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意見領袖”欄目對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樊綱院長進行專訪：

樊綱履歷：

1953年樊綱生於北京；

1969年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務農；

1975年轉到河北省圍場縣；

1978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七七級）政治經濟學專業；

1982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經濟系；

1985年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及哈佛大學訪問研究；

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進入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

1993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界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

樊綱曾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兩次入選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連續兩次被英國《外交政策研究》與《觀點》雜誌評選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捲入“上山下鄉”運動；70年代末重新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建立新型智庫，成為政府核心智囊……機緣巧合，風雲際會，歷史給樊綱帶來了機遇，他也通過自己的拼搏抓住了機遇。

他有意或無意地投入到了時代變革的洪流中，成為了參與和影響中國改革的人。時代變遷影響著其中每個個體的命運。而國家命運的變化，投射到樊綱身上，開啟了他的“經濟人生”。

為什麼選擇經濟學作為自己的專業？

樊綱：我們當時是下鄉的一代，我下鄉了一共八年半，1977屆考大學，1978年初上的大學，1978年這個年份是正式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

張媛：那個經濟學專業是你自己選的？

樊綱：自己選的，也是因為第一關注了經濟問題，我們老說經濟有人就能夠有創造價值，我們怎麼那麼多人到了那會建設兵團，一下加了幾倍的人，怎麼反倒虧損，這就是問題。農村為什麼捱餓，當時也感覺是經濟問題。加上自己讀雜書，讀馬列，政治經濟學，哲學什麼的，就對經濟學感興趣了，所以我大學三個志願報的都是經濟學，那時候所有的經濟學可以報的都報了。

那時候實行“工分制”，我還寫了文章去反駁，然後還請我到兵團總部開會，就開始有這種興趣，想討論這些問題。

張媛：然後後來就上了大學，讀了碩士，然後去哈佛東西。

樊綱：那個經歷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哈佛東西開的課比較前沿，對於整體思想，對於我將來能幹什麼，能幹出什麼，這個經濟學的方法究竟是什麼，還是一個比較快得提升。

張媛：那個時候就很清楚了自己要做一個經濟學者了嗎？

樊綱：應該是吧，當時我們不像你們現在各種選擇。當時也沒有認識到這麼深的問題，當時覺得興趣就是做研究，既然做研究，將來是去社科院，去大學，一步一步去這麼走。

留美還是歸國 這是一個兩難選擇

張媛：沒想留在美國嗎？

樊綱：沒有，這事我後來在自己一本書裡面還好好分析過，各種原因吧，首先你得做事，你能做什麼事，當時首先我還是比較清楚的認識到我能幹什麼，中國經濟那麼多問題需要分析，這就是所謂的學者的貢獻。

張媛：使命感。

樊綱：對。

第二，就是說你畢竟對中國的事情熟悉。

第三，就是一個情結問題，畢竟中國是我自己的事情，美國那些事再怎麼著跟我好像沒有關係，國際上的事情跟我好像沒有關係，無非就是一個相對好的生活，可是有什麼意思呢？

1996年樊綱離開社科院，改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任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1998年參與創辦中國經濟50人論壇；

2006年兼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

創辦中國經濟50人論壇背後的故事

張媛：回來之後您做了幾件事情，搭建平臺，比如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是一個怎麼樣的過程？

樊綱：還是以研究為目的，包括成立研究所，還是想用新的方式組織大家進行研究。50人論壇也是這樣，當時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就覺得需要各個方面的人大家聚合到一起，能夠有一種機制有一種機會，不同背景的人，政府的人，學者，我們一塊來深入研究一些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可能更多是政策導向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中有不少政府官員？

張媛：怎麼把這些人聚集起來，以一種什麼樣的機制讓它有效？

樊綱：中國有一個特點，政府官員在政府部門裡面要長期運作，有很深的瞭解和很長時間的經驗積累。這就出現一個情況，

這是一個好的中國特色，在中國目前這種體制下，能發揮大家聰明才智參加各種討論的一種機制。所以我們主要的發起人也是政府內部的人，大家一起來做這個事情。

張媛：所以後來看到國民經濟研究所、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等等，怎麼來分配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樊綱：是這樣，我個人從事研究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學術研究，第二類是所謂政策研究，學術研究更偏重於理論、方法，政策研究就是當前大家面臨的這些事。比如我現在負責的兩個研究所，一個是國民經濟研究所，我們每年參與政府的五年規劃落實的評估，宏觀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這些分析。

然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就更側重於地方政府的很多問題的研究。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十多年了，現在是25家國家高端智庫之一，國家高端智庫就要給國家提出各種政策建議，那就更偏重於政策，這個政策就是說你要提出政策建議來，要可實施的政策建議，那就更需要面對實際了，更需要對實際的問題有比較深入的瞭解。這就不是我一個人能做的，要組織大家做。

張媛：這裡面其實有幾個關係需要平衡，一個是您提到的理論層面的研究是長期的，一個是現實層面每天頻繁出現的這些問題怎麼去解決，同時您所在所代表的這些國家高端智庫的領導人角色，在這個過程當中您怎麼平衡最大公約數？

樊綱：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重點，我早期當然比較重視理論，這個也是需要的。我現在一直建議我的學生，在你上學的期間，特別是你開始你的職業生涯的初期，一定要高度重視理論。要讀書，要讀理論書，要讀你將來那些沒有時間再去讀的文獻，這樣打好一個基礎。

我當時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這個東西當你一旦想透它，你把它寫出來了，把它想明白了，這個就成為你的基礎了。

但是，因為中國也在改革開放，確實面臨很多現實的問題，也需要去做分析，所以我逐步就轉向了理論和實際比較相結合的研究，比如我寫的那本書，《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還有後面做的一些關於轉軌經濟學的分析。

然後加上也是因為這些現實的問題，事越來越多，包括負一些責任，剛才你說要組織人，各種機構、機制這種事越來越多，做那些理論研究的精力就越來越少，還是有點變化的。

十年積累 哈佛求學讓自己有了融會貫通的感覺

張媛：您從什麼時候發現通了，就任督二脈全通了，

樊綱：這個是學了十年之後，在哈佛讀書期間，我覺得我有那種感覺。

張媛：幡然醒悟。

樊綱：這個“悟”不是說是上天給的，是你前面積累的結果，是你不斷去讀，不斷去想，不斷去思考，不斷去琢磨，一直沒有琢磨通。但有時候讀一些經典的論文，突然它的方法啟發了你，原來這個東西可以這麼研究。

樊綱的自我剖析——抽象思維能力更強

張媛：你認為這是天生的還是有方法論的？

樊綱：首先因為積累，首先因為你學，因為你學到了很多其他人的東西，但是話說回來，就是人跟人大概是有點差別，我自己是有這個感覺的。我在農村的時候，當時也是文學青年，當時也在地方的各種報紙雜誌發表不少東西。

張媛：你就覺得你跟別人不一樣？

樊綱：不是，我那時候覺得不一樣在哪兒呢？我那時候已經對理論很感興趣了，那時候我覺得我做文學就不如周邊的人，就不如其他那些搞創作的人。比如我們同時到外面看到了一個事，一個故事，他們會天花亂墜地形容和描述，可以說半個小時，我回來一句話把這個邏輯抽出來，一句話說完了。而且我當時一讀理論的東西，寫理論的推理，很興奮，我寫那些小說我不興奮，這時候你覺得你跟他們有點差別，你可能不適合做這個文學的事情。你是抽象思維的，他們是形象思維，我相比於這些搞文學的人，抽象能力強一點。

一直以來，樊綱都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觀點。1994年樊綱與鄭也夫就“轎車是否應走入家庭”在《光明日報》展開激烈辯論。

近年來樊綱又因發表“經濟學不講道德”“個人應退出炒股”“應馬上推出房地產稅”“六個錢包”等觀點，被媒體炒作後，引發了不少爭議。

經濟學“不講道德”究竟怎麼理解？樊綱如何看待自己的觀點引起的爭議？

道德問題不是經濟學能解決的

樊綱：這個理論最重要的一個方法就是要抽象，很多人不理解我說的什麼，就是沒有把這個問題分開。我們每個人每天干什麼事都離不開道德，離不開價值判斷，比如我愛喝咖啡，你可能愛喝茶，咖啡我愛喝黑的，你愛喝甜的，這是個人的品味問題，這個東西我們是沒法改變的。我經濟學不能改變這件事，我只能根據你的這個口味，我來提供什麼樣的咖啡，咖啡館怎麼賺錢，我們研究這個問題。

道德就是宗教、意識形態、價值標準，道德問題不是我能改變的。可能是牧師可以改變的，政治家、文學家，通過他們的道德宣傳、道德說教可以去改變你的道德。這不是我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我這個學科能解決的問題。

我們這個學科就是把你道德作為給定的東西。因此我說所謂“經濟學不講道德”那是指經濟學不是研究道德的學問，那是倫理學、哲學、文學、政治學，可能大家都去講這個，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改變人們的偏好，改變人們的價值判斷。學科的領域，它的邊界在什麼地方要搞清楚，否則的話永遠一鍋粥在那兒攪，最後導致大家誰都不深入。

自己的觀點引發人們的思考即使被誤解也不後悔

樊綱：當然用那個標題也是為了抓眼球，後來有人說你抓眼球引起了誤解，你後悔不後悔？我說我也不後悔，我提出這麼一個標題，大家去琢磨這進事，促進了大家思考，思考了理論的方法問題——抽象。

為什麼建議每個人都該學點經濟學？

張媛：說到經濟學的這個領域，你認為要是進入到這個領域，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麼？你建議每個普通人都應該瞭解經濟學。

樊綱：西方國家他們在高中生的時候就開始學經濟學了，高中生考A—level（英國學生大學入學考試課程），那麼多學科裡面就有經濟學，經濟學的教科書這麼厚，相當於我們本科一年級的教科書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有好處的，不僅僅是理解現實，經濟學它是一種分析方法，剛才說的抽象是一種分析方法，你學會這個方法，你看現實，看很多問題，你都能夠更加深入。

所以我是建議更多的普及經濟學的知識，就像我們必須有哲學的背景，我們也必須有文學的背景，我們必須懂一些社會學，這也是相通的。

經濟學不研究自己怎麼賺錢而是研究社會怎麼賺錢

張媛：可能每個人對於經濟學的理解認知並不是如您這樣，可能更多人更功利，你告訴是不是我學了經濟學就能變得更有錢，你就告訴我直接投什麼，不乏這樣的人群。

樊綱：經濟學是研究別人怎麼賺錢的，研究這個社會怎麼賺錢，這個國家怎麼賺錢，這個不同的人群怎麼賺錢，經濟學是不研究自己怎麼賺錢的。

張媛：那你自己的這個問題解決好了嗎？

樊綱：這個問題解決好不好，這是你作為個人，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你作為一個就業者，你作為一個消費者、投資者，這是你自己的問題，但是經濟學有沒有幫助呢？可能略有點幫助。

學好經濟學也不一定能做好投資

張媛：略有點啊？

樊綱：你聽我說，我們經濟學家有一個自己自嘲的笑話，失業大潮來了，經濟危機來了，經濟學家也站在那個領取失業救濟金的隊伍裡面，他和別人唯一不同的是他知道他為什麼站在這兒，但是他還得站在這兒。

你不如去學管理學，你不如去學投資學、貨幣學，那些東西馬上告訴你很多方法，巴菲特怎麼去賺錢了等等。經濟學是很靠後的，它比較深層次地分析那些基本的規律，這些理論，然後這些理論應用到各個領域裡面。你要真正做投資了，你股市怎麼回事，股市上還有些特殊的規則。經濟學家不一定懂具體的規則，你要不懂具體的規則，我怎麼能告訴你怎麼投資呢。

我們可能更關注的是政策層面，政策對這個市場有什麼影響，反過來講這個市場的風險都在什麼地方。

投資沒有大虧過 因從沒買過股票

張媛：那您個人投資做的好嗎？

樊綱：這個沒有什麼好不好的。

張媛：自己滿意了嗎？

樊綱：自己沒有什麼不滿意的，我沒有大虧過，因為我也沒投資，我也沒有去炒股，我從來沒有買過股票。我當時就是投點基金，基金賺錢了我就賺錢了，基金沒賺錢我也沒賺錢，反過來講沒有大虧也是件滿意的事情。

樊綱的臉上看不出那個艱苦年代的痕跡，更多的是儒雅、平和與雲淡風輕。

考大學、讀研究生、公派出國、成為核心經濟學家，樊綱似乎幸運地踩準了人生選擇的每一步節奏。

如此經歷後，他如何看待現代人的焦慮感？他自己還會有焦慮嗎？

如何看待現在年輕人的焦慮與挑戰？

張媛：40年來中國的經濟變化真的是太大了，但是現在看到人們普遍存在一個現象，就是資源集聚擁在一線城市，就是有句話叫“北上廣容不下我的肉身，但是家鄉容不下我的靈魂”。好像人們在追求財富的過程當中，焦慮是一個共同的問題。

樊綱：只是沒有人是滿足的。

張媛：或者是安心的。

樊綱：大家都還在追求更高的目標，都對現狀仍然不滿意，這就是社會發展動力，你只有大家都不滿意，都要改善自己，這個社會才能改善。

當然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大家看到可能我焦慮半天沒有出路，我掙這點錢，房價漲的快很多。這時候，從國家來講要調整政策，你就應該改善這些地方的供求關係了。

如果確實一個社會是固化的，我買不起房永遠買不起房，那就會成問題，怎麼能夠給大家提供機會，怎麼能夠機會均等，怎麼能夠不使這個差距拉的太大，這是一個社會要思考的問題。

張媛：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會面臨新的問題，移動互聯網時代，跟80、70、60年代的人完全不一樣了，他們有他們新的煩惱新的焦慮，您認為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的煩惱和焦慮有什麼共同點？

樊綱：共同點有的焦慮是發展中的，有些社會發展速度更快，那麼有些時候發展速度很慢的話反倒停滯，你改變不了現狀。對我來講，我寧可像年輕人這樣面對多的變化，我不願再面對50、60年代下鄉那時候，那時候固定的固化的死氣沉沉的那種情況，我寧可看到現在每天都有新東西出現，這是很激動人心的。

歡迎而不是抱怨新事物新事物帶來挑戰

張媛：從那個年代一直到現在，如您，您始終還是非常的多姿多彩的，縱使您在一個相對灰色的年代。

樊綱：個人努力總是需要的，這個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形成這麼一個概念，你自己得奮鬥，自己得努力，別人睡覺了，我點著油燈看書，這種事總是要做的，你沒有一些你特殊的努力，大概你也不會有什麼特殊的成就。

你得要去歡迎新事物，而不是天天去抱怨新事物，新事物新技術會帶來新問題，你不會把每天帶來新問題當做負擔，反過來來講當做你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其實這些挑戰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沒有挑戰就沒有新東西，你生活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用這種態度來看，大家就更樂觀一點。

節目彩蛋

樊綱現在還會焦慮嗎？他是如何化解焦慮的？

張媛：您現在還會焦慮嗎？

樊綱：當然會焦慮了，這個事情怎麼完成，那個事情怎麼做的更好，當然還會焦慮。

張媛：你會怎麼來對抗或者解決掉自己這個焦慮？還是你跟它做朋友。

樊綱：沒有，是這樣，人的生活基本態度是你要努力，努力就會有焦慮。但是當你不順心的時候，你要想這事總會過去。自己努力了，自己找到一個新的努力的方向，也許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有些事情不要想著今天馬上能解決，可能要過一段時間，在這個時間當中逐步逐步修復的。我一直說焦慮是一件好事，是動力。但是反過來講不要鑽牛角尖，陷在一個東西中拔不出來，一天到晚想的一籌莫展。

智庫與學者能給政府決策提供多少幫助？

張媛：你怎麼評估自己輸出的理論和建議是有效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

樊綱：對，首最終是要實踐來檢驗的。第二學者就是學者的責任。學者的責任就是你們提出一個理論來，至少你自己要有這個信心，你自己要有這樣一種導向，就是你必須去研究的是現實的問題和把現實的問題一般規律能夠揭示出來，至少你在一個方面揭示出來。這就是大家有時候容易不太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學者講的事情馬上就要實施或者就一下能解決所有問題。不是這樣的，學者是有分工的，比如現在一個公共政策，那涉及面多了，有我們經濟學的，有社會的學，有文化方面的，甚至包括國際政治的，需要方方面面大家共同來做。但是你的責任是把你這個領域的問題分析透了。我們不去追求馬上要落實一些事情，落實一些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我們要去幫助政府落實這個事情，我們就成了政府官員了，我們是作為學者提出我們不同角度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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