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軍-《大學之路-陪女兒在美國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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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簡介：《大學之路-陪女兒在美國選大學》本書分上下兩冊，上冊是從宏觀的角度介紹了東西方人對於高等教育的認知差異，西方大學的教育理念，管理制度。下冊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介紹了包括哈佛、麻省、加州理工、約翰·霍普金斯、斯坦福、衛斯理杜克、華盛頓共8所美國頂級名校的具體情況。共有16章內容，每一章都相對獨立。作者簡介：吳軍，著名學者，投資人，人工智能、語音識別和互聯網搜索專家。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現任豐元資本創始合夥人，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工學院董事。主要著作《浪潮之顛》、《數字之家》、《大學之路》、《文明之光》、《硅谷之路》、《智能時代》、《見識》。推薦理由：吳君在美國工作多年，他在科技和教育領域的經驗和背景，讓他能夠獲得很多其他作者沒有的資料。再加上他為給女兒選學校（最終進入麻省理工），實地走訪了十幾所英美頂級名校，拿到的都是第一手的資料，更有助於中國讀者深入瞭解美國大學，思考什麼是優秀的大學，是什麼使得這些優秀的大學百年流芳在，它們各自的特色是什麼。能讓你站在“浪潮之顛”，點亮教育理念的“文明之光”。內容簡介：作者闡述了英美著名教育學家的教育理念，系統地介紹了英美大學的教育方法、辦學理念和招生特點。系統比較了中美兩國在教育上的差異。並且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對年輕人給出了建議。特別強調人生是一場馬拉松，教育乃是終身學習，而並非以獲得一個名牌大學的學位為終結。下面從分五個方面進行分享：一、為什麼要上大學吳軍認為，東西方有很大的差異。對於很多亞洲人而言，上大學是進入上層社會的唯一辦法，是得到體面工作和收入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只要是沒有太大的經濟問題，大學是一定要上的。而且千方百計的上好大學。但是如果你問一個美國人或德國人為什麼要上大學，他們會說是因為他想從事某些特定職業，比如律師、醫生、工程師等職業，才必須得上大學，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職業都需要上大學。也就是說，亞洲人認為上大學幾乎是一個必選項，因為只有上大學以後才能有體面的生活。而西方人則認為大學只是眾多選項裡面中的一個，只有想從事某些特定的職業才需要上大學。原因是什麼？東西方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不同。中國高等教育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孔子時代。孔子時代的教育主要學的不是具體的謀生手段，而是要學習社會精英應該有的智慧和見識的道。到了隋代產生了科舉制度，是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下層人士進入上層社會的唯一通道。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教育和考試就開始緊密結合起來，自然而然的和社會地位做官及鐵飯碗聯繫到了一起。這種觀念對中國人的影響很深遠，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還是把考試升學和獲得社會地位聯繫起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人千方百計的要讀大學，也就不難理解了。西方高等教育的萌芽和中國的很相似，也是一位智者－古希臘的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在希臘收受門徒，開始辦學。我們今天說的大學一詞University起源於拉丁語，意思是一種包括老師和學生在內的團體，是受到領主認可的契約，是獨立於所在地管轄的。也就是說它不受到封建領主和教會的管理，保證能擁有學術自由。通常學術自由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者有發表自己學術觀點的言論自由。另一個是學校在管理上不受到行政干涉。而西方大學更進一步擁有的是學術特權。它起源於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簽署的一個法律文件，這個文件的核心內容有四條。第一條：大學人員有類似神職人員的自由和豁免權；這條特權一下子把學者和大學生的社會地位提升到了神職人員的水平，非常重要和關鍵。在當時的歐洲神職人員的社會地位比貴族都要高一級。為什麼自由如此重要？因為在中世紀時期，教會統治著人們的精神世界，封建領主統治著世俗世界，凡是有悖於基督教教義的思想都是被禁止的。如果教會和當地領主幹預學校的管理，那麼學校就不用辦了，根本辦不下去。如果不理解這一條，也就無法理解耶魯大學最根本的價值觀，也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中國很多高中生學習成績好卻不能被耶魯大學錄取。第二條：大學人員有為了學習的目的自由、旅行和遷徙的權利。這條是今天世界各國發放學生簽證和訪問學者簽證的理論基礎，沒有這一條，我們今天可能就沒有辦法出國留學。第三條：大學人員有免於學術觀點和政見不同而遭受報復的權利。用中國話說就是“言者無罪”這一條讓大學有了真正自由研究的權利。第四條：大學人員有權要求學校和教會而不是地方法庭進行裁決。這一條讓大學可以獨立於地方的行政管理，比如在越南戰爭期間，政府不允許逃兵役的學生入學，但美國的一些大學就是利用這一條拒絕執行。在中國的抗戰時期，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利用這一條保護了很多大學生。不過，教會恐怕不會想到的是，一旦讓人們自由地研究學問，就會產生動搖基督教教義的新知識。如今，當一所大學想努力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時，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學術自由至關重要。雖然東西方高等教育在歷史上的差異很大，但就現在來說，中國人讀大學也並不都是抱著功利的目的的。很多人都是因為對知識純粹的渴望去讀大學的。不過不管你有沒有上大學，抱著什麼樣的目的去上的大學，這都不重要，因為教育是一輩子的事情。在吳軍看來，人生是一場馬拉松，拿到一所名牌大學的畢業證，不過是在馬拉松賽跑裡取得了一個還不錯的佔位而已。人生這所大學才剛剛開始。我們看馬拉松的時候都知道起跑的一瞬間，道路非常的擁擠，但是等比賽過了1/4時，就會發現選手和選手之間的距離已經拉開很遠了。在起跑的時候站那一點兒的便宜，這個時候早就沒有什麼意義了。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說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家長們就想方設法的讓孩子在起跑線上緊可能得搶到好位置。但事實上，成功的道路並沒有想象中那麼擁擠。在人生的馬拉松上絕大多數人跑不到一半就棄權了。到後來，剩下的少數人不是嫌競爭對手太多，而是要發愁怎麼才能找到一個同伴陪自己一起跑下去。成功的大學經歷應該是這樣的：當一個學生從某一所知名大學畢業後，他不需要再把母校的名字天天掛在嘴邊；當一個學生從一所二三流大學畢業後，那所學校今後會因為曾經出了這樣一個學生而自豪。這樣的大學經歷就堪稱完美了。二、西方的兩種高等教育理念優秀的大學不外乎為兩種或兩種的結合：紐曼式的通才教育理念和洪堡式的專才教育理念。很少有學校能夠兼顧這兩個方面，大多數的學校只能是認同其中一種，並且能夠堅持上百年辦一所風格鮮明的大學。約翰·紐曼是是英國牛津的大主教和教育家，他認為，學生們除了學習知識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互相交流，互相學習，彼此成為朋友。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培養有能力服務於社會的人，而不是隻發文憑，甚至銷售一些具體的雕蟲小技。紐曼反對一上來就給學生教受某個專業的具體技能，他認為大學生的知識面一定要廣，不能過早的就侷限在某個具體的專業裡。紐曼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理念呢？原因是當時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社會對技術、管理和商業的專才需求很大，社會比較浮躁，這和今天快速發展的中國有點相似。世界上採用紐曼教育理念的學院有很多，不過把這種教育理念發展到極致的就是哈佛商學院了。哈佛商學院是全球最難進的商學院，學生們都生活在一起，平時同吃同住，假期學校也會組織學生們一起到世界各地去玩兒。來這裡的學生相互學習到的知識比從教授那兒學到的還要多。毫不誇張的說，如果你進了哈佛商學院，但是沒有和同學們玩到一起，那你這學費就白交了。學紐曼式教育對學生的自覺性有很高的要求，如果一所大學裡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問題學生，而學校又不管束，那麼這所大學一定會辦得一團糟。所以很多美國州立大學都很難實施紐曼式的教育理念，因為生源參差不齊。但是美國排名靠前的私立學校，因為入學門檻很高，進來的學生大多對自己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對知識的渴望和學習的主動性不成問題，普遍學習能力強。只有這樣的學生聚在一起，才能最終實現紐曼的通才教育。想要實現通才式的教育，光有理念上的認同是不夠的，還必須同時具備兩個要素。要給學生足夠的選課和換專業的自由，如果大一新生剛入學就被固定在某個專業並且不允許改變，通才教育就無從談起。這一點，美國大部分一流大學做的都很好，比如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普林斯頓等大學。實現通才教育的另外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學校要有實力開出足夠豐富、廣泛的課程供大家選擇。如果沒有廣而多的課程，即使學校允許學生自由選課學生們實際上也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還是無法實現通才教育。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有一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意思是說大學之所以叫大學不是因為裡面有大樓，而是因為這裡面有大師。很多人都認為這句話說的在理，但是吳軍認為大樓的作用也許被嚴重低估了。大師固然重要，但是沒有大樓，也就是沒有物質基礎和硬件的支持，大師們的教育理念也很難實現。如果一所大學，沒有實力開出足夠的課程，那就實現不了紐曼式的通才教育。這方面哈佛做的就很好。哈佛大約有6000名本科生，居然開出了6000門課，這還不算完，哈佛的學生還可以去隔壁的麻省理工學院選課。當然，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也可以來哈佛自由選課。只有開設出這麼多人的課程才能真正得保證學生們想學什麼就有什麼。威廉∙馮∙洪堡是普魯士德國的外交家、教育家。洪堡的專才高等教育體系非常重視職業教育和技能教育，也就是說強調大學生在學校要學習，馬上就能用的知識，畢業時必須對一個專業有比較精深的瞭解。走出校門就能為社會提供服務，創造價值。為了能讓學生們做到這一點，洪堡制的大學很多專業需要五年才能畢業，最後兩年學習的是非常精深的專業知識。而且洪堡制的大學都會花大價錢，建立研究生院，這也是實現專才教育的物質基礎。在19世紀採用這套教育體系的普魯士，很快實現了工業化，一躍成為當時歐洲最強的國家。歐洲其他國家看到普魯士的崛起，也都開始效仿普魯士的辦學理念到。位於柏林的洪堡大學，歷史上它曾經出了29 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不過它最早培養和成就的傑出人士，大多是哲學家和人文學科領域的精英，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和詩人海涅就出自洪堡大學。19世紀下半葉美國工業革命也需要大量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這個時候的美國也開始引入洪堡的教育思想。美國的理工科教育理念大多來源於此。在2000 年以前上過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這和當時中國這幾所學校的風格非常像。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些學校間接地採用了洪堡的體制。前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不僅採用了洪堡100 年前制定的體制，而且片面強調專才培養，使得每個大學畢業生都只專注於自己的專業。新中國成立後，受蘇聯片面理解洪堡體制的影響，馬上搞了將理工專業分離的院校調整，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原來的綜合性大學拆成文理型大學、工科大學、政法學院和醫學院等。遺憾的是，當時既沒有學到洪堡倡導的學術自由的精髓，也沒有像德國那樣在大學裡建立研究生院，以至於大學生知識面窄，而研究生教育長期落後。比如說著名的MIT也就是麻省理工學院，他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讓大一新生就有機會參與到真正的科研裡。什麼叫做真正的科研呢？一般大學裡讓本科生參與的科研，其實就是教授讓學生們練練手，隨便做一點事情，說得不好聽就是做著玩兒。在美國的大學裡，大部分本科生做的所謂科研都是這種性質的。但是，在實驗室裡還有另一種情況，如果某個本科生特別能幹，教授會讓這個學生參與自己拿經費的科研項目，由這個學生承擔其中一項工作，當然這時教授就要花時間指導學生，並且也承擔風險，因為如果這個本科生能力有限或者沒有責任心，就會影響教授的科研進度。這種科研便是我所說的真正的科研。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們參與的就是這一類真正的科研。這就需要教授花時間來指導這個學生還要承擔相應的風險。經過這樣的鍛鍊MIT的本科畢業生實際的動手能力就已經很強了。如今的常青藤名校，往往採用的就是這兩種辦學理念其中的一種。這兩種教育理念，哪種更優秀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如果從方便就業的角度來說，洪堡的專才教育更佔優勢，因為他的教育可以培養出在執行層面很棒的人才。但要說培養具備廣闊視野的領袖以及企業家，紐曼式的通才教育更佔優勢。同時更需要考察具體的歷史環境，即要看一個國家處於什麼樣的發展階段，一個受教育者處在什麼樣的社會階層。對於一個需要迅速走向工業化的國家而言，對於一個剛從社會底層走出來的學生來說，技能教育均是當務之急。在這樣的階段倘若片面追求素質教育就如同在災荒之年對羸弱的災民提供山珍海味而不是能夠果腹的飯一樣，既是資源的浪費，也不能很好的解決當務之急。當一個國家已經處於穩步發展階段，當一個學生來自中上產之家，正在朝著精英目標努力，這個時候，倘若缺少博雅的素質教育，路就很難走的很遠。另外，但凡一個大學，若是學科劃分過細並且把學生限制在各自的專業之中，則不僅對學生的培養不利，而且從長遠來講，這麼做會影響到它們的生源，最終這些大學的名氣和影響上都比不過那些強調通才教育的大學。那能否將這兩種教育理念合二為一？建一所既有很好的通才教育，又能讓不同學生學到一技之長的大學呢？如果僅僅對於本科教育來講，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首先，不是每一個學生都需要（或者說都能夠做到）同時兼顧全面發展和培養自己的專業特長。一般大學本科教育一共只有四年時間，讓一個18 歲的年輕人在四年裡既要在身心上得到全面的發展，又能學到各種知識，還要精通一兩種專業技能，這個要求顯然不切實際。作者曾在Google 面試過一個哈佛大學本科畢業生，稍微複雜一點的工程問題就解決不了；同樣也和很多麻省理工學院的本科畢業生交流過，他們中的很多人講東西實在是枯燥無味。並非這些人不優秀，他們身上都有著很好的品質和閃光點，但是，要在四年的時間裡同時完成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幾乎不可能。對其他學生，這個難度就更大了。在德國、法國和原蘇聯，即使要完成對大學生的專才教育，常常都需要五年時間，這也是過去中國那些採用洪堡體制的大學（比如清華、浙大和中科大）一律是五年學制的原因。 其次是辦學的成本問題。一所大學既要學科齊全，並且每個學科都保持很強的科研水平，同時還要兼顧本科生教學，辦學成本是非常高的。一所大學要是擁有無限的資源，它當然可以在每一個專業上都聘用最好的教師，給足研究經費，同時提供最好的教學條件，那麼或許能夠完全兼顧到通才教育和專長教育。但我們知道任何大學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在這個前提下，任何大學和研究機構就必須做出一個選擇，是集中人力物力辦出一到幾個高水平的學科，還是要擁有一大批規模小但是覆蓋面全的學科，甚至犧牲掉成本很高的科研，專心搞好教學。不同的辦學理念，不同的選擇，在一段時間後，會形成不同特點的大學。比如一些大學有非常強的特色專業並且通過在資源上的傾斜以維持其領先，但是這樣一來其他專業就比較弱了。比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和杜克大學的生物醫學工程專業都很強，但是它們的工學院規模都有限，無法把所有的專業都辦成那樣的規模和水平。另外一些大學則相反，專業齊全，每一個專業的水平都不太差，但是缺乏非常突出的專業。前者適合專才教育，博士生的水平會比較高，後者適合通才教育，本科生的選擇餘地會比較大。而科研經費不足的大學，乾脆放棄了專才教育所必需的專業研究水平，將辦學的重心集中在教學上，或許可能把通才教育辦好。目前，世界上僅有兩所大學基本做到了各學科完全平衡發展，專長教育和通才教育兼顧得近乎完美，同時在科研上全面開花，就是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一這兩所大學是靠鉅額的慈善捐款和巨大的學術聲譽來維持的。事實上，即使是德國的大學，由於資金問題（它們獲得的捐贈很少），已經不再有19 世紀末大師輩出的景象了。每當德國人為柏林洪堡大學出了29 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自豪時，其實他們常常都在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大師都是20 世紀上半葉培養的。如今，德國的大學都比較偏科，力圖把幾個專業辦好，因為它們的財力只能做到如此。而過去一向以通才教育見長的牛津和劍橋，也因為經費的原因，遠不能像哈佛、斯坦福或者伯克利那樣開設大量課程供學生選擇，因此不少學生也開始出現偏科現象。可見，一所大學把近期發展的目標定在兼顧各個方面，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兼顧兩種教育理念的第三個難點在於社會上很多人不覺得有這個必要性。事實上，美國大學裡主動退學和鼓勵退學的做法在本質上就是對試圖結合通才和專才教育的否定。我們這裡談論的退學學生，不包括那些一開始就不想上大學，或者因為經濟原因退學的，而是像蓋茨、喬布斯或者扎克伯格那樣在大學階段就找到自己掙錢方式的人。首先這些人是專才，這一點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各自領域的專家。其次，他們都認為繼續在學校裡接受教育不如做事情，因為在社會這所大學裡他們學到的大行之道要遠比在大學裡學到得多。2007 年，蓋茨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介紹了他的大學生活（雖然只有兩年），在那裡他完全是一個任由自己興趣發展的專科生，對那種所謂的素質教育毫無興趣。可以想象，如果他上的是達特茅斯學院或者威廉學院，需要等到畢業後再選擇自己的專業，那麼大學生活對他來講就完全是浪費時間和煎熬。另外一些人雖然讀完了大學，卻用行動對這種全面教育做了否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博士。他在劍橋讀書時，完全是一個問題青年，差點被開除，可以講，他的表現是對紐曼教育理念的蔑視，或者說是對英國那種培養社會人方式的不認可。最後，他跑到了洪堡的故鄉德國拿到了物理學博士學位。但是最終，他成為了一個改變世界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在他的下屬們看來，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而且是一個好的領導，是一個全才。因此，在大學教育中未必需要兼顧兩種理念，也很難兩全其美，不如干脆堅持一種。因此，通才教育（素質教育）和專才教育在很多時候是矛盾的。按照紐曼的理念，學生上課、考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時不給自己設限，這就要求學校給予學生大量自由時間，並且允許學生在課程沒有完全學懂的情況下給予他們好成績（否則他們只好把時間都花在學習上）。今天，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基本就是如此，在耶魯甚至有很多本科生講只有一小半時間花在了讀書做功課上，剩下的時間都在搞課外活動，與同學們" 玩" 。如果像國內一些名牌大學，學生們不得不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通才教育和素質教育就無從談起。而反過來，如果要讓學生學得精深，就得要求他們必須在某些學業上花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在麻省理工學院，每一門課教授們要求都非常嚴格，也很認真地教每一堂課，和助教一起非常仔細地設計每一個實驗和項目。留給學生的作業常常需要花很多時間討論或者向教授、助教們反覆請教才能做得完美。在這樣的環境下，雖然大學給了學生充分的選擇自由，但是教育的結果就是專才教育，因為學生只能集中精力學好自己感興趣的課，把相應的研究做好。事實上，今天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以及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因為課程和考試都比較難，雖然給予了本科生大量自由時間，很多本科生也只好用來做功課和複習考試了，真正用來發展自己興趣的時間遠比哈佛和耶魯的少。直到今天，要想兼顧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延長教育時間，把教育分成本科的通才和素質教育，以及研究生院的專才教育，別無他法。而提出和實踐這樣的教育理念的，是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吉爾曼和艾略特等人。三、美國私立大學的管理世界一流大學大部分都在美國，美國的大學辦得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獨特的管理模式。說到美國大學管理，很多人首先就會想到終身教職這個詞，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鐵飯碗。但是實際上，終身教職和鐵飯碗並不完全一樣。給予教授終身教職最本質的原因來自於對學術自由的捍衛。20世紀之前並沒有終身教職這麼一說，因為那個時候美國大學很少有解僱教授的現象，也就無所謂終身不終身了。不過有時候會出現這種現象，就是有些教授會公開發表一些反教會的觀點。或者是公開批評某一位資本家，那麼這個時候一些宗教勢力或者是學校的贊助人就會給學校施加壓力，逼迫學校，結果那些他們不喜歡的教授就會被辭掉，這種現象會干擾到教授們的學術研究變得畏首畏尾，不敢發聲。面對這種情況，為了讓教授們自由發聲，專心研究學問，美國的幾所大學和美國教授協會開始號召實行不能隨意解聘教授的制度，也就是現在得終身教職制度。在實行終身教職制度的學校裡面教授一旦獲得終身教職，只要不違法，學校就基本上是沒有辦法解僱他們的。不過想要得到終身教職是極其困難的。一個助理教授需要6-10年的時間，經過幾次嚴格的考核，才有可能獲得終身教職。教授治校，也是美國私立大學的一大特色，不過教授們的管理範圍只到系這一級。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制度和執行制度。在美國，大部分的學校每次系裡制定或者是修改制度，一般都需要系裡全體教授的通過。在制度的執行過程裡除了在教授晉升上資深教授更有發言權之外，其他事務上的發言權一律平等，不分新老、不看資歷、非常民主。教授治校是美國大學的傳統，但也並非完美。早期大學規模小，教授治校還比較容易。但是現在的學校規模已經比之前大很多了，教授全面民主管理的效率也就太低了。所以現在的教授權限僅限於系一級，這倒不是限制教授的權力，而是因為到了學院一級再進行這樣完全的民主的管理，效率就未免太低了。不過總的來說，教授制校，行政成本比較低，學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還維護了教授們的尊嚴和權威，不會成為政府官員汙染附庸，保證了學術自由，還是很好的管理制度。那麼學校的大事誰來管理？那就是校董事會。校董會是由董事組成的。這裡大學實際上就是一個資產，為了讓這個資產能夠不斷地延續下去。創始人就會把它委託給一些人來管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校董。校董給人的感覺往往就是一個虛職－由社會名流或政府官員擔任，但其實不是。校董對大學是有重要意義的。首先他會幫助學校解決一些財務問題，校董一般都不僅自己會給學校提供一部分資金，還會介紹他們的朋友給學校捐錢。比如約翰∙霍普金斯的校董事會主席布隆伯格，他不僅自己給學校捐助了11億美元，還動員了電信和傳媒大王馬隆給該校捐贈了馬隆大樓和興建新研究中心的馬隆基金。除了籌錢他們還會參與學校重大事務的決策，比如說任命校長。私立大學每次更換校長，校董會都會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來尋找下一任校長的合適人選，並且對他們進行面試，最終選定新任校長。除了選定校長，校董還是校長的顧問，因為校董們往往都是各個行業的精英。他們的見識，對學校的未來發展很有幫助，所以他們會參與制定大學的發展規劃。比如說規劃要不要成立一個新學院，要不要在另外一個地方建設新校區。總的來說，對內叫董事，負責籌集資金、拍板兒大事、規劃未來。對外校董就是學校的形象大使，到處給人佈道。用他們自己的影響力在世界各地幫學校做宣傳，幫助大學和各種機構建立合作。所以說，大學校董並不是一個用錢買來的虛職，真正的校董會為大學的發展盡心盡力，儘自己可能提供最多的幫助，這也是美國私立大學牛的一個原因。四、如何對待美國藤校不公平的錄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國名牌私立大學的本科招生，曾經與今天的中國或英國大學很相似，主要是看入學考試成績。到了19 世紀末，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在給予非洲裔學生一定照顧的同時，積極推動美國標準化入學考試，這就是今天SAT 和ACT 考試的前身。這樣一來，猶太學生因為成績好，開始大量進入美國名校。但艾略特絕不是一個種族歧視者。到了艾略特的繼任者洛威爾擔任哈佛校長後，他公開限制猶太裔學生的入學比例，並且制定了非常有爭議的15% 的上限，即每年招收的猶太裔學生不能超過哈佛招生人數的15% 。同時，他還限制非洲裔學生在校居住。雖然後來董事會否決了他的這兩項動議，卻也反映出當時美國私立名校對猶太裔學生的防範和排斥。在未能強行限制猶太裔學生的入學比例之後，哈佛等大學實際上在錄取時開始偷偷私下限定比例，當然，為了掩人耳目，它們設計了更為冠冕堂皇的說法，那就是所謂的綜合考查學生素質。綜合素質的考查自由度很高，主觀性很強，沒法像入學考試成績那樣釘是釘鉚是鉚，這樣學校就可以以具有某種特長為由，把成績較差的白人學生招進來。從1925 年起，猶太裔學生在美國頂級大學中的比例急劇下降。今天很多亞裔家長以為讓孩子在各個方面具有一些特長（音樂、藝術或科技）就能在申請學校時加分，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或一廂情願。很多美國頂級大學考慮這些特長時，不是為了給亞裔學生加分，而是為了阻止亞裔學生入校。到了20 世紀50 年代，美國私立名校才解除了對猶太裔學生的入學限制。解除限制並非是學校發善心，而是因為到了20 世紀50 年代，猶太人在美國的很多領域都取得了控制權，尤其是控制了傳媒，包括美國當時的三大電視網（NBC 、ABC 和CBS) ，好萊塢9 家影視公司中的8 家，美國兩家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這些媒體不斷為猶太人的利益吶喊的原因。據當時還是小學生的希拉里· 克林頓女士2008年在Google 講演時回憶，那時整個美國天天宣傳的都是要學習科學，發展科技，這是美國大學歷史上短暫地根據學習成績錄取學生的年代。靠著這難得的機遇，猶太人爭取到了作為白人的一部分來參加競爭的機會，很快他們在美國頂級大學裡的人數就和其他白人學生相當了。今天，佔美國人口不到2% 的猶太裔學生大約佔了這些頂級大學本科生的20%—30% ，而其他白人（佔美國人口的2/3) 也只佔到30% 。對亞裔而言，在這一方面就不具有猶太人那樣的優勢，因為亞裔從未控制過猶太人所能控制的那些商業領域。20 世紀60 年代起，亞洲移民在美國數量劇增。由於亞裔普遍重視教育，他們的子女在美國私立名校中的數量不斷上升，因此被視為" 新猶太人" 。起初，美國名牌大學並沒有針對亞裔設置招生障礙，因為當時亞裔的絕對人數還很少。當時雖然對亞裔沒有什麼照顧，但也沒有什麼歧視。然而，當亞裔學生在這些名校中的錄取比例不斷上升，開始明顯影響到其他族裔學生的錄取時，迫於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各名牌私校和一些好的公立大學開始悄悄地限制亞裔在學生中的錄取比例。限制亞裔學生最簡單也是最隱蔽的做法就是降低學習成績的重要性。2003 年，哈佛主管錄取的資深官員休斯承認，在頂級私立大學（包括哈佛本身）裡，單純靠成績進來的學生連5% 都不到。為什麼要限制亞裔學生的錄取呢？有人認為這是種族歧視，作者認為這是沒有在美國生活過的人想當然的看法。美國名校限制亞裔學生的背後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原因。經濟的原因就是亞裔對美國的大學基本上是隻使用不建設。雖然亞裔已經佔到了美國私立名校本科生人數的20%, 研究生人數的1/3 甚至更多，但是亞裔給這些大學的捐款卻少得可憐，而且無論是亞裔的家長還是校友也很少為大學的建設出力。亞裔對於美國私立名校的要求是錄取時不考慮人口的比例，放開錄取，而到了應該奉獻的時候，回饋大學做出奉獻的亞裔的比例，甚至比亞裔佔美國人口的比例還要低。針對這種不公平亞裔學生和家長應從那些方向努力呢？改變這種不公平需要全體亞裔的長期努力，不是短時間就能見效。首先，亞裔學生需要從單純追求工程和醫科等專業，轉變成對各種專業都抱有興趣。其次是減少一些無謂的競賽，把時間花在尋找自己和學校的" 鉤子" 上。10 年前，只要進入美國數理化、計算機、信息和生物等奧林匹克競賽的訓練營，幾乎任何大學都可以隨便挑。如今，這些比賽的成績對於錄取的作用遠比申請者想象的要低。2015 年，一位獲得國際奧林匹克計算機競賽金牌、品學兼優的亞裔學生，未能進入斯坦福大學，而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以前，至少麻省理工學院還是很看重這些比賽成績的，但是如今一個用戶數超過百萬的APP ，卻要比競賽成績更容易受到麻省理工的青睞。第三是在學校和各種場合勇於表現自己。正如亞裔學生在學業上都不願意輸給別人一樣，這種精神也應該用在各種其他場合。在學校裡，應該積極參與甚至組織各種活動，競選各種職位。這些能力一旦培養成，即使沒有直接幫助自己進入某所大學，也會受用終生。亞裔學生（尤其是印度裔學生）常常在分數上爭強好勝，甚至會為了半分去找老師，如果一門課得了B 就會很難過。但是如果沒有擔任學校某個球隊的隊長或者學生會主席，大部分亞裔會覺得反正這個職位就一兩個人，我當不上很正常。這種心態不是一個未來領袖的心態，，也不符合美國一流大學的標準。第四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亞裔校友和亞裔家長們需要積極參與大學的各種活動，幫助大學與各地的工業辦及政府進行合作，積極為大學捐款。只有當大量的亞裔都能進入到美國私立名校，並且日後成為美國各個領域的精英和領袖之後，才能影響美國的政策和價值觀。半年多世紀前，猶太人開始這樣做，如今他們的後裔開始收穫父輩們辛勤播種耕耘後的果實。如果亞裔今天也開始付出這樣的努力，那麼下一代亞裔在申請美國大學就會比現在容易得多。中國企業家潘石屹和張欣夫婦為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捐款，專門幫助解決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的獎學金問題，這對於這兩所學校多招收中國大陸的學生將會有很大的幫助。很多人不理解潘石屹和張欣的善舉，認為他們應該先捐給中國的大學，而不是並不缺錢的哈佛和耶魯。但是這些人不知道，潘石屹張欣夫婦捐出的幾千萬美元，對提高全世界華裔的地位，對影響美國高等教育，為整個華裔群體提供更公平的教育機會的作用非常大，由此所形成的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力，也遠比在《紐約時報》或時代廣場花幾千萬美元做廣告，或在美國花幾百億美元購買房屋要大得多。五、英美頂級大學的特色吳軍共詳細介紹了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兩所大學，包括美國的八所藤校在內的12所一流大學，細讀之餘，中英美高等教育的差異分析之透徹深入骨髓，讓人慾罷不能。這裡不再劇透，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先自己體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吳軍自己的大學之路，從昨夜西風凋碧樹，到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三個境界，讓人欽佩和驚歎。書中精典語句摘錄：[中國的C9大學]：清華、北大、上海交大、中科大、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西安交大、哈工大。[歐美大學教育髓]歐美的一些科技精英，他們在幫助政府做決策時，是憑藉自己的知識和良知做出判斷的，而並非根據政客們和民眾的意願，這要感謝他們所接受的大學教育。獲得良知，並且在關鍵時刻表達出自己的觀點，是大學教育的精髓所在。[HYPMS超級五強]：哈佛Harvard 、耶魯Yale,、普林斯頓Princeton、麻省理工MIT 、斯坦福Stanford。[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2017 年全美最佳大學排行榜的排名：1.普林斯頓、2.哈佛、3.［耶魯、 芝加哥］ 、4.［斯坦福、哥倫比亞] 、5.麻省理工、6.杜克、7.賓夕法尼亞、8.約翰•霍普金斯（[]中的為並列）。2017年全球最佳大學的排名：1.哈佛、2.麻省理工、3.斯坦福、4.伯克利分校、5.加州理工、6.普林斯頓、7.哥倫比亞、8.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9.約翰- 霍普金斯、10.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八所藤校]：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布朗大學及康奈爾大學。最著名的三所即大藤：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衡量大學的重要標準]：一所大學能否讓學生生活得開心，並且因此而激發出學生一輩子學習的熱情，是衡量一所大學好壞的重要標準。從十七八歲到二十四五歲是人生最美好的階段，因此，大學教育不僅要傳授知識和技能，而且要讓一個年輕人過好這四五年或更長一段時間，讓他們在今後的人生裡都能受益於這一段生活。相反，如果一個學生在大學裡“學傷了”（這種人非常多），或者對人生產生了負面的看法，則是大學教育的失敗。因此，學生們對大學生活是否滿意，經歷了這一段大學生活後，他們是否能成為更好的人，是衡量一個大學水平的重要標誌。[成功的大學]：對人個而言，成功的大學經歷應該是這樣的：當一個學生從某一所知名大學畢業後，他不需要再把母校的名字天天掛在嘴邊；當一個學生從一所二三流大學畢業後，那所學校今後會因為曾經出了這樣一個學生而自豪。[教育是一輩子的事情]我們不必擔心輸在起跑線上，因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會再跑了，這就給了我這樣的長跑者以機會。[牛津－政治家的搖籃]：我行我素的風格和獨特的政治見解使得牛津大學成為英國政治家的搖籃一它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培養政治家最成功的大學。牛津是英國出首相最多的大學，先後出了26 任首相，尤其是在二戰之後，所有的首相中除了沒讀過大學的梅傑和軍校出身的丘吉爾，其餘位都是從牛津畢業的。在2010 年英國的大選中，有100 名牛津畢業生人選下議院，佔整個下議院人數的15.496 。在世界範圍內，牛津則培養出了曼德拉、克林頓、昂山素季和英· 甘地等各國政治領袖：外界對比牛津和劍橋時通常會說" 牛津出首相，劍橋出科學家" 。如果單看研究成果和發明的論文數量，牛津確實稍遜於劍橋。不過如果放在全世界範圍比較，牛津在培養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上並不遜色。在歷史上牛津的畢業生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有58 人次，其中33 人次是科學獎（物理、化學和醫學生物）。牛津大學在二戰後科學界具有的崇高地位，一定程度上受益於它的第三次大規模人才引進，即二戰期間牛津庇護了大量被納粹德國驅逐和迫害的科學家。之前的兩次大規模人才引進，指的是早期大量學生從巴黎大學來到牛津，以及" 牛津運動" 後大量歐洲學者來到這裡。除了在出政治家方面強於劍橋，出科學家方面略弱於劍橋的特點外，牛津在人文和社科領域也一直和劍橋不相上下，王爾德、雪萊等一大批文豪皆出自牛津。[為什麼藤校要照顧校友子女]：哈佛大學前任校長、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 錄取校友的孩子是私立大學建立自己社區的一部分，而巴菲特卻認為：成功人士的孩子未必能成功，否則美國奧運代表隊就讓奧運冠軍的孩子們去就好了。[通才與專才]：一個能上美國私立名校的高中生應該像一個圓規，既能畫一個圓，表明他（她）的發展是全面的，同時還要有一項突出的特長，恰如圓規的尖，能夠把紙戳穿，脫穎而出。[耶魯的精神]費舍爾：耶魯的精神：剛毅而勇敢。" 黃昏到來時，夕陽的餘輝或許會偷偷地把它遮藏起來；但是當辛勞的白日來到，照在它上面的絢麗陽光，將使它發出一股股力量， 使每個耶魯人的心中洶湧著大無畏的精神。" 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是耶魯教育的精髓所在。[英雄和逃兵]：小布什和克林頓均畢業於耶魯。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二戰時的英雄，是耶魯精神的代表，後者是越南戰爭時逃兵役的人。兩人在競選總統時唇槍舌戰的辯論中，老布什以自己在二戰時英勇的表現說明自己更愛這個國家，並且以克林頓逃兵役的行為質疑後者是否愛國。面對老布什的質疑，克林頓回答得非常巧妙，他說，在那個年代，逃兵役就是愛國。在越南戰爭期間，耶魯校方並沒有在反戰問題上表態，但是它實際上給予了學生們自己選擇的自由，並且保護了那些反戰的學生。為什麼自由意志在耶魯看來那麼重要，用毛澤東的話來講，那是因為"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如果按美國開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的話講，那就是要" 相信未來，相信年輕人。[長壽是根本]：哈佛大學校史專家薩繆爾 ·莫里森評價艾略特：艾略特能夠在任期內實現他在就職演講裡為哈佛描繪的發展藍圖的大部分，原因之一是他比自己的反對者們更有活力，活得更長（以高壽92歲過世）。[哈佛投資未來]：哈佛錄取學生，不完全看過去的成績如何，而是要看將來是否有出息。怎麼才能看出學生以後有沒有出息呢？哈佛主要是挑選兩種人，第一種，目前雖然還是醜小鴨，但是很有潛力，比如一名來自普通公立高中的特別優秀的學生。而另一種，則是因為他們比其他孩子明顯有著更多的資源。比如哈佛為什麼會錄取外國政要的孩子，而沒有錄取一名來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儘管後者成績全是A,而且做了很多社會工作。哈佛認為，相比來自普通家庭的孩子，那些各國政要的孩子更有可能成功，或更能給哈佛帶來好處和聲譽。同理，哈佛會接受那些億萬富翁的孩子，而不是一般家庭的孩子，因為“那些富有的校友不是一代形成的”。因此，這位教授開玩笑說，這不能怪哈佛，要怪就怪做父母的沒本事。當然，一些從哈佛畢業的校友也批評哈佛的這種做法，因為從長遠來看這麼做會吃光哈佛的老本。因為哈佛的大門是為那些它認為出類拔萃的人敞開的。[中美學生學習動機]：中國學生學習的動機是追求成功，他們注重按部就班取得好成績，不管喜不喜歡都要做；而美國學生的學習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興趣，對自己喜歡的可以做得很好，對不感興趣的可能表現很差。因此美國學生被淘汰得很快，而沒有被淘汰的（進入哈佛的屬於這一類），往往是對讀書真有興趣的，主動性非常高，取得好成績並不是他們讀書的唯一動力。在美國，一些成績很好的學生甚至懶得去教授辦公室門口的佈告欄查看自己的考試成績。[如何看待學生成績]：在給學生成績的問題上，作者認為像清華一些教授那種以把學生難倒為榮的做法是不正確的。大部分清華的學生，在高中都是名列前茅的，進入清華，班上只能有一個第一名。為了區分出學生的成績高低，通過考試將每個人的成績拉開，必然有很多好學生成績要排到後面，很多年輕人因此對讀書心生反感，而他們在清華接下來的日子裡，就從當初的意氣奮發，變成了混一張文憑而已。可是，讀書又是一輩子的事情，大學教得再好，也不可能教會學生一輩子要學的東西。一個人要是在20 歲時就對讀書產生了反感，那麼他這輩子最後的成就比他原本可以做出的便會少了很多。因此，在尖子學生那麼集中的哈佛大學，多給一些A無疑是個好舉措。[家長對哈麻態度]：作者認識的大部分學生家長認為，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普遍比較友善,不像哈佛的學生個個都想當領袖，而且為此經常窩裡鬥，麻省理工的學生合作精神很好並且喜歡相互幫助，在那裡讀書這一點儘可以放心。[加州理工大學]：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畢業後在科學領域的成就也遙遙領先於全世界——平均不到一千名畢業生就出一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共32 名）。在英國《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中，經常把加州理工排為全球第一名。在加州理工的畢業生中，有很多中國人熟悉的名字，比如錢學森、周培源、談家楨和趙忠堯等。當年錢學森、郭永懷和錢偉長（均為加州理工的校友）在加州理工時，感嘆於該校水平之髙，立志將來要在中國辦一所比加州理工還要優秀的大學，但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件事依然是遙遙無期。並非中國的大學進步慢，而是因為加州理工領先太多。[麻加的區別]：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都是頂級的理工科大學，但其實差異還是非常大的。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前者有點像清華，後者有點像中科大的少年班。如果一門心思要得諾貝爾獎，就選擇加州理工，如果只是對工程感興趣，或者只是需要訓練出理工科的思維方式，將來向法學、醫學和商業方向發展，麻省理工不僅要比加州理工好，甚至比很多綜合性大學都更合適。當然，想當總統的，應該去耶魯學歷史，或者去哈佛學政治。平時聽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些學生講話，總覺得他們條理清晰，但是感染力不足，可能都不是當總統的材料。或許那句話改一改更準確—一“哈佛的人不會算，麻省理工的人不會講”。[約翰∙霍普金斯校訓]：知識使人自由。
（鄭衝：長安街讀書會援疆分會成員）
長安街讀書會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勵支持下發起成立，旨在繼承總理遺志，踐行全民閱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學習、養才、報國。現有千餘位成員主要來自長安街附近中直機關及各部委中青年幹部、中共中央黨校學員、國家行政學院學員、全國黨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等喜文好書之士以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國家高端智庫負責人專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學者等，書友以書相聚，以學養才。
在第22個世界讀書日到來之前，經民政部、文化部等相關主管主辦單位報備批覆，長安街讀書會牽頭髮起成立“全民閱讀促進委員會”，作為全國性的人民團體，該機構將通過開發利用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大中院校的全民閱讀文化資源，促進全民閱讀活動深入開展。並以黨建為先導，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支撐，努力繼承周恩來總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遺志，深入“研讀經典”，讓“全民閱讀”形成人人參與的氛圍，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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