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客在天安門城樓上高興地拍照留念。魏彤 攝影
天安門，這座明清兩朝遺留皇城的正門，在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著非凡的意義，從幼年的童謠歌詞，到流通硬幣的國徽紋案，再到舊時香菸的商標……這個建築作為新政權的象徵，變成一種自然而然的愛國主義情感載體。
然而在它建成600年裡，這座城樓一直作為權力的“禁地”而存在，直到1984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接到一位市民的來信，呼籲順應民意開放城樓。4年後，第一位普通遊客登臨了這塊神秘的舞臺。
封閉
部委領導上天安門都很難
1979年大會堂的解禁，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信號”。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頭、廈門開始試辦經濟特區。
此時，“開放天安門城樓”的意識，也在高層有所鬆動。
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就提議，是否可以將天安門城樓向群眾開放。但是，由於觀念和客觀條件不成熟，這個想法被擱置下來。
曾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的楊登彥說，那時天安門城樓只在領導人接待外賓等重大事情時才啟用，平時都是封閉管理。天安門管理處事情也很少，長期只配有8個人。
4年後，來自民間的一封信再次響起“開放天安門城樓”的呼聲。
1984年9月，一封署名“華興”的信，放在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桌上。信中寫道：我是1954年從上海來北京的。三十多年來，每次到天安門，仰望天安門城樓，總夢想有一天能登上這“祖國心臟的心臟”。我向周圍的同志們說出我的願望，有人說這是“白日做夢”。但我深信，總有一天夢想會成為現實。
這封信受到胡耀邦和中央多位領導人的重視。
在多位領導人圈閱後，時任中辦主任的王兆國批示：“請北京市提出具體意見，報中央審批。”
1986年5月1日，天安門城樓開始有組織地接待參觀者。
當時的參觀者，主要是中央或駐京部隊一些會議的與會者、人大代表或勞動模範。參觀必須提前登記，有嚴格的審批手續。
“那時人們把上天安門城樓當成榮耀。這次能上、下次不能上，有人就會考慮自己是否出了問題。”楊登彥說，各部委的領導想上天安門都很難，天安門管理處的工作人員也不能隨便登樓。
當時在天安門管理處工作的馮人凱曾回憶，在開放前，所有為城樓做日常保潔整修的登樓人員都在中央警衛局備案，均需經過極為嚴格的政治審查，每次登樓前都要電話向中央警衛局請示。
決策
從報告到獲批只用3個月
時間到了1987年。因為次年恰逢龍年，北京市旅遊局就把1988年定為“北京國際旅遊年”。時任旅遊局局長的薄熙成希望“頭一炮一定要打響”。他找到楊登彥，商量開放天安門城樓。
楊登彥說，從寫報告到獲批，只有3個多月。“之前已有很多鋪墊，這次是水到渠成的事”。
當年7月，北京市旅遊局向市委市政府寫了報告。
9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請示“從1988年北京國際旅遊年起接待外賓參觀天安門城樓”。
隨後，王震等幾位領導人先後批覆“同意”。
1987年國慶後，楊登彥正式通知天安門管理處：為1988年1月1日天安門城樓開放做好所有準備。
薄熙成日後在接受《北京日報》採訪時說，“從中央到北京市，對天安門城樓開放的態度都很統一，也很堅決。各個環節都非常順，基本沒有遇到什麼阻力。”他用了一句成語來形容：“勢如破竹”。
佈置
大客廳棄用開國大典油畫
接到籌備開放的通知後，天安門管理處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佈置天安門城樓。
之前，除了“五一”、國慶或春節領導人登臨外，天安門城樓上就像是一個大倉庫。彩旗、燈籠、屏風……
這些集會上要用的東西就堆放在城樓上。僅那四對直徑2.5米的大紅燈籠，就佔了整整一間房。
東西搬走後，面對整飭一新卻空空如也的城樓，該怎麼佈置？這時，市裡的意見批下來，簡單明瞭：“就按開國大典時的樣子佈置”。
桌椅、沙發、茶具、掛鐘、屏風……每件都按開國大典時的擺放。楊登彥說，籌備工作其實從35週年國慶時就開始了。為了和天安門配套，他們把原來的電燈改為宮燈、原來是白色的軟沙發換成了楠木為框的沙發。
當時還有一個讓籌備人員犯難的問題：城樓上的大客廳，牆壁上掛什麼？“不能太政治化，但也不能不政治化。”楊登彥說，天安門城樓本身是個政治性很強的地方，當時考慮正面不放開國大典油畫，感覺太正，只能放側面。他們考慮正面放一幅大山大河的油畫。
楊登彥找來中國文聯副主席尹瘦石，尹的畫與柳亞子的詩曾被評為“柳文尹畫”。“大山大河的畫作，有時候是一種抽象的描寫，反映一種氣勢。”隨後，他們又請來了田世光、郭怡宗、王慶生三位大畫家在城樓上揮毫。屏風上的牡丹、翠竹、臘梅……
看起來美觀又莊重。
一些細節顯示出天安門管理部門對籌備工作的周密考慮。
他們將大廳裡原來鋪設的純毛地毯換下，在遊客行經的所有地方鋪上紅色的化纖地毯。這樣設計有兩個好處：一是遊客邁出的每一步都走在紅地毯上，就像走向一場盛大的儀式。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地毯對青磚地能夠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
開放
“不高調，小範圍搞點活動”
1988年1月1日，正式開放的日子。天安門城樓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剪彩儀式，沒有領導人參加。
楊登彥說，當時他與薄熙成商量的是“不高調，但還是小範圍搞點活動”。
當天清晨，薄熙成從北京飯店拿來一對景泰藍花瓶，並附帶兩份證書。兩個花瓶有一尺多高。楊登彥記得“樣子很漂亮，挺大氣”。
當時的門票是對摺的，像請帖那樣。票面上印著燙金的天安門城樓剪影。售票處門口，還鋪著大紅地毯。
開放的消息早就向社會公佈了。當日清早5時，天安門的值勤人員便發現有人跨過金水橋，徑直朝城門走來。值勤人員忙迎上去詢問，得到的回答卻是反問——“今天天安門城樓正式開放，你不知道？”據當時在現場採訪的記者董保存描述，如果不是親臨那種場面，你根本無法體會到排隊時那種莊嚴肅靜的氣氛。個個一本正經，彷彿不是來遊覽，而是準備發表就職演說，準備接受電視採訪似的。
登樓的第一位普通人是北京東四人民商場的退休老職工，75歲的高希武。他早上7點就等候在登樓售票處前。9點，當他緩步登上城樓後，接受了薄熙成贈送的“登城樓證書”和花瓶。
接受同樣禮品的，還有來自法國的遊客卡特夫婦，他們是第一批登上城樓的外國旅遊者。
定價
票價十元是為保護歷史建築
1988年天安門城樓開放時，人民大會堂的票價是三角，頤和園是一元，故宮是五元。天安門的票價該定多少？這是個經過反覆討論的問題。
薄熙成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不記得為這個問題開過多少次會。絕不是誰一拍腦門就能定下來的。”當時有兩個聽起來相互矛盾的定價原則：一，票價不能太高，要讓普通百姓買得起；第二，票價不能太低，要能夠通過經濟手段控制參觀的人數，起到保護文物的作用。
最終，北京市政府第25次常務會議通過這樣的決定：外賓每人次40元(外匯人民幣)；1988年龍年旅遊年優惠票價為30元。內賓每人次10元。
楊登彥回憶了一個細節，從側面證明天安門城樓的票價問題所引起的各方面的關心。
時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羅幹曾給楊登彥送來10元錢，並附著一封信。大意是：登彥同志，上次我登天安門城樓沒有拿錢，但這次決定天安門收費的會議我是參加的，現在補上10元錢。
楊登彥說，從這封信可以知道，天安門的收費並不僅僅是由北京市決定的。
和當時人們每月幾十元的收入，以及其他景點的票價相比，天安門十元的票價並不便宜。北京市旅遊局一度擔心這會讓人望而卻步。不過，隨後的滾滾參觀人流打消了這一擔心。
1988年元旦，登上城樓的中外遊客共兩千多人。當月，38253人次登上城樓，帶來超過40萬元的收入。開放頭一年，天安門接待超過60萬人次的遊客，全年參觀票款收入近780萬元。
隨著天安門城樓的開放，天安門管理處的體制也發生了變化，擺脫了一直依靠財政全額撥款的局面。（來源|新京報 作者|塗重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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