，曾文成為他們心追手摹的榜樣。
《禿禿記》是曾鞏揭露封建官吏兇殘狡詐的面目的一篇佳作。此文記敘倚仗官勢、停妻騙娶的孫齊，為了掩蓋自己的醜行，竟殘忍地殺死僅五歲的兒子禿禿。文章開頭寫道：
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紿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期，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
孫齊因“明法”而“得嘉州司法”，卻幹了目無法紀的勾當。曾鞏僅用一百多字就把他先後娶杜、周、陳氏以及拋棄周氏、“竊取”其子的經過，交待得清清楚楚。孫齊“紿娶”周氏，一個“紿”字無情地揭穿了不法之徒的嘴臉。在被控告的情況下，“齊貲謝得釋”，靠行賄以逃脫罪責。當週氏忍無可忍“求絕”之時，孫齊表示要“為若出杜氏”，並“祝髮以誓”。作者勾勒數筆，即將衣冠禽獸的醜惡虛偽暴露無遺。作為對立面的周氏，起初“恚齊紿，告縣”，繼而“復恚，求絕”，後為孫齊的“祝髮以誓”所矇騙而“可之”。雖僅有三言兩語的敘述，但周氏敢於反抗的精神和一再受騙的可悲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
歐陽修謂曾文“引經據古，明白詳盡”。沈德潛說曾鞏“原本經術，氣質醇厚”。確實，曾文的古雅平實，方正醇潔，源於其深厚的儒學修養。鞏自幼苦讀經書，一生恪守儒學。
王安石行文簡潔，與曾鞏有相通之處，但筆力勁健，“瘦硬通神”，卻是王文獨具的特點。《鄞女墓誌》僅六十個字：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安石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首句點明“鄞女”是自己的女兒，而後各以一句寫其生、死、葬，末了嘆其惠而夭，簡勁至極，真是篇無餘語，語無餘字。
王文要言不煩，能抓住關鍵。《答司馬諫議書》從明“名實”入手，駁回政敵的指責，已見前述。王文又善於剪裁，突出重點。《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以頌揚趙師旦為國捐軀的大節為中心，故敘康州保衛戰詳而記主人公曆官政績略，筆墨亦極省儉。
安石的文辭雖然“瘦硬”，卻能質樸而傳神地展現人物的風貌。《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中康州保衛戰一節，先寫初戰告捷，贊英雄蔑視強敵的氣概；次寫夫妻訣別，見英雄以身殉國的決心；再寫“抗賊以死”，頌英雄寧死不屈的精神。雖著墨無多，卻突出了主人公臨難不苟、捨生取義的崇高品質。而以兵馬監押馬貴為陪襯的一段描寫更凸現出英雄視死如歸的精神境界：
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
僅數十字的對比刻劃就給人留下了極難忘的印象。《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寫馬遵治開封縣，“客至有所請，君則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通過“客至”與“客退”時馬遵行為的對比，作者簡煉生動地勾勒出一個待人有禮，又講原則，聰明機智，“能時其柔剛以有為”的官吏形象。
王安石是一位矯世變俗、行卓志堅的政治家，文如其人，他喜用拗折不平的句式敘事說理。《尚書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中，“公之為縣於雍丘”，“為州於南劍”，“為銀銅坑冶鑄錢”三句，按一般寫法，都放在敘事的開頭，作者特意把它們置於末尾，倒裝加以排比，有力地強調了葛源身歷三職時不尋常的政績，顯示出行文的拗折不平。王安石為由隱居而出支持新法的常秩所作的《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雕斫以為廉；所不為已，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除了以“貪者”、“弱者”反襯常秩的廉與勇外，又通過“而非雕斫”、“而非矯抗”的轉折，“拗”勁十足地為常秩辯護，回擊了時人對常秩的非議。
03
文風：柔徐謹重與剛健峭拔
姚鼐雲：“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熙載亦云：“歐、曾來得柔婉。”的確，就散文的柔婉、紆徐而言，歐、曾頗為相近。曾鞏《寄歐陽舍人書》有云：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肅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 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此篇行文柔徐，搖曳生姿，一唱三嘆，情韻意態與歐文極為相似。當然，相同的是紆徐婉轉，而不同的是歐文流宕逸麗，而曾文平正謹重。雖同以陰柔之美著稱，仍各具面目。
與曾文的柔徐謹重迥異，安石以剛健峭拔的文風獨樹一幟。這一文風的形成自然跟他果於任事，勇於決斷，堅毅倔強的個性有關。作風雷厲風行的王安石，行文簡勁無匹，異常峭厲，不用緩筆，更不拖沓。
王文的剛健峭拔甚得力於對議論的擅長。安石常以議論行敘事，故語省字簡，而文風峭拔；文中多議論，自然勁健而不柔弱。《遊褒禪山記》在敘過探洞的經歷後寫道：“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這段筆墨簡潔而深寓哲理的議論，使文章頓然生色，頗見峭厲之態。《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歷述馬遵的政績與才能，嘆息其早故，“不得盡用”，“不終於富貴”。此似屬碑誌文議論之俗套，但作者以“然”字一轉，深一層地議論道：“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採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富貴，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安石對“採成法”、“守前所為”的因循行徑深惡痛絕，對保守勢力的壓抑人才極為反感，正好借為馬遵銘墓的機會，一抒心中的憤懣。這更深一層的議論，針砭時弊，發人深省，使文章分外夭矯有力。
王文極有個性，往往是起處騰空而來，段與段之間不用過渡，直轉直接，急轉急接，給人以峻峭非凡的感覺。《讀孟嘗君傳》就是這樣的傑作，樓昉評曰：“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 而宛轉凡四五處，此筆力之絕。”李剛已也讚歎道：“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層轉變”，“筆勢峭拔，辭氣橫厲”。
曾、王為文的相異之處如上所述，他們以各具特色的精品為繁榮宋代散文作出了自己傑出的貢獻。
p.s.本文作者為洪本健教授。洪本健，1945 年 1 月生，碩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福建福州人,1962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67年畢業。1983年在該係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系任教。現為華東師範大學古典文學教授、文學與藝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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