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山大學學生會火了，該學生會要選出
56個正部長、99個副部長？學生會的“正部級”“副部級”等任命學生會幹部一事，鬧得沸沸揚揚。
從大學開始，官僚體系，官本位思想，就侵入大學校園，無疑讓人擔心，這種深入骨髓的官僚思想，今後進入社會後，是否會帶來更深的官僚主義危害。
事實上，在國內大學校園，這種官僚體系學生會非常多見，也經常引起了紛爭。比如江南某大學曾曝出一份“學生會儲備幹部名單“，讓不少人大開眼界，有人寫了《官僚化了的大學生組織為何依舊讓人趨之若鶩？》一文，其中談到：“從形式，到內容，到發文程序均以國家下發的‘紅頭文件’為標準，一板一眼有模有樣，讓很多人在驚歎高校學生會已經如此程序化、規範化的同時，也不免感慨一句，‘今日的學生會，實為校園內的小官場啊！’”。作者還說，“大學校園應該是一片淨土，但如今一些學生幹部深受‘厚黑學’的影響，把學生會打造成了一個小型官場，這種行為顯然是不可取的。那麼這種現象要如何消除，或許只有學生幹部們明白真才實幹遠比架子更重要時。”
此外，諸多媒體，也曾發表過類似批評，甚至危言“學生會是腐敗的預演場”。諸如此類，其實都是在對浮躁的、浮誇的、形式的、權力崇拜化的“學生組織”有所歇斯底里地恐懼和後怕。
二
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現狀早已不是新聞，去行政化的呼聲也喊了十多年。不是沒有中央精神，不是沒有政策部署，但實行過程多是雷聲大雨點小、步履維艱。
武漢某科技大學，學生會里面等級分明，官僚體系已經滲透進每個細節，學校裡面行政人員頤指氣使，教師低頭哈腰，看似“釐米推進”都艱難的背後，其實是大環境裹挾之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必然結局。
公眾對於高校去行政化推進艱難的司空見慣，與對中大學生會任命幹部官僚化做法的普遍反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這種反差，真實而具體地體現了國人對於後代教育的重視程度：一些不合理之事，強加於大人們可以，汙染年輕的孩子們不行。
三
大學學生會和現代大學一樣是舶來品。無論是西方的學生會，還是“五四”以後中國興起的學生會，都聚焦於服務校園、關注政治、聯繫社會、推動進步。
因此，學生會成為許多精英鍛鍊自身領導能力、組織能力和溝通能力的地方，也是培養學生自治能力，養成“國民領袖”或者“合格公民”的重要渠道。從清華大學第一屆學生會來成員來看，其中的骨幹如劉馭萬、羅隆基、聞一多、潘光旦等，都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建國後從各校學生會里成長鍛煉出來的各界頭面人物，也為數不少。這說明，學生會只要做得好，是可以成為學生自治、校園服務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的。
但是，當前我國的學生會卻不是獨立組織，在“自組織”這一根基上並不牢靠（事實上屬於“他組織”）。外部的大環境變化會影響到學校生態環境的變化，而學校生態的變化又必然影響到學生和學生組織，包括學生會、社團等。
當高校行政權力可以輕輕鬆鬆地通過規章制度等形式滲入到學生會組織當中，其日常運作的行政化傾向也就可想而知。
雖然說，學生群體的處境相對被動，是承擔這一行政化思維產物的末端，把板子打到學生會和學生身上有失公允，但作為當事一方，部分學生在面對輿論批評時主動跳出來否認指責、理直氣壯、狡辯護短，這就非常值得深思了。學生會這一組織及其運作方式給當前高校學生基本價值判斷帶來的長遠影響，恐怕是人們最為擔心之處，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此次事件引起巨大波瀾的根本原因。
四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提出的“科層制”。
什麼是科層制？這是一種社會組織內部職位分層、權力分等、分科設層、各司其職的組織結構形式及管理方式。根據韋伯的意思，科層制的特徵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內部分工，且每一成員的權力和責任都有明確規定；
第二，職位分等，下級接受上級指揮；
第三，組織成員都具備各專業技術資格而被選中；
第四，管理人員是專職的公職人員，而不是該企業的所有者；
第五，組織內部有嚴格的規定、紀律、並毫無例外地普遍適用；
第六，組織內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員間關係只是工作關係。”
韋伯同時認為，“科層制是一種組織結構，也是一種管理體制。”
學生會是不是科層制的管理模式？顯然，答案是肯定的。
在學生會組織中，內部是職位是分層的，權力也是分等的。對於此次中山大學的風波，網上有一段非常中性的概括非常具有代表性：“XX大學學生會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佈《XX大學學生會2018—2019學年度幹部選拔公告》，公告中按照三個層級公示了兩百多個學生幹部崗位，而在‘秘書機構’和‘組成部門’兩層級中，還特別標明瞭職位是‘正部長級’還是‘副部長級’。”此處，秘書是服務部門，是處於領導階層的下游，而所謂“正部級”和“副部級”，也是馬克思·韋伯所說的“命令-服從”模式中的統治結構。
同樣，從科層制所說的第二、第四、第五、第六點來說，其都具備。甚至關於第三點，指不定這些學生們是具備了什麼樣的“專業技術資格”上到這個位置，但他們肯定有“技術資格”，且這種資格是別人做不到的。
五
關於大學精神，古往今來名訓眾多。人們隨口就能背誦的，就有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梅貽琦先生的“非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也常有人借用《中庸》的開篇來寄託理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愛因斯坦則說過，“學校的目標應該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不過他們要把社會服務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一個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規格統一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還有孫中山的一篇面向大學生的演講說：
“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我貢獻諸君的，就是要諸君立志，要有國民的大志氣，專心做一件事，幫助國家變成富強。”
可現在呢？
在科層制的作用下，沉醉其中的學生們，很可能不再是獨立的、批判的、創造的，而是附庸的、比誰官大的；很可能像錢理群先生說的那樣，變成一種“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這是中大校友和社會各界對此憂心忡忡的根本所在。何況，中大校園裡就有陳寅恪先生的故居，倘若先生在世，對“正部級”“副部級”，應該會啞然吧？
所以，採取學生會運用科層制的做法以及管理學生會的模式，讓“做大官”而不是“問道”變成了現實。甚至，在錯誤的稱謂上還變相的鼓勵。雖然後來承認了這一點，但也可以窺見管理方式的不足之處。而要想改變，非常艱難，除了要淡化“學生當大官”的色彩和思維以外，還要掌握一個度，用合適於學生的模式去營造一個富有大學精神的環境，從而讓學生可以更好的成長，否則就會產生“拋棄知識”和“反知識”。
約翰·亨利·紐曼認為：“一所大學就是一個群英會集的殿堂，天下各處各地的學子到這裡來，以尋求天下各種各樣的知識”。如果放棄“知識分子的責任”，養成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壞作風，那是會讓社會遭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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