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於1921年7月23日開幕，這已是中央批准了的定論。但閉幕的準確日期呢？當事人的回憶及檔案資料記載都不一樣。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3日、8月4日、8月5日，共有六種說法。如今，準確說法來了——在建黨97週年到來之際，在由光明日報社、浙江省委宣傳部、嘉興市委主辦的紅船論壇上，正式發佈《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重大課題成果——書中確認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時間即中共一大閉幕時間為1921年8月3日。
經過5年縝密研究，形成了完整“證據鏈”
2013年2月，嘉興市委部署開展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專門成立了由嘉興市委領導牽頭，嘉興市委宣傳部、嘉興市社科聯、嘉興市委黨史研究室、嘉興市中共黨史學會、嘉興學院、嘉興市委黨校、南湖革命紀念館等多個部門和單位有關人員參加的課題組，開展跨領域、跨地域的協同攻關。
在廣泛收集海內外檔案資料的基礎上，課題組收集和考證了法租界巡捕侵擾後中共一大代表的行蹤、嘉興南湖會議前後的氣象資料、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王會悟及一大代表在嘉興的行蹤等大量事實證據，形成了完整“證據鏈”。經過5年的縝密研究，課題組最終確認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時間即中共一大閉幕的日期為1921年8月3日。
8月3日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呢？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悄然開幕。到7月30日晚上，本是最後一次會議了，卻因偵探的闖入，被迫中止。之後，經商議決定，代表們轉移到浙江嘉興的南湖，在一艘遊船上召開了最後一天的會議。
7月30日、31日代表的行蹤
經過對7月30日當晚法租界巡捕侵擾會場、代表撤離疏散行蹤的考證，可以確認當晚會議組織者作出的任何決定，都無法在當晚通知到各位代表，特別是五位臨時在其他地方落腳的代表。1921年8月下旬《廣東群報》連載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詳細記載了法租界巡捕侵擾會場當晚的經過和第二天陳公博的所見所聞，佐證了當晚陳公博沒有接到第二天“停會”或去外地續會的通知。
7月31日陳公博夫婦乘坐傍晚7時15分的快車去杭州之前，曾經找過李達和張國燾，告假去杭州遊西湖度蜜月。而李達、張國燾告訴陳公博“打算停會”，說明這一天他們是見過面的，這個事實佐證李達、張國燾等會議組織者31日還在上海。因此，可以排除7月31日召開嘉興南湖會議。
嘉興刮巨風的事實
根據1921年8月初《申報》《新聞報》等報刊的報道，8月1日下午4時半至晚上8時，嘉興颳了一場巨風，南湖邊的裕嘉繅絲廠新蓋38間廠房被吹倒了36間，南湖中的遊船被吹翻四五艘，還淹死3個人。
但是，所有代表和王會悟等相關人員的回憶都沒有提及這場巨風。根據這些事實，可以確認嘉興南湖會議不是在8月1日這一天召開的，也佐證了王會悟8月1日不在嘉興。
新寧輪8月4日午刻駛離上海港的事實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回上海第二日我們便附新寧輪歸粵”。經查閱1921年7、8兩個月《申報》商務版刊登的新寧輪進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確記載新寧輪於8月4日午刻駛離上海港，而陳公博就是乘坐這班新寧輪離開上海、於8月10日抵達廣州的。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提到：“歸來上海之後，佛海來找我，才知道最後大會已經在嘉興的南湖船上開過，會議算至結束。”如果這一日還在嘉興召開南湖會議，周佛海與陳公博不可能見面。因此，有關新寧輪的證據排除了8月4日及以後時間召開嘉興南湖會議。
“8月4日說”的主要依據是《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中的記載。經過查考，這一記載缺乏史實依據。
“8月5日說”的主要依據是寫於1921年10月13日的斯穆爾基斯的信件。這封信件明確記載“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有學者認為，這封信距離中共一大閉幕僅60多天，記載的開幕時間是準確的。課題組認為，信件所說的閉幕日期很可能是嘉興南湖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局成員回到上海後，“立即舉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會議”的日子。斯穆爾基斯有可能把嘉興南湖會議與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局會議統稱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便把8月5日當作了中共一大閉幕的日期。
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等事實
釐清代表和王會悟是分兩批還是同一批、是同一天還是分兩天到嘉興，是確定嘉興南湖會議在8月2日或3日召開的一個關鍵。這裡有一天的時間差。根據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嘉興火車站到鴛湖旅館再到獅子匯渡口的實際距離、絲網船需要“先期僱定”等事實，可以確認代表是分兩批、分兩天乘坐早班車到嘉興的，從而排除“8月2日說”。依據有三。
一是從會務準備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擾，事先做好續會的準備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準備是提前僱好開會所用的船。會議組織者決定到嘉興南湖續會後，就商定由王會悟“回去佈置”“先僱一隻大船等著”。根據《鴛鴦湖小志》記載，絲網船也需要“先期僱定”。而且，王會悟提前一天到嘉興，也沒有僱到開會所需要的大船，只好僱了一艘中號船，進一步證實了絲網船需要提前“僱定”的記載屬實。
二是從滬杭甬鐵路火車時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兩批到達嘉興，王會悟等人乘坐7時35分的104次早班快車到嘉興，其餘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時的106次慢車，而這趟慢車到嘉興的時間是12時20分。如此，會議就只能在下午開始，這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兩批到嘉興不符合實情。
三是從一大代表和王會悟到嘉興的行蹤看。王會悟和一些代表回憶，她是乘早班快車到嘉興的。到嘉興後，先到鴛湖旅館開好房間，委託僱船，然後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數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車到嘉興的。代表們到嘉興後，“早有鶴鳴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王會悟所僱的大畫艇已泊在湖邊”。這說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會悟到嘉興的次日來到嘉興，並直接從火車站到獅子匯渡口上的船，沒有進城，也沒有在嘉興住宿。
上述四個方面的史料，是確定嘉興南湖會議日期的客觀依據，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揭示了中共一大從上海轉移到嘉興南湖續會的經過：
8月2日一早，王會悟與幾位代表“作為具體的安排事務的工作人員先行出發”，乘坐7時35分的104次早班快車赴嘉興。到了嘉興後，入住鴛湖旅館，預訂好第二天開會用的船隻，併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張國燾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車前往”。
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車於上午10時13分到達嘉興，王會悟接站後即帶領代表們到獅子匯渡口登船，進入南湖，於上午11時左右至下午6時左右，在預定的遊船上召開了嘉興南湖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一個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局領導機構和成員，完成了大會的所有議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會後，大多數代表乘坐當晚8時15分的115次快車返回上海。
知多一點 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在2017年11月出版的《黨章內外的故事》中曾介紹過浙江有關方面的調查及“8月3日”這一考證結果
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對一大閉幕日期的研究十分關注。他在2017年11月出版的《黨章內外的故事》一書中就介紹過浙江嘉興對南湖會議日期的調查考證及初步考證結果。（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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