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給中東地區帶來了什麼?

“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地区带来了什么?

(“阿拉伯之春”造成中東地區恐怖主義蔓延。圖為2017年3月24日,埃及首都開羅市郊當天上午發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4人受傷。新華社記者 趙丁喆 攝)

一直以來,一些國家都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當作模仿、學習的典範,試圖通過政治制度的改變實現自由民主、國家富強。但實際上,把西式民主作為“靈丹妙藥”不顧實情地照搬至本國,只會給國家帶來經濟衰退、社會失序、恐怖主義等無盡的災難。

7年前,一場席捲中東多國的“阿拉伯之春”先後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爆發,引發嚴重的社會動盪甚至內戰。比如在埃及,所謂的“革命”打破了這個尼羅河畔國家固有的穩定和社會秩序,撕裂了埃及的政治生態,催生出各種以前難以想象的矛盾,導致埃及民意分裂、民心渙散,使埃及的政治和社會凝聚力下滑,由此引發的深層次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爆發。埃及總統塞西曾公開表示,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共導致100多萬人死亡,給中東國家基礎設施造成近1萬億美元的損失,這些年中東國家都在為當年的所謂“阿拉伯之春”買單還債。眼下,埃及經濟雖然逐步恢復,但陣痛猶在。自2011年年初爆發動亂以來,七年過去了。這七年間,埃及經濟飽受摧殘,降幅高達5個百分點,旅遊業遭受重創、投資環境惡化、外資嚴重抽逃;許多埃及人失去賴以養家餬口的工作,生活陷入困頓。

“阿拉伯之春”帶來的不僅是經濟動盪,還讓恐怖主義的瘟疫在中東地區蔓延。2018年4月14日,埃及總統塞西再次將全國緊急狀態延長3個月,這已經是埃及自去年4月以來連續第四次延長緊急狀態,凸顯埃及不容樂觀的動盪局勢。埃及《第七日報》資深記者凱邁說:“7年中,埃及人民深受恐怖主義之苦。”凱邁勒表示,當前埃及的反恐局勢是“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安全真空”,及一段時期內政府無暇顧及西奈半島發展帶來的惡果。分析人士認為,如果極端勢力在西奈半島坐大,它對埃及乃至整個地區的威脅都將變得直接而現實。因此,埃及政府展開了名為“西奈2018”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對盤踞在西奈半島的恐怖勢力展開全面清剿,戰事已持續數月,目前仍在進行。

除埃及外,遭遇“阿拉伯之春”的其他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境遇。在此前被認為是“阿拉伯之春”成功典範的突尼斯,當前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35%。突尼斯雖然推翻了獨裁、建立了民選政府,但從經濟上看,該國GDP增長自2010年以來一直停滯不前,人均GDP甚至從每年4000美元下降到3600美元。此外,權力更迭頻繁,還導致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敘利亞的境況也不容樂觀,作為“阿拉伯之春”中最黑暗、最殘暴、歷時最長的一場戰爭,敘利亞戰爭給敘利亞人民的生命財產也帶來了巨大傷害。時至今日,敘利亞仍處在戰亂的深淵,半數城市淪為廢墟;良田被棄,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逃離家園;成千上萬的人死去,光明遙遙無期。利比亞雖然組建了民主聯合政府,但長期是兩個議會、兩個政府,處於四分五裂狀態,石油生產也接近停滯,整個國家陷入幾乎無法估量的倒退之中。“阿拉伯新聞網”評論指出,“阿拉伯之春”的破壞性效應,已成了阿拉伯國家“不堪承受之重”。可以說,在“阿拉伯之春”後,西方國家宣揚的所謂“自由和民主”,並沒有出現在阿拉伯國家的地平線上。相反,政治紊亂、經濟停擺、社會失序、民心浮動等,幾乎成了被“阿拉伯之春”波及的中東國家的現狀。

總而言之,對看似大同小異實則千差萬別的中東國家來說,把“西式民主”視為靈丹妙藥,希望“一招鮮,吃遍天”,實在過於理想化。而且,無論是哪個國家,革命性變革都很少來自街頭抗議運動,其更多來自靜悄悄發生的社會、經濟、文化演變,以及強大的新社會制度建設。

(參見:《“阿拉伯之春”7年後,埃及人痛定思痛“沒有那場動盪,生活不會這麼糟”》《“阿拉伯之春”究竟留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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