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倫終於憋不住了。
“我該給#Me too運動當代言人”的說法一出，今天的美國新聞界炸了鍋。
已經被釘上了恥辱柱的惡人，竟然還如此大言不慚？
不過，一個人敢這麼說：“我做電影50年了，和數百個女演員合作過，無論明星還是新人，從來沒有哪怕一位指摘過我非禮”，他也的確不是一場“運動”就能蓋棺定論的。
其實“代言”云云，和以往許許多多的伍迪俏皮話一樣，分明還是深深的自嘲。
遠在#Me too旋渦之外，可能我們反而更能看清其中的真相。
為什麼我們還是該保衛伍迪·艾倫？
文|吳澤源
作者簡介：曾用筆名Qtn，北京電影學院碩士畢業。長期為平媒、自媒供稿。自我定位暫時是愛德華·諾頓在《鳥人》中形容的逃兵二五仔，正努力尋求迴歸兵營。
伍迪·艾倫的聲名，在近兩年簡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在兩年前，他還是美國電影的驕傲。他總共獲得過4座奧斯卡小金人和15次奧斯卡提名，美國人把他視為卓別林和比利·懷德之後，最傑出的喜劇天才。在目空一切的法國人眼裡，他則是好萊塢唯一的知識分子：他首次去巴黎拍片，就驚動了法國的兩個國寶級演員（瑪麗昂·歌迪亞、蕾雅·賽杜）和一個前總統夫人（卡拉·布呂尼）。
《午夜巴黎》裡風華絕代的瑪麗昂·歌迪亞和蕾雅·賽杜
但僅僅兩年後，人們對他的評價就有了360°的翻轉。隨著他在26年前對養女迪倫·法羅的疑似性侵事件被再度翻出，媒體和網民也開始對他進行新一輪的討伐。隨後，事態就如滾雪球般不可收拾：與他合作過的影人紛紛和他劃清界限，之前對他器重備至的製片公司也決定與他中止合作；他的電影生涯，似乎在一夜間已經走到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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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Woody在阿根廷記者Jorge Lanata一檔電視訪談節目中表示自己支持#MeToo
眾聲的喧譁，容易掩蓋很多實質性的問題；正反兩方之間的相互攻訐，也容易讓人們偏離重點。在這裡，我只想對於伍迪·艾倫的困境，提出幾個我所關心的問題，然後給出自己的回答，並希望它們不會太過偏離問題的核心。
1 伍迪·艾倫被好萊塢“封殺”，會為影迷帶來很大損失嗎？
很遺憾，即便我再喜歡伍迪·艾倫，也沒法對這個問題得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因為很明顯，自從進入新世紀之後，伍迪的創作巔峰，就已經徹底進入過去時了。
不信我們就可以看看，在伍迪近十來年的作品中，有幾部可以達到他在70到90年代的那些傑作的水準？答案或許是零。
《賽末點》更多像是對自己前作的重複
新世紀口碑最高的伍迪·艾倫作品，一部是《賽末點》，一部是《午夜巴黎》。但前者除了故事背景設置在倫敦之外，和伍迪的前作《罪與錯》幾乎沒有多大區別；而後者的良好口碑，也更多要歸功於巴黎的醉人風光。如果把它放到伍迪上世紀的作品序列中，你會發現它實在甜得有些發膩。
至於伍迪在其他年份奉獻出的作品，就更耐不住人們的審視了：《愛在羅馬》和《獨家新聞》，不過是在回收利用他幾十年前寫的段子；《藍色茉莉》和《摩天輪》，也只是對田納西·威廉斯和尤金·奧尼爾戲劇的臨摹。《咖啡公社》和《六場危事》這樣的作品，或許原創性要略高一些，但我們能明顯看到伍迪在表現同類主題時，與巔峰期相比的力不從心。
去年上映的《摩天輪》不免讓人產生“廉頗老矣”之感
又或許這並不是力不從心？
在2015年接受採訪時，伍迪曾說：“我已經變得太懶，以至於不想拍出傑作了。”在講述他創作生涯的紀錄片《記錄伍迪·艾倫》中，與他合作的演員也大多透露：他已經很少指導演員，而他對每個鏡頭只需拍上兩三條，就完全OK。
這種主觀上的懈怠，或許可以解釋伍迪的作品在近二十年裡的質量滑坡。他的近作更像是一個個流水線產品，其中具備著一部伍迪·艾倫電影所應有的元素：大明星、爵士樂、精良的製作，和機智的伍迪式對白。但它們不再具有伍迪對中產階級的尖銳自省，也不再具有創作者對片中人物的深刻共情。一言以蔽之，伍迪的大部分新世紀電影都只是徒具其形，卻丟掉了靈魂。
比起近作，不如多刷幾遍老伍迪的老片收穫得更多
所以對影迷來說，如果伍迪從今天開始退休，那麼大家也不會受到太大損失。畢竟指望八十多歲的他拍出一部回勇之作，在現在的情形下，已經有些不切實際。所以我們與其對他和某位小鮮肉的合作滿懷期待，倒不如從片庫中翻出《安妮·霍爾》、《子彈橫飛百老匯》和《解構愛情狂》，再度重溫。我相信，即便你是第五次或第六次重看這些電影，你從其中獲得的東西，也會遠遠多於你從伍迪那些不鹹不淡的近作中的所得。
2 伍迪·艾倫應該被封殺嗎？
即便伍迪今天退休，影迷們也不會有太大損失。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伍迪並沒有主動選擇退休，他是在好萊塢的反性侵運動聲浪之下“被退休”的，這中間的區別就大了。
伍迪·艾倫與前女友米婭·法羅的家庭肥皂劇，是一出只有當事人才知道內情的羅生門，而兩方的支持者，也都能找到佐證自己觀點的理由。
伍迪在當時的官司中被判無罪，但負責官司的州檢察官相信他的確有罪。這位檢察官自稱，他之所以不繼續追查此案，只是出於保護幼女迪倫的目的。這位檢察官的說詞，為很多人對伍迪的攻擊提供了論據：他雖然沒有被定罪，但這並不能證明他的清白。
但從另一方面，迪倫的養母米婭·法羅，也有教唆養女向公眾說謊的嫌疑。她拍攝的迪倫自白錄影帶，有多處重拍痕跡；迪倫告訴兒科醫生她被伍迪觸碰了私處，但當醫生問她私處在哪時，她指的卻是肩膀。
“甜茶”宣佈與伍迪劃清界限，並捐出片酬
不論內情如何，有兩個事實我們都不容忽視：
1. 法庭從未發現任何能證明伍迪性侵過迪倫的實質性證據。
2. 如果就如伍迪的反對者所說，孌童慣犯很擅長在洩慾的同時，不留下任何痕跡；那麼，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伍迪是孌童慣犯，因為在他八十多年的人生中，這是他唯一一次遭受孌童乃至性侵的指控。
在一個健全的法制社會中，“疑罪從無”，本該是人們在面對嫌疑人時所應堅持的原則。然而在網民與好萊塢同行對伍迪的態度中，我們卻完全沒有看到這種原則的體現。
在情緒的盲目宣洩中，沒有人願意考慮證據的重要性。而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之下，與伍迪合作過的同行也紛紛選擇了明哲保身。這是因為他們在短短几天之內就看透了伍迪的本質嗎？當然不是。他們擔心的，只不過是因為不順應公眾輿論，而成為媒體與網民的下一個靶子。
至於將伍迪與哈維·韋恩斯坦和凱文·史派西之類好萊塢油膩男混為一談的觀點，就更是天方夜譚。事實上，如果同行的翻臉不認人證明了任何事情，那也只能是伍迪從來都沒有真正融入到好萊塢的社交圈子中。
伍迪被輿論侵吞可謂“牆倒眾人推”
伍迪的作品一直是家庭作坊電影：他有著長期合作的製片、攝影、美術和剪輯夥伴。而這些合作者基本上都與他一樣，紮根在紐約。於是伍迪一向和洛杉磯的聲色犬馬毫不相干，他遭受牆倒眾人推，恰好證明了他和好萊塢權力系統的格格不入。
至於曾經合作過的演員們對他的反戈一擊，除了出於對輿論的忌憚之外，或許還是對他的“放養式”導演手法的報復。他們無法像二十年或三十年前與伍迪合作的演員那樣，輕易收割榮譽，於是他們和伍迪劃清界限，自然就不會為自己帶來多少損失。
說到底，伍迪的境況，反映的只是自己在好萊塢的失勢。這一方面和他不願與同行交際的習性有關，一方面也要歸咎於他近年來對作品質量的半棄療態度。
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他的高傲和棄療都不是問題的重點。重點在於，人們究竟有沒有資格因為不喜歡一個人，就剝奪他工作的權利？答案顯而易見。如果你認為伍迪的確有罪，那就請用事實說話，用法律和輿論武器，讓他身敗名裂；但如果你手中不具備實質性證據，那就請你放下廉價的道德判斷，尊重他從事工作的權利。
任何其他的做法，都只會是披著道義假面的惡行。
3 我們會如何記住伍迪·艾倫？
好萊塢反性侵運動更扯淡的一個特點，是用當代美國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一切先前的藝術作品。凡是不符合此標準的作品，都要接受批判；伍迪的不少作品就成為了犧牲品，因為它們表現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間的關係，有所謂厭女傾向，且沒有足夠多的有色人種角色。
在我看來，用道德與政治標準來衡量一部電影的藝術價值，從來都是最低級的做法，而且無助於催生有趣和有力度的作品。美國電影市場之所以被漫威電影這樣的垃圾充斥，正是這種傾向的集中體現：一部電影的成功已經不在於是否言之有物，而在於是不是沒有冒犯到任何人。
所以反性侵運動的種種指責，絲毫不會減損伍迪·艾倫前三十年的電影生涯的光彩。他的傑作不僅才華橫溢，而且永遠言之有物。
當他想要表達溫情時，他可以像在《無線電時光》與《丹尼玫瑰》中一樣溫柔。
《無線電時光》《丹尼玫瑰》中他可以溫情脈脈
當他想要自我批判時，他又可以像在《丈夫、太太與情人》和《解構愛情狂》中一樣犀利無情。
《丈夫、太太與情人》《解構愛情狂》他又可以犀利無情
當他想要放飛自己的想象力時，沒有多少人能企及他的神奇腦洞，就像在《子彈橫飛百老匯》和《開羅紫玫瑰》中一樣。
《子彈橫飛百老匯》《開羅紫玫瑰》中他還可以想象無邊
而當他想要表現浪漫時，也沒有哪個同時代美國導演能成為他的對手。你怎能忘記他和《安妮·霍爾》在布魯克林大橋前的纏綿，和他與黛安·基頓在《曼哈頓》的瓢潑大雨中躲進的那家天文館？你又怎能忘記《丈夫，太太和情人》裡的他與朱麗葉特·劉易斯，在電閃雷鳴的天際線前的一吻，以及愛聽科爾·波特音樂的蕾雅·賽杜，在巴黎夜風裡的微笑（《午夜巴黎》）？
老伍迪電影中那些美好讓人難忘
即便忘掉上述的所有特點，伍迪的電影依然能滿足藝術的基本功效：撫慰人心。不知道有多少神神叨叨、自我憎恨、渾身強迫症的小知識分子，曾經被他在悲觀中滿含樂觀的人生態度所治癒。就像卓別林與巴斯特·基頓一樣，伍迪在為身處困境的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認同的形象。他或許沒法改變世界，但他至少能讓你更好地接受自己的缺憾。
在這樣傑出的藝術面前，所有的爭議都只是過眼雲煙。所以即便伍迪的創作狀態已不復當年，但是在他被確鑿證明有罪之前，每個影迷都有必要用行動來保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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