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有百年曆史的中學極少，百年名校更是鳳毛麟角。菏澤一中就是百年名校，金秋10月是她115歲生日。菏澤一中跨越百年，名揚全國，人才輩出，堪稱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亮點。百年校史、百年滄桑，無論人們怎麼評價這所學校，百年菏澤一中造就出數以萬計的優秀人才是個不爭的事實。在貧困落後的魯西南偏僻小城菏澤，出現了這樣一所桃李成林、芬芳四溢的全國名校，實為一個奇蹟。
走向輝煌——“老六中”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廢科舉、興學堂”的呼聲中，魯西南第一所官辦中學曹州中學堂建立。
1913年,曹州中學堂改名山東省立第十一中學，第二年又改稱省立六中。省立六中教師隊伍彙集了北大等眾多名牌大學畢業生和歐美、日本留學生，包括大哲學家梁漱溟都曾辭去北大教職到此任教。教師嚴格要求，學生髮奮攻讀，省立六中成為中國江北第一名校。如1919年畢業的56名學生，就有18人考取北京大學，全省會考屢屢名列第一，贏得“六中、北大、哥倫比亞”的讚譽。培養了大批優秀學子，諸如曾任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北平市市長，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貢獻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何思源；享譽世界的水利專家、任共和國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達38年之久的張含英；為中國石油工業奠定基礎、號稱“中國石油之父”的孫健初；中科院資深院士昆蟲學家張廣學和土壤學家于天仁。
舊式學堂景象
省立六中不僅以其很高的教學質量飲譽海內外，而且有著優良的革命傳統。早在曹州中學堂時期，就秘密成立了以推翻清廷為目的的“尚志社”。1927年10月又在六中南院秘密成立了我黨在魯西南的第一個地下黨支部——中共曹州支部，從而揭開了黨領導下的魯西南革命鬥爭的序幕。這是菏澤一中校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在省立六中，學生許多是魯西南早期黨員，如中共曹州支部第一任書記徐鵬翥；著名烈士、棗莊特委書記田位東；北京大學畢業、為開闢魯西南抗日根據地做出極大貢獻、1941年任魯西南專署專員的劉齊濱；黨的“七大”代表、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梁仞仟；紅軍烈士、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後到中央蘇區任紅軍五軍團衛生部長、紅軍衛生學校校長的陳義厚。在省立六中畢業生中，早年投身革命，建國後功勳卓著的也不乏其人。如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後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的韋統泰；解放軍高級將領王名高、鞏樹群；安徽省副省長魏心一等等。
省立六中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影響，自有其深厚的淵源。
一、管理體制和領導作風。
改名省立六中之後，為加強學生管理，將監學增為2人。1915年擴班，教務日繁，又增設教務一職。1918年又添設了會計和校醫。從此校長之下有教務長掌教務；監學掌訓育，庶務、會計掌事務。自1918年至1926年，除一度設高中部，增設高中部主任一職外，在管理體制上沒什麼變更。1927年實行“三、三”新學制，即高初中各為三年。但時值北伐軍興，戰亂頻仍，學校基本停止運轉。次年北伐完成，戰亂之餘，校務重在恢復，一切機構悉依舊制。及下半年，秩序漸復，校務日繁，於是成立了教務、訓育二處，各設主任一職，教務員及訓育員各二職。1930年又再次增設高中部，校務更多，又增設事務處，有主任一職，事務員數職，文牘一職。此外，學校每日還舉行校務會議和教務會議一次，分別研究校風校紀和教學業務。後來又成立了國文、英文、算學、史地及自然科學研究會（類今之教研組），每週舉行一次教學研究會。
管理體制的日臻完善保證了校政的上下通達。而且，這一體制簡要精幹，決無人浮於事的現象。
學校的管理靠精幹的體制，更靠領導者和管理人員的優良作風。六中的歷屆領導都注重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他們大公無私，勤政廉政，只知服務，不圖名利，全身心地為教育發展、學校興旺而鞠躬盡瘁。其高風亮節，世所共欽。
王鴻一在學堂和十一中時期兩度出任本校校長，是“老六中”的頭等元勳。他一貫認為學生乃興國之人，學校為民族復興之地。他關心青年，熱愛學生，對品學兼優家境貧寒的學生經常慷慨資助。如後來成為社會名流的王近信、何思源、張含英、張會若等，當時都受到過他的資助。他勤懇不倦、兢兢業業的精神，對後來的學校領導有深遠影響。
葛象一先生，從校長改任學監，後又改任訓育員，在六中服務達24年之久。職位變化，從不縈懷。在職的校長、主任多是他的下級或學生，但甘居下位，安分自守。他以校為家，長年生活在學校中，視學生為子侄。六中的每一個學生的姓名、相貌乃至性格特徵，他幾乎都爛熟於心。他以年邁之軀，躬親檢查學生生活，德威並重，深受學生敬畏。
叢禾生先生志行高潔，心地純厚，精通經史，常親自給學生講課，進行愛國教育。每講至國恥，常聲淚俱下，對學生感召良深。他尤重身教，雖年逾半百常率先早起，摸黑帶領學生跑步做操。1926年，叢禾生調任山東大學附設高中部主任，1928年7月復回六中工作，任國文教員，並不因職位變化而受影響，仍然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劉丕源在校長任內，因教室倒塌，砸傷學生，遂自動引咎辭職，由原教務主任田竹橋接任校長，劉丕源轉任教務主任。兩位職位上下更換均不介意，一時傳為佳話。叢禾生在其《鴻泥自憶》中，曾把這種職位變化而工作依舊的精神概括為“六中精神”。說：“六中精神，即在同人為事而來，不拘形跡。此風自象一開之，蓋先校長而後學監，知服務而已，奚論地位哉！”
歷屆學校領導均清正廉潔，大公無私。北伐時期，因兵荒馬亂而教職工離校者甚多，大都未領工資。但教育廳卻如數照發。學校領導從未將此中飽私囊，悉數併入“勵學社”，達兩萬餘元（銀元）。並以此二分起息貸出，用所獲利息辦了一所“立達小學”。每年招收新生，完全是“量材取士”，沒有什麼照顧或優待。葛象一的侄子，田竹橋的侄子，王資愚老師的長子，都因升學考試成績不佳而不得入六中學習。這種清正之風也兼及主任、職工。1937年日寇入侵，田竹橋校長率部分師生流亡，但留守學校者尚有多人。這些人為避戰亂星散各地，亦難通音耗。可是教育廳仍照發了12月份的工資。事務主任彭薇卿領來鉅款卻無從下發，即秘密埋藏地下。1938年春日寇屠城，所藏鉅款更無人問津。但即使此時彭主任也決不攫為己有，而待形勢稍稍安定後再設法將工資交付本人手中。山東大學教授王先進時在六中任教，他就是此時從彭主任手中又領取了一百三十塊大洋的工資。此事成為王先進教授一生之美談。
二、課程設置與教學質量。
課程設置是為實現辦學宗旨服務的。六中的課程設置是相當健全的。
1911年至1921年為四年舊學制，設有修身、國文、英文、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圖畫、手工、樂歌、體操、簿記等15門課程。在三、四年級，僅英文一科，每週即授課8課時。
1922年至1928年仍為四年舊制，但分普通科與理科兩類。普通科設修身、國文、英文、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制經濟、圖畫、手工、樂歌、哲學、倫理、社會學、體操等18門課程。理科除沒設哲學、倫理和社會學外，皆與普通科相同。
1929年至1932年已改為“三、三學制”。高中設有必修課黨義、英文、國文、算學（含代數、三角、幾何、解析幾何）、本國史、外國史、本國地理、外國地理、化學、物理、生物、軍訓及體育。另外還設有專業性很強的選修課，達34種之多。依規定學分，選修學習。此時的初中必修課除國文、英文、數學、史地等之外，在自然科學中還增設了礦物；此外還有體育、音樂、圖畫、手工。選修課中有教育、應用文、書法、珠算、農業、工業、商業。
自1933年起，高初中課程設置，均依部頒計劃執行。
從六中歷年課程設置上看，有如下特點：（1）非常重視各科基礎知識的全面傳授，而又注重學生道德品質的塑造。這就為學生進一步升學深造或服務於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非常重視英語教學。在高中英語課時超過國文、數學。這就為學生在學術上的進一步發展或出國留學提供了必備工具。在六中校刊中常有學生翻譯的長篇作品，在今天看來的確令人吃驚；但從課程設置看又不足為奇。（3）六中的理科及文科均重視史地之教學，尤其重視本國史地之學習，使學生從小就受到愛國主義教育。在我國近代歷次愛國學生運動中，都有六中學生的身影，這決非偶然。（4）非常重視基礎的藝術教育，無論新舊學制均設有圖畫、音樂，並聘請學有專長的藝術院校畢業生任教。這不僅陶治了學生的愛美情操，也提高了其藝術修養。在六中校友中不乏名畫家、名導演，這與六中的基礎教育分不開。
六中有著實力雄厚的教師隊伍。僅就學歷而言，據1934年的統計，全校教職員共45人，大專院校畢業者就有31人。中專以下者，只能充當職員。在31人中，專科畢業教員4人，職員1人。其餘26人全是大學本科畢業，其中又以北京大學畢業生居多，故六中教師有“北大派”之稱。留學回國在六中任教者也不乏其人，王近信就是留美回國後在六中高中部任教者之一。這支實力雄厚的教師隊伍，學識淵博，學有專長而又治學嚴謹。對學生高度負責愛護備至；對工作一絲不苟，講課滔滔不絕，旁徵博引，輔導勤懇不輟，使學生獲得紮實的知識，奠定了升學與做事的基礎。
六中教師待遇頗豐。以課時計酬，高中每節1．75元（銀元），初中每節1．25元。每週每人一般任18－20節課。故高中教師每月工資在140元上下，初中教師在100元左右。兼任班導師（班主任）每月外補10元。教師大多在校入夥每月5元即吃得十分豐盛。家屬一律在校外自行賃房居住。教師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工作。
名師出高徒。教師嚴格要求，學生又刻苦勤奮，故六中的教學質量之高遐邇聞名。當時已任山東教育廳長的何思源在《山東省立六中一覽》一書中說：“在長江以北能與之（指六中）相頡頏的學校，只有保定的育德中學、北京的師大附中。以學校為單位每年每次升學人數與考取人數之比率，在長江以北各中學中，我們的學校佔第一位。”1919年6月，六、七兩班（四年制）同時畢業，共56人，升入大學者33人，其中升入北大者竟達18人之多。1931年，全省中學會考，六中學生成績名列山東第一。“老六中”被譽為“江北第一名校”，實在當之無愧。六中學生考入北大者最多，其次是北洋大學、北師大、南京中央大學、山東大學、山西大學及清華大學。當時國內名牌大學，幾乎都有六中學生。
六中學生遠涉重洋留學國外者也很多。1916年三班學生李懷秀、崔孟尹、李肅憑、馬登州、陳兌元、王繼仲留學日本，首開留日之風。其後四班韓秀森、齊士珩，五班楊增潤、陳開義、劉雨亭等，相繼東渡扶桑求學。由是留學東洋者日增。
1919年一班學生何思源北大畢業後，以優異成績公費留美，赴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同年一班學生張會若、二班學生王近信、邵峻嵩留美；後三班李思敏留法。是為留學西洋之始。此後，五班張含英、杜光壎、七班陳元凱相繼留美；八班沈法儉又於1921年留法。自是六中學生留學西洋者日增。
三、嚴格的考查與管理。
六中對學生考查與管理均十分嚴格，而考查本身也是一種管理。
考查分“學業考查”與“操行考查”兩種。學業考查分三種：一是日常考查，包括課堂問答和筆記練習之檢查；二是臨時考查，即學科的臨時測驗。一般是以授課時數之多少，確定臨時考查之次數。每週授課一課時，則每月考查一次。每週授課二、三課時，則每兩週考查一次；每週授課五課時之上者，則每週考查一次。每期中間，舉行一次同級會考。三是學期考查，即各學科的期終考試。各類考試均嚴格記分。日常考查與臨時考查所得成績，分別以三分之二與三分之一合為平時成績。平時成績與期考成績合為學期成績。平時成績佔五分之三，期考成績佔五分之二。兩學期之成績，合為學年成績。對各類考試的管理亦十分嚴格。對違犯考紀者視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扣分、試卷作廢、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處分。
操行評定也很嚴格。操行分甲、乙、丙、丁四等，學期末與學習成績一併通知家長。由訓育處結合學生自治團對學生的早操、自習、上課、就寢、衛生等經常檢查，對學生的思想、品德、行為、工作進行全面考核，結合教務處、班導師及教師平時檢查的結果，最後各方協商評定學生操行等級。
學校定有各種規章制度，對學生的思想言行、學習生活均從嚴要求。新生入學第一學期為“試驗期”，期考多門不及格，經補考按九折計仍不及格者，或操行過劣者均勒令退學。學生無故曠課達九課時者、辱罵師長情節較輕者，或毆打同學及校工者，一律記大過。有重大侮辱師長行為者、有竊盜行為者、有敗壞風化累及校譽者，則一律開除。平時除走讀生之外，一律不準隨便出校。有事外出要到訓育處請假，掛出名牌，回校後必須銷假翻牌。
六中在學生管理上格外重視學生的自理自治，放手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因而，“學生自治團”在自理自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學生自治團成立於1915年，至1928年改稱“學生自治會”。其團訓為“忍苦耐勞，習勤養勇”。組織非常完整嚴密，設有團長、秘書、參謀、稽查及各部部長。這些人對自治團的一切活動分工負責。自治團還設有“自治團代表大會”對自治團的工作行使立法和監察之權。
自治團下設“清潔衛生部”，負責挨門檢查學生宿舍衛生，每週一評比，髒亂者掛“汙穢牌”。“運動部”之下有各種活動隊，如籃球、排球、網球、乒乓球、棒球、田徑等。還有軍樂隊、雅樂隊、陸軍隊等。凡在校同學均組織起來，每人必參一項。一至課外活動時間，全校龍騰虎躍，熱鬧非凡。“國術部”設有專職教練，1915年郭少陽為教練，精拳擊之技；1928－1937年教練為高玉亭，以食指碎磚和倒爬樓房著稱。“工程部”負責全校學生輪流勞動建校，開地整土，栽花植樹。
六中之“自治團”影響很大，在北京、南京、天津、濟南、保定、太原乃至美、法、德等國，均成立了支部。
六中對優秀學生採取獎勵制度。每學期終了，操行、學業、體育均屬甲等、平均成績又在85分以上而名列本班第一名者，可免交下學期的雜費、電燈費等（約3塊大洋）。
四、群眾組織和課餘生活。
六中時期，不斷有各種群眾組織出現。當然“自治團”就是學校最大的群眾組織。此外還有①拳術競進會。“學堂”時期就有以練拳為主的“體育會”。1914年秋，拳術名家郭少陽來校任教，從其學拳者風靡一時。1915年將“體育會”改為“拳術隊”，後改為“拳術競進會”。該會的成立大大推動了學校的拳術活動。凡是本校或本縣有較大集會，都有本校之武術表演。對花槍、耍單刀、馱碑碎石等都是本校之精彩節目。六中之武術馳譽遠近。②“助學會”。為補助勤苦而貧寒的學生，1922年由夏溥齋先生倡導組建了助學會。夏先生捐洋一千塊，交濟南豐年麵粉公司生息，以此息的三分之二歸助學會。此款共生息533．71元，補助貧寒學生12名。③勵學社。1921年秋，留美六中學生王近信等倡辦勵學社，在美募捐，寄校生息，以補品學兼優家境貧寒的學生。此後，王鴻一先生又利用自己在省城的影響廣為募捐。如鄒縣的靳雲鵬、靳雲鶚兄弟，單縣的周自齊等均向勵學社捐款。前後共募得大洋1010元。1928年“自治團”議決，將該款息金擴大到補助已升入大學的六中學生，並以此款在北京租賃一處房子，命名為“南華學社”，用以招待六中赴京投考的學生。自勵學社成立至1935年止，實補在校生81人，用款812．37元；補升入大學者11人，用款1092．46元。④各種學術性的團體和組織更多。1915年就有“英文談話會”“風鳴文藝社”的建立。1918年分別改稱“英文研究會”和“國文研究會”。其後，又成立了史、地、數、理各研究會，及“詩詞研究會”“字學研究會”“國音研究會”“應用文研究會”“圖畫研究會”“雅樂研究會”等等。各研究會自定章程，自聘導師。
國立六中三分校時期的油印講義
六中學生的課餘生活也豐富多彩。
學校經常組織講學活動。建校之初甚重經學，幾乎每學期都邀請經學名家到校講學。如濟寧孝廉李湘九，宿儒蕭隱公諸先生，都先後多次到校講儒家經典。1922和1923兩年王鴻一先生邀請哲學名家梁漱溟、熊十力等先生到校講演，均連續數日，本校師生莫不欽佩。1924年秋梁先生就任六中高中部主任，每週都為師生講演哲學。
1923年底，學校還邀請留美博士馮友蘭到校講西洋哲學，連講兩週。
學生自編刊物的活動，更是長盛不衰。自1918年至1937年，學生獨編或師生合編的刊物近20種。自治團編有《華興週刊》《南華雜誌》《六中江刊》。1929至1930年，師生合編刊物有《六中月刊》《六中校刊》。1930年初三學生田葆瑛主編了《學術》，以科技為主要內容。1931年高一學生張蘿周主編了文藝刊物《黃昏》。1932年高一學生王縝琨主編了《再造》，以社會科學和文藝為主要內容。1933年高一學生張殿吉主編了以英語與譯文為主的《紅光》，高一學生李劍彬主編了文藝刊物《曦光》，高二學生楊心曾主編了以科學與文藝為主的《伊亞》。同年自治團編印了內容豐富的《六中學生彙刊》。自1934年起六中更名為山東省立菏澤中學，該刊自第二期起也更名為《菏澤中學學生彙刊》。各種刊物百花齊放，最多的可發行500餘份，最少的也有百冊，一經出版即搶購一空。不少刊物敢以鐵筆抨擊時弊，常用詩文抒發豪情。在譯文中竟涉及莎氏鉅著，可見當時學生外語水平之高。六中學生還有眾多的集會活動。其中以“團慶”活動最為隆重。每年舊曆十一月一日，為自治團成立紀念日，屆時則召開全校慶祝大會。本校師長、本縣機關、本團支部例贈祝聯、賀屏。外地支部也於同時舉行團慶。國內名人蔡元培、梁漱溟、馬子貞、夏樸齋諸先生都曾贈予祝詞賀聯。本校張燈結綵以壯觀瞻，且表演話劇以娛來賓。全歡天喜地極一時之盛。1918年六中成立“敬老會”，遂有敬老之舉。每年四月，凡在校師生家屬有年過古稀者均會集本校接受師生祝賀，並向年壽最高者敬獻壽禮。屆時全校親情融融、宛如家人。1917年有“追遠會”成立，遂有祭祖之舉。每年在清明節和十月朔日兩次集會。列全校師生先人之靈位於禮堂，致以隆重祭莫，用以慎終追遠永志孝思。自1919年後，有“勵農會”之舉。經自治團工程部開墾整治，校院多處已成膏腴沃壤，於是劃出區域讓各班耕種。各班均恪盡職守勤於勞動，栽以花木菜蔬。除冬季外校院綠葉扶疏，鮮花爭妍。勵農會每年在端午和中秋舉行兩次集會，各班將收穫並陳，以物論價。銷售所得，捐贈“露天學校”。畢業離校，轉讓新班，均正式舉行交讓授田儀式。尊師愛生向為六中傳統，特別是學生尊敬師長、後輩尊敬前輩之活動更屢見不鮮。1937年春，為紀念叢禾生、葛象一、嚴星臺、侯功備四位先生在校服務二十餘年，全校師生隆重集會，為四先生建亭立碑。“叢葛嚴侯四先生碑”，雖歷經滄桑，而至今猶存。
六中學生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除在校內開展多種課餘活動外，還走出校門，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其中創辦“露天學校”的活動尤為突出。在舊社會，我國民窮財困，文盲眾多，貧家子女，無力求學。在學校協助下，十班學生在校門外空闊處，率先創辦了一所“露天學校”。專收附近寒門子女入校，年齡不限，由學生輪流執教，天天午後授課一小時。課本由學校供給，文具由學生捐贈。來學習者絡繹不絕。後因容納不下，遂在西門裡清真寺門首又開設第二露天學校。1920年春，又增辦了“伕役班”。十班畢業後，露天學校歸自治團接辦。學生義務施教令社會各界為之動容，清真寺阿訇慷慨相助，另闢新院為第二露天學校校址。該校後轉為正規的菏澤縣立第一模範小學。
豐富多彩的業餘生活全面提高了六中學生的素質；在種種實踐活動中增長了才幹，錘鍊了意志。
五、逐步完善的辦學條件。
1913年“學堂北部”遷入府署。時府署舊房破陋不堪使用，學堂即著手進行基本建設。先是在校院偏西建學生齋舍（宿合兼自修室）72間。1914年“學堂南部”遷入府衙，校院周邊始定，基建規模日益擴大，幾乎每年都有齋舍、教室、飯廳、廚房之建設。至1921年校舍已擴建到250餘間。齋舍有西大排十排，西小排五排，東小排五排；教室有十五座；飯斤有東南兩座、西南四座；另有圖書館、閱覽室、實驗室、專用音樂教室、國術練武室等。
1930年夏天，始招女生一班，另立分院。先在原府學舊址。1931年又招女生一班，遂改遷“重華書院”舊址。至此，六中又增加分院一處。
1934年春建成鐘樓，上下各兩個教室，樓梯居中構成中間通廊。前後又各跨四層方閣。前閣高聳，上設機鍾，以時敲響，聲聞數里。此樓以其造型別致而遐邇聞名，遂成了“老六中”之標誌。可惜歷經兩次地震而滿身裂痕、岌岌可危，迫於1985年拆除。1935年又建成560平方米的大禮堂。共九間，為無柱接梁撐拱分力建築。正門上方隸體楷書“禮堂”兩個大字，為著名語文教師陳仲瑜先生所書。正門西邊牆的下部嵌有“校長田修溪”刻石一方。時為全城著名大型建築。這座禮堂雖經兩次地震而安然無恙。
鐘樓
六中基本建設規模之大、投資之多，在當時是魯西南地區任何官府衙門所不可企及的。鐘樓與禮堂更是當時在魯西南無與與倫比的建築物。
大規模的基本建設為師生提供了寬敞舒適的學習和工作環境。當時，每個學生在校都有四個位置：教室、宿舍、自習室和飯廳。加以六中伙食甚佳，每餐六人一桌，午飯四菜，花樣繁多，因此，“老六中”不僅是青年學子求知的陣地，也是他們生活的樂園。
在“初創”時期，經費時有不足，及改稱六中，經費始增，於是圖書設備費隨之增加。至1914年即有經常費和臨時費11000多元。曾提取2000元添置儀器及圖書。
1919年又撥理化儀器費1000元。學校每年招生所餘報名費及剩餘經費，均大量用於購買圖書、儀器。
1924年計有理化儀器150件，博物標本317件，中文圖書2152冊，西文圖書35種。1926年有理化儀器383件、化學藥品29種、博物器械與標本689件，圖書12430冊。1933年理化儀器增至465種，博物標本609件、化學藥品370種圖書16001冊。圖書不僅數量日增，而且注意收藏珍品。象成套精裝《二十四史》《四庫備要》《二十八家詩抄》《資治通鑑》《通鑑長編》《百子全書》《漢魏叢書》《文藝類纂》及各類名貴詞典、字典、類書等，十分齊全。為開拓學生視野，學校不惜巨金購買全國各地之報刑雜誌，包括外文雜誌與報紙。多數陳於閱覽室供學生隨意翻閱。1933年一年即購入雜誌464冊。北伐後至1933年圖書館存雜誌達2675冊。體育用具也年有增置，包括武術器械在內，1933年實有408種之多。
在當時，六中是魯西南設備最齊全的學校，其圖書館也是魯西南藏書最多而又珍品薈萃的文化寶庫。六中學生之所以學業優秀，人才輩出，與其優越的辦學條件實有直接關係。
六、蓬勃興起的革命活動。
自學堂起，師生就開始從事反封反帝的革命活動。尤其是公立中學堂，就是以王鴻一為首的一批留日學生創辦，他們都是同盟會員，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積極從事反清活動。1907年即在學堂建立了同盟會組織，公立中學堂的學生全部參加了同盟會，影響所及，官立中學堂也有大批學生參加。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不久消息傳到曹州。11月5日，王鴻一等組織召開了由曹隸11縣代表參加的“龍廳會議”，目的在於響應武昌起義，促成曹州獨立。兩學堂的師生大多都到會助威，以壯聲勢。終因條件不成熟而以失敗告終。但這次革命舉動，鍛鍊了師生，反清熱情更為高漲。不久，為聯絡同志，繼續革命，在公立中學堂成立了革命團體“尚志社”，其成員大多是兩學堂的師生。後來，還從中選出一部分骨幹，支援外地的反清活動，有的直接參加了武裝鬥爭。學堂檔案1910年載：“學生革命思想異常發達，學科上無大進步。”1911年載：“這一年武昌起義，學生奔走國事者頗多，並有因之廢學者。”由此，也可知當時學生的革命熱情和愛國壯舉。
“五四”運動更激發了六中學生的愛國激情，在曹香谷倡導下走上街頭，散傳單、演話劇、發表演說。曹香谷組織同學查封日貨。他與田位東等人親自查封了菏澤“九間樓洋行”，強行迫使洋行經理交出全部日貨，大大鼓舞了群眾。他們還在校演新劇，推行白話文，攻擊舊禮教。1921年又領導同學反對曹琨賄選。1924年列寧逝世，曹香谷發表演說介紹列寧生平和革命功績，使六中同學初步接觸到馬列主義。中共一大閉幕後，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即回山東建黨，發動“工運”和“農運”，一時也波及曹州。當時《嚮導》《覺悟》《新青年》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報刊也不斷輸入古老曹州。六中校友徐鵬翥於1924年在上海大學加入共青團，五卅運動後被黨派回菏澤工作。至1926年冬他先後發展田位東、張志銘、徐長慶、徐憲肅、徐寶琦、宋資純等34名六中同學參加了共青團。1927年徐鵬翥考入“武漢中央軍政大學”，是年三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當時，在武漢的六中校友還有鄭爾拙、劉仰月多人，他們經常聽毛澤東、惲代英講課，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我黨“五大”之後，鄧恩銘率魯籍黨員返魯。徐鵬翥、鄭爾拙、劉仰月等即回到六中秘密發展黨的組織。1927年10月初，在六中前院正式建立了“中共曹州支部”。徐鵬翥任書記，鄭爾拙、劉仰月為支部委員。不久發展田位東、劉繼忠入黨，宋心田等7人入團。“曹州支部”是黨在魯西南地區建立的第一個共產黨支部，播撒的第一批火種。“老六中”的歷史又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七、桃桃李成林，英才輩出。
自1903年建校至1937年底南遷，“老六中”在菏澤存在了34年。1927年之前為舊學制，無論五年制還是四年制均無高初中之分；之後為“三、三”新學制，始有初高中之分。1924年秋亦曾試辦高中，著名學者梁漱溟辭去北大教職主動屈就高中部主任。1926年該高中部歸入山東大學，成為山東大學附設的高中部。1930年六中正式增設高中部，每年每級招收一個班。
六中新學制初中班級之排序，是接著舊學制（不分高中初中）的排序而來，至1937年底南遷之前，舊學制辦33個班，新學制辦44個班，共77個班，2851人（不含1937年新生，約230餘人）。高中自1930年入校的一級一班起，至1936年入校的高中七級一班止，共有7個班，264人（高中八級即流亡四川）。總之，從1913年改稱第十一中至1937年底南遷，在這24年中共培養高、初中學生3015人，連同南遷新生總計3253人。這在文盲充斥的舊中國，尤其在極端貧窮落後的魯西南，不能不是一項巨大成就。“老六中”桃李成林，芬芳四溢。這些學生有的務農，成為農村的知識人才；絕大部分學生升入大學繼續深造，畢業後分佈於天南地北。可以說無論國內國外、無論大陸臺灣、無論城市鄉村，到處都有六中之校友。
國立第六中學校門
1937年，日寇入侵、抗戰爆發，田竹橋率部分師生流亡四川。至此“老六中”在菏澤的歷史中斷。
“老六中”經歷了34年的發展歷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經過幾代仁人志士的精心哺育，終於雄踞齊魯，名揚全國，為民族培養了大批社會棟樑之才。在社會政治經濟都極為落後的偏僻小城菏澤，卻出現了這樣一所全國名校，實為一個奇蹟。魯西南社會各界乃至平民百姓，無論其子弟是否六中學生，都以有此名校而深感自豪。這種感情，跨越時空流傳後世，至今不衰。“老六中”辦學的優良傳統和豐富經驗，是我們民族教育事業的寶貴財富，值得後世汲取與借鑑。
烽火重生——冀魯豫邊區一中
抗日戰爭爆發後，菏澤淪陷，省立六中部分師生南遷四川綿陽。在黨的領導下，隨著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1943年組建了冀魯豫邊區第一中學（後含邊區三中，1948年菏澤解放，遷回省立六中原址）。這所按延安抗大精神辦起的紅色中學，為革命戰爭和政權建設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他們中間既有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中國民航總局局長、瀋陽軍區空軍副司令員、政委劉存信中將，內蒙古軍區政委楊恩博將軍，集團軍副軍長王鵬恩等解放軍高級將領。更有一大批在戰爭年代衝鋒陷陣，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中成績卓著的校友，如最高軍事法院院長侯固少將，輕工部副部長段存華，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劉德裕，南京紫金山天文臺黨委書記趙晉美，中國駐南非大使徐靜吾，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遼寧作協副主席韶華；曾導演過《槐樹莊》、《四渡赤水》的著名導演谷得顯等。
在第六炮校的邊區一中校友合影
冀魯豫邊區一中是在戰火中誕生的。當時抗日戰爭正處於極端困難時期，但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全世界反法西期鬥爭逐步取得勝利，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邊區一中的建立正是邊區黨委為適應這種新形勢的發展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必須加緊為革命培訓既有政治覺悟又有文化知識的幹部，以迎接全國抗戰的勝利。因而，邊區一中自建立之始，就有明確的辦學宗旨和教學方針。其辦學宗旨是：“以抗大為榜樣，堅持堅定的政治方向，發揚奮發圖強、艱苦奮鬥的精神和黨的優良作風，以培養軍隊和地方的基層幹部為主要育人目標。”堅持貫徹“為戰爭服務，實行教育與生產和實際際工作相結合的教學方針。”
邊區一中的學生來源十分廣泛，來自晉冀魯豫蘇五省20餘縣，有老根據地的知識青年，敵佔區的進步青年，烈軍工屬的子女，精兵簡政的簡餘人員等等。許多高幹子弟也在該校學習，如方誌敏烈士的兩個兒子方英、方敏；萬里同志的妺妹萬雲；段君毅的女兒段存華等，都是本校學生。大多是按期招收的學生，也有個別吸收的。學生年齡一般較大，按《招生簡章》，15－30歲均可。邊區一中的教師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有黨政幹部中轉任教師的，有抗日根據地內的優秀教育工作者；少數是由敵佔區、國民黨大後方來的先進知識分子。這是一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教師隊伍。校長、教導主任、總務主任和班主任，都是在黨政某些領導崗位，經過鍛鍊的領導幹部。
學生全部實行供給制，除衣服外，伙食、學習費、公雜費等，全部由邊區政府供給。從敵佔區、游擊區來的和家庭困難的學生，邊區政府則全部包下來，每年發一身單衣，兩年發一身棉裝。雖然規定是三年制初中，但根據形勢需要，一年或兩年離校走上工作崗位的也極為普遍。沒有固定的校址，只是隨戰爭的形勢而振轉流徙，四處奔波。更沒有固定的教室，村民家、麥場上、樹林裡、田野間都是上課的場所。當時，學生把這種生活編成歌謠，說：“夏乘樹蔭冬藍天，桌是膝蓋凳是磚，門作黑板粗紙記，各種教材自選編。”在課程設置上一般也沿襲舊制，設有國文、數學、理化、史地、動動植物、生理衛生、音樂等。但是沒有固定的課程表和課時，走到哪裡，學到哪裡，有時幾天只學一門課，甚至幾天也不能學習文化課。文化課也沒有固定教材，為提高學生的愛國民族主義思想，選擇了一些有關民族性和民主性的文章。如民族英雄宗澤、文天樣、岳飛的詩文；革命烈士、革命英雄的事述；魯迅、郭沫若、茅盾、鄒韜奮等進步作家的文章。更多的是結合鬥爭和生產的形勢而自選自編自印了一些教材。如國文課就學習揭露地主階級罪惡的文章；數學課就學習土地的丈量和計算，還學習會計和珠算；歷史課就學習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等等。根據形勢的需要，還特設了政治課、中心工作課和游擊戰爭課。政治課學習《社會發展簡史》、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當時，曾提出“中心工作就是中心課程”的口號，所以“中心工作課”是一門主課。主要學習黨的各項中心工作的方針政策、報刊社論和當地領導人的講話。“游擊戰爭課”是請軍隊幹部講解游擊戰的戰略戰術，還學習一些射擊、投擲、埋地雷等知識。
平時多采用上課、自學、討論三結合的學習方法，尤其在晚上討論較多。還採用互學互助、開展學習競賽、設點將臺相互質疑、出壁報發表學習心得等方法。當時環境惡劣，生活艱苦，學生每天供應不足一斤小米，只好吃粗吃稀，加以地瓜葉、蘿蔔纓和野菜。還不斷輾轉奔波，往往一夜就得轉移數次，有時冒著大雨大雪急行軍。但是，自始自終，同學們堅定樂觀，學習奮發努力，幹勁十足。
邊區一中的師生過著半軍事化生活，有著嚴明的紀律，每到一處就如八路軍一樣，先給群眾打水、掃院落，接照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規定，借物歸還，損物賠償，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夏秋時在果林中上課，頭上就是累累碩果，但沒任何人摘吃的。幾百人在露天飯場吃飯，雅雀無聲，十分鐘吃完；分配住房，沒有一個挑揀的。在學習之餘同學之間經常召開生活檢討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缺點，改正錯誤，學校上下，充滿了濃厚的民主氣氛。
邊區一中重視黨的建設。當時黨組織在校仍處於秘密狀態，但實際上學校建有黨總支，各班都建有黨支部，注意培養和發展先進青年入黨，以壯大黨的組織。在進城前夕，各班都有三分之一的人數為黨員。黨組織充分發揮了戰鬥堡壘作用，黨員帶頭貫徹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保證了學習和各項社會活動的開展。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學生們還參與了各種社會活動，在社會實踐中錘鍊意志，增長才幹，提高革命覺悟。
冀魯豫邊區第一中學全體教職員合影
無論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邊區戰火不斷，贏得戰爭的勝利是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所以邊區一中學生直接為戰爭服務的活動，從建校一直到進駐菏澤，從來也沒間斷過。戰鬥之前學生大搞宣傳活動，寫標語，畫漫畫，散傳單，大造“我軍必勝，敵軍必敗”的典論。戰鬥當中，學生開展戰地服務，組成“戰地服務團”，拿著喇叭搞戰地宣傳，以瓦解敵人，鼓舞戰士鬥志。一次戰鬥下來，學生們負責看護傷員，為傷員義務輸血，背傷員解手，為傷員餵飯喂藥，甚至端屎端尿。戰鬥勝利，則首先到新收復區宣傳群眾，安定人心；組織群眾，清除奸匪；並組織秧歌隊，歡慶勝利。至於學生支援前線，參軍參戰的事，更是屢屢不斷。一九四五年七月，邊區一中學生就隨楊勇的部隊直接參加瞭解放陽穀的戰鬥。一九四三年十月，二級同學任廣聚在參戰中就英勇獻身。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國民黨新五軍進犯冀魯豫解放區，邊區一中的學生也多次參加戰鬥，有的同學就犧牲到戰場上，還有的同學被敵機炸死。一九四六年，教導主任梁百樸帶領部分學生，領著擔架大隊隨軍支前；後來這個支前大隊，隨劉鄧大軍進入了大別山。自四級始，學生在求學中或畢業後，投筆從戎參加人民子弟兵者，計有數百名之多。
配合地方政府，廣泛開展群眾工作，也是邊區一中學生的重要社會活動。每到一村，學校經常派小分隊到各村協助政府徵糧，推行合理負擔。學生不顧跋涉之苦，就開展優軍優屬工作，為烈軍屬打水掃院，拾柴拾糞，幫助他們種收莊稼。代表政府挨門串戶慰問烈軍屬，幫他們給前方的戰士寫信，以解除戰士的後顧之憂。在學校駐地周國，組織群眾，教育群眾，宣傳群眾，為群眾演話劇、教歌、喊廣播；發動群眾參加“青抗先”“青救會”“模範班”（民兵）、農會、婦會等群眾組織；還組織夜校，識字班，開展掃盲和普及文化科技活動。每當莊稼收穫季節，為防敵人搶糧，就停課幫群眾搶收、快打、快藏。還和群眾一起挖地溝，破毀鐵路、公路以阻止敵人進攻。在新區政權剛建，常有頑劣地主欺壓百姓，流氓特務破壞搗亂。學生們就發動群眾召開訴苦大會，開展反奸反霸鬥爭，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安定了民心，提高了群眾覺悟。一九四四年秋，濮範一帶發生嚴重蝗災，飛蝗遮天蔽日，但不少群眾迷信，不敢捕打，只好求神拜佛。同學們則積極行動起來，宣傳和組織群眾日夜撲打，不時總結經驗，介紹方法，終於減輕了災害，協助群眾戰勝災荒。
學校貫徹了學習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辦學方針。為克服國難，艱苦度日，學生們也開荒種地，打井種菜。還自己動手熬硝鹽，染布做衣。也從事過捲菸、織巾、制肥皂等手工業生產勞動。
冀魯豫邊區第一中學自一九四三年七月誕生，至一九四九年八月改稱平原省立菏澤中學，整整存在了六年。在這六年之中，進駐菏澤之前共招收學生十三級23個班，約計1200名學生。進城後又招收了新編的四級和五級（這兩級學生入校於邊區一中，畢業於菏澤中學），共5個班，約200名學生。此外，還招收過各種短期的幹訓班、師範班、藝術班學員約270餘人。若再加以分校約300餘名學生和邊區三中合併來的約600餘名學生，總計邊區一中共培養了約2970名學生和學員。在戰火紛飛的環境裡，在艱難因苦的生活中，邊區一中培養了如此眾多的人才，這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
邊區一中歷史雖然短暫，但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革命傳統，這些優秀傳統，薪火相傳，歷久不衰。比如；愛黨愛國而不惜為之獻身的傳統、艱苦奮鬥奮發進取的傳統、團結奮戰的集體主義傳統、重視社會實踐的傳統、嚴格遵守紀律的傳統等等等等，均為後世學校繼承，為後世學校建立良好的校風、教風和學風，起到了範本作用。
冀魯豫邊區第一中學以其巨大成就和卓越貢獻而名垂青史，菏澤一中為有此前身而倍感自家。
極盛一時——菏澤一中的前十七年
邊區一中進駐菏澤“老六中”原址之後，開始向正規化建設大步邁進。從此，在新中國的沃土上菏澤一中迅猛發展。在前十七年間已躋身全國名校的行列為全國100所重點中學之一。菏澤一中極盛時，再現歷史名校風采。1955年高四級二班42人有12人考取北京大學，7人分別考取復旦、同濟和上海交大，2人赴蘇聯和波蘭留學，其餘同學除極個別因政審未被錄取外，也全部考入全國名牌大學，高考成績居全國第一。從1953年到1957年高考，除個別同學因家庭問題政審落榜外，升學率達100%。1964年高考成績位居全國前茅，躋身全國名校，成績卓著，威風八面，著實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科院院士佟振合；核工業部高級工程師趙世信；聯合國世界和平基金會自然醫學優秀成果金獎獲得者、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王憲曾；在航天領域功勳顯赫的中國酒泉衛星發射基地司令員、解放軍總裝備部副部長張建啟中將。在社會科學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的更是枚不勝舉。如法學、憲法學研究專家，全國人大辦公廳副部級研究室主任程湘清；中央軍委和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孫啟祥少將；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魯迅研究室主任袁良駿；著名歷史學家和文物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徐啟憲等等。
菏澤一中突飛猛進，成就卓著，躋身全國名校之列而極盛一時。究其原因，有如下數點。
第一，德智體全面施教。
首先德育教育嚴格而活潑。當時的團隊活動十分活躍，通過經常性的“團日”“隊日”活動，帶動青少年的進步要求，活躍學習生活；學校週週有校會和班會，或總結生活紀律，或表揚好人好事；還學習邊區一中讓學生每週召開一次生活檢討會，以小組為單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車仲實倡導下，全校開展“學習一本書”活動。以班為單位在課外共同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讀完後大談心得體會，人人學習保爾的高貴品質，像保爾那樣樹立堅定的政治方向和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的革命人生觀。高五級三班還被命名為“保爾班”。生活制度也非常嚴格，學生會早晚都檢查評比。當時的學生確實有著良好的精神風貌，人人求進步，天天求向上，凡是黨的號召無不熱烈響應。解放初期，在“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運動中，全校學生響應號召，紛紛走上街頭宣傳群眾。1950年在校招收海軍，1951年又招收陸軍，1954年和1955年兩次招收炮兵，每次學生都爭先恐後報名參軍。前後四次有200多名同學義無反顧，投身人民軍隊的行列。
菏澤一中上世紀七十年代校門
學校領導始終以教學為核心，千方百計提高教學質量和學習成績。當時教育部規定學校停課一天也需省廳批准，當地政府不準抽調教師做其他工作。學校訂立各種有關教學的規章制度來規範教學活動。大力推動教師業務學習和研究，組織教師開展教學改革和教法創新。強調教學的“直觀性、連貫性、科學性、可接受性和自覺積極性”，並推行了“紅領巾”教學法，從而大大提高了教學效率。還對學生進行“學法”指導。提出“集中聽講、當堂學會”“戰鬥的45分鐘”“獨立思考，善於用腦”“先複習後做作業，趁熱打鐵”“多多動手，熟能生巧”等等提高學習效率的途徑。並通過黑板報在全校開展大討論。強調各科全面發展，反對“偏科”、力爭“一片紅”。有兩門補考不及格就要留級。校內各種考試均實行無人監考，考試作弊行為被認為是最可恥的。學校教學從不以“應試”為目的。1956年夏語文教材改革，全部換成“文學”課本，另設“漢語”一科。學校毅然在全校包括高三畢業年級也全部採用新教材，並不顧及是否影響高考。高中三年級直到畢業考試結束，離高考不過一個多月，才分科複習。
學校領導重視青少年體質的提高，文體活動豐富多彩。當時非常重視體育課，體育不及格不得當三好學生。在學生中大學廣播操，全面推行“勞衛制”。每年春秋兩季都舉辦全校運動會。學校建有各種體育專業隊，運動水平為全區之冠。在全區學生運動會上，菏澤一中在許多項目上往往包攬前三名。在50年代學校非常注重體育教師的選拔，歷屆體育教師不僅有豐富的理論知識，而且各有技術專長。尤其鄒源富老師，在田徑、球類、體操等各方面無一不精。他創造的跳高、跳遠、三級跳、百米的地區記錄，一直保持了十餘年。文娛活動也很活躍，每至課間操或週末，學生就自動大跳從蘇聯來的集體舞，全校一片歡騰。全校集會時各班相互“拉歌”，一班接一班，此起彼伏歌聲不斯。學校建有歌詠隊軍樂隊、舞蹈隊；教師有話劇團。每至節日即召開文娛晚會，自編自演，師生同樂。菏澤一中不僅是“大學生的搖籃”，也是青少年生活的樂園。
第二，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師隊伍。
沒有“名牌”教師就辦不出出“名牌”學校。經歷了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多數教師都樹立了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思想，煥發了人生青春。學校有一大批知識淵博、學有專長的教師，教學上均能居高臨下，深入淺出，深受學生歡迎。如王星樓、車仲實、田竹橋、王象三、楊際龍、張慕曾、郝繼冉、李麟中、彭誠齋、王滌、許致軒、朱天祜、王薇亭、劉櫻村、賈衍煥、彭肖三、王永瑞、王鶴軒、張水石、高明軒、楊永執、史濟群、黃東江、王效熹、鄒源富、張瑾、許拱辰等等，在全區均堪稱名牌教師；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即使拿到全省也毫不遜色。1956年工資改革以級定薪，全地區沒評一級二級，共評了9個三級教師，菏澤一中就佔了3名。語文教師劉櫻村在50年代初發表了《論〈西遊記〉的現實性》的學術論文，在全國《西遊記》的研究上實為開拓性的力作，在學術界廣有影響。隨著新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先後有八、九位名牌教師調入高等學校任教。廣大教師工作認真負責，奮力拼搏，感人至深。老教師李麟中曾多次暈倒在課堂上。各科教師都重視學生的課外實踐活動。生物教師楊永執、黃東江經常帶學生到野外採集標本，在校內開墾出植物園，組織學生開展嫁接實驗；還建成小小動物園，生物老師帶領初中少先隊員養了各種小動物作科學實驗；尤其運用雜交、定向培育等手段，培育出著名的“有色安哥拉兔”。這一成果參加了1955年團中央主辦的全國少年科技展覽會，獲少年科技特等獎，並領發金質獎章一枚、獎旗一面。後來還參加了萊比錫國際展覽。因成績顯著，兩位老師受到上級嘉獎。楊永執在1956年代表學校出席了全國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光榮地受到毛主席接見。各科都組織了“課外學習興趣小組”，經常開展各種學術講座，使學生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又突出了特長。
菏澤一中1975年初中部學生自發組成地震測報組（自右向左分別是晁建敏、趙建國、柳建軍、曹海濤、程道合
第三，有良好的生源。
菏澤一中面向全區招生，當時全區高中甚少，因而每年高中招生全區初中畢業生雲集菏澤。周邊地區乃至蘇皖豫冀各省學生慕名而來報考者也為數甚多。因而菏澤一中生源廣闊，有充分地選拔餘地，這就保證了錄取的高質量。菏澤一中也大力辦好自己的初中，這也是保證高中生源質量的重要措施。如招考高中六級時，只招兩班不足百人，報考者竟達1500人之眾。結果本校初七級畢業生竟考取50餘人，佔二分之一還多。每年招生都嚴把“入口關”，量分錄生，即使是地委書記或本校校長的子女，考分不上線，也不得入一中大門。
第四，有著比較完善的辦學條件。
隨著學校規模的不斷擴大，“老六中”舊校舍已難滿足要求。於是學校陸續進行了基本建設。1950年在舊鐘樓前新建兩層小樓一座，有4個標準教室，並開始在禮堂後興建教工宿舍。直到1956年，共建成標準教室15座，宿舍18排108間；還新建了一座工字形有12間房屋的儀器存放室和理化實驗室，以及教師辦公室若干座。由於東操場低窪，雨季多積水，又於1956年在北城外徵地40畝，建成大操場。在校內空闊處建有十多個籃球場，多種體育器材也很完備。
1953年教育部獎勵本校大宗儀器，在此基礎上又陸續購進多種儀器，理化實驗室已初具規模。高初中課本中規定的理化實驗均能完成。當時菏澤一中的實驗室是全區各類學校中最完備的。
學校也加強了圖書館建設，陸續購添萬餘冊圖書。建國之初，社會賢達王冠軍先生將一部家藏的《二十四史》無償捐贈本校，本校教師王朗庵先生也將家藏圖書一部分捐贈學校。尤其是田竹橋先生，將家藏珍貴圖書萬餘冊無償捐贈學校，更豐富了本校圖書館的庫藏。學校還訂購了幾十種報刊雜誌放在閱覽室供師生翻閱。在50年代菏澤一中的圖書館和閱覽室，其書刊之富，條件之好，在全區堪稱一流。
完善的辦學條件保證了師生的正常生活和教與學質量的提高，是增強學生整體素質的物質基礎。
再譜華章——今日菏澤一中
改革開放後，黨的科教興國戰略為教育事業的發展迎來了春天,也為百年老校菏澤一中再度輝煌帶來了前所無有的歷史機遇。特別是近幾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菏澤一中黨委堅持“文化立校、名師強校、改革興校”的戰略方向，加快了學校教育教學改革和規範化建設步伐，積極推進我市基礎教育事業，鞏固學校黨的執政地位，真正把黨的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上，全面加強和改進學校黨的建設，以一流的黨建工作帶領全體師生圍繞科學發展大局，立足實際，積極探索，大力實施課程與教學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全面提高教學質量。2018年高考，8人被北大、清華錄取，7人被複旦大學錄取，1500人超過一本分數線，2800多人超過二本分數線，考取名牌大學人數和升學總人數均突破菏澤一中近61年來的最好成績，一年的畢業生人數超過“老六中”24年的總和，再度重現了百年一中的歷史輝煌；高一高二教學紮實有效，教學成績遙遙領先於全市其他學校，領先幅度超過往年。學生多元發展，多渠道成才，實現了素質教育與優秀升學教育的有機統一。在各學科各種類型全國性競賽中，每年都有幾百名學生獲得省級及以上各種等次的獎項。學校先後曾獲得“全國百強中學” “山東省優秀基層黨組織”“山東省文明單位” “山東省師德建設先進集體”“山東省教學示範學校”“山東省素質教育示範學校”等多種榮譽稱號。百年一中，開始重振雄風，令人刮目相看，當地百姓又要唱起了“一中、北大、哥倫比亞”那古老的歌謠。
黨委書記、校長李志獻帶領師生開啟新的長征
菏澤一中黨委書記、校長李志獻聆聽市委書記孫愛軍在市委市政府重點工作推進落實情況視頻會議的重要講話後，備受鼓舞，感慨萬千,飽含激情地說：“每一代一中人有每一代一中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一中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今天，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就是：繼承百年辦學傳統，大力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在教育這條長征路上繼續奮勇前進，“自強不息，永爭第一”，堅守教育教學規律，完善集團辦學制度，明確校區發展定位，彰顯校區辦學特色，深化課程教學改革，不斷提高教育質量，推進學校內涵發展，實現百年名校再度輝煌的一中夢。”
百年一中迎來新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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