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浪者|陳川:音樂要反映時代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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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浪者|陳川:音樂要反映時代呼聲

陳川在工作室接受鳳凰網四川採訪(龔蘭蘭攝)

由經典民歌《康定情歌》改編的輕搖滾歌曲《康定溜溜城》,被民族歌唱家容中爾甲唱得家喻戶曉。這首改編歌的作者正是四川著名音樂人、被稱為“西部組合之父”的陳川。

年近73歲的陳川聲音洪亮,他的微信名叫“西部吼聲-陳川”。“西部”具有地域指向,“吼”則代表著一種精氣神兒,人的性格熱情洋溢,音樂亦呈現出吶喊、奔放的氣質。

激情洋溢的陳川培養出來的歌手也都充滿熱情。陳川說,西部吼聲代表了他的全部——性格、作品以及學生們的藝術風格。

山歌、號子、花燈

人生的音樂啟蒙在山區

熱情洋溢的山歌、赤水河的號子、古藺的花燈;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了一方音樂。幼年家鄉風土人情的薰陶,成了陳川對民族音樂熱愛的觸發點。

1945年,陳川出生在成都,由於父母在古藺教書,他就跟隨父母去古藺生活。古藺縣,盛產郎酒的地方,那裡的山歌和赤水河的號子,深深印在陳川的腦海中。“最有特點的還是古藺的花燈,小時候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經常去看花燈演出,像電影歌曲《九九豔陽天》和一些山歌號子自己很快就能記住。”參加工作後,陳川對古藺花燈、赤水河的號子越發懷念。

自然環境的薰陶加上先天敏銳的捕捉力,音樂的種子已經在陳川心裡發芽,而在大涼山工作的三年,讓陳川接觸到了彝族歌舞,並逐漸確立了今後的音樂創作方向。

1963年,18歲的陳川第一次參加工作,目的地在西昌。60年代,大涼山地區的條件十分落後,交通閉塞,陳川一行人從宜賓啟程,途經新市鎮,千辛萬苦終到大涼山。儘管環境惡劣,但彝族音樂對陳川的影響很深。

當時,陳川還沒有用民族音樂的概念去定義他所接觸到的這些彝族歌舞,只是憑著一種本能愛上了這種音樂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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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部隊專業訓練

正式踏上文藝事業道路

1968年,陳川在西昌工作的時候,原121部隊文工團招收文藝兵,碰巧陳川會拉手風琴,就這樣機緣巧合,他進入部隊文工團。

當時文工隊大概有50人,有的是從西安音樂學院和二炮文工團下調來的骨幹演員。這些演員都是院校出身,專業性很強,在他們的帶領下,陳川對音樂的認識開始系統化了。從聽歌到寫曲子,他開始真正瞭解整個音樂創作流程。

在文工隊,陳川經常下連隊演出,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他能很快將部隊裡的一些好人好事寫成歌曲,這些歌曲在文化生活貧乏的文革時期給戰士帶來了歡樂,也體現了文藝的重要性。

早年在山區工作生活的磨練讓陳川能夠適應部隊的艱苦生活。他跟著部隊來到雲南建水以及紅河一帶,接觸到了更多少數民族同胞,對少數民族的情感也浸入到陳川的血液中。自身的音樂天賦再加上部隊專業知識的薰陶,他正式走上了文藝事業的道路。

轉業回成都

如何化解勞動生產與藝術創作衝突

1971年,陳川轉業回成都。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工人階級是比較受推崇的。“就想著要去工廠搞建設,然後去了築路基建廠。真正到了工廠,就體會到工人階級的自主”。

在忙碌的生產勞作間隙,陳川還參加了四川省交通廳組織的活動,把工人組織起來排練樣板戲。音樂愛好雖沒有丟下,但是又要生產又要創作又要帶人排練,這就產生了衝突。當時的陳川一心想要離創作近一點,沒過多久,他離開工廠,來到四川音樂學院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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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川在中國音樂學院求學照(圖由受訪者提供)

對於陳川來說,這又是一個機會。學校的氣氛與工廠完全不同,彼時的四川音樂學院教務處專門成立了一個創作辦公室,負責學院的音樂創作,還辦了名叫《創作歌曲》的油印刊物。在四川音樂學院創作辦公室工作期間,陳川經常下鄉勞動,和鄉下的老師打成一片;此外,他還在四川音樂學院系統學習了作曲“四大件”:和聲、復調、曲式、配器法,專業技能又上了一個臺階。

進京趕考

被中國音樂界“黃埔軍校”錄取

離開四川音樂學院那一年,陳川去參加了一個全國性的考試。當時北方的考區設在中央音樂學院,南方的考區設在四川音樂學院,只招收一人,當時四川有123人參加考試,陳川最終落榜了。但這並不代表過去所有努力都荒廢了,陳川在出版社做了一段時間音樂編輯後,正逢中國音樂學院招人。陳川抓住機會報名,一個月後,他收到中國音樂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陳川曾經這樣總結那段經歷:“這麼多年,從一張白紙到高等院校學習;從在大山工作、參軍到地方再到音樂學院,一路風吹雨打,憑的就是去不斷嘗試,不怕苦的勁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藝術事業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用心投入幾個月就能看到回報的,陳川身上有那個年代人的韌勁,這種韌勁推動著他抓住一切機會提升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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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川和他的弟子們(圖由受訪者提供)

七提辭職要到農村去

53歲開始打造民族組合

從中國音樂學院畢業以後,陳川回到了成都,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工作,擔任辦公室兼發行科主任一職。一邊工作,一邊創作,陳川越發覺得在院校學的音樂知識和實踐運作脫節,他產生了一個念頭,辭去職務,到農村去,到老百姓生活的地方去。

“音樂一直是為大眾服務的,寫歌要接觸老百姓;你寫的歌肯定要到當地去,瞭解老百姓”,抱著這種想法,陳川在寫了7次辭職報告後,終於在53歲那年開始一心創作民族音樂和打造民族音樂組合。最先走進大眾視野的就是“哈拉瑪”組合,陳川為這個組合量身創作和改編了《美麗的哈拉瑪》《共產黨來了苦變甜》《洗衣歌》等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2004年,僅僅數月間,“哈拉瑪”如神話般地在國內樂壇崛起,成了陳川打造民族組合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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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川展示由自己主編的《中國傳統民歌歌典》(龔蘭蘭攝)

音樂有時代印記

他親歷了四十年鉅變

藝術源於生活,藝術也能反映生活。從陳川的人生經歷來看,不難發現他的音樂路帶著濃郁的時代色彩,回憶起改革開放前的生涯,陳川坦言:“搞創作的肯定要跟著時代走。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環境是脫離不了政治影響的;在那種環境下他們已經習慣了跟著領導走,思想已經很麻木了,寫什麼東西不是由自己決定的了,時代的侷限性,大多數人在當時的環境下是超脫不了”。

1979年10月30日,在全國文藝工作者會議上,鄧小平對“文藝服從政治、文藝從屬政治”的提法進行了糾正。中國改革開放,以小見大,文藝創作的環境也從上至下,悄然發生變化,陳川對這一點也是深有感觸。

四十年前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環境擺脫不了政治的影響,四十年後創作已經進入到相對自由的狀態。“改革開放,鄧小平作為總設計師在深圳畫了一圈,同時也給全國的形勢畫了一個圈。改革開放是中國文藝創作的起點,也讓文藝工作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情舒暢。”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改革開放讓中國國內呈現出“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現象,人們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陳川是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同時也是受益者:“40年,你要打造你想要的東西,你要培養人才,走出自己想要的路,40年的時間是足夠的了;沒有好的環境是不行的,改革開放前我們的創作就是東一下,西一下的。改革開放以後,對文藝工作是比較鼓勵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創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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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川與爾蘇薩巴王志全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老有所樂老有所為

今後繼續走特色民族音樂市場化道路

有人認為民族音樂的發展要從自己的風格出發大膽創新;有人則認為民族音樂首先是要保留原始的東西,然後是每個作曲家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發展,去創造,既要傳承又要創新。

在長期與少數民族接觸中,陳川對民族音樂的發展理念不同於學院派,他更傾向於在實踐中去探索民族音樂發展道路:“深入生活,才能產生經典的民族音樂。從原生態到理論知識,中國民族音樂要弘揚民族文化,必須要到農村和百姓中去,民族音樂的發展是很自然的,不管從哪個角度,作曲家也是建立在自己本土的民歌之上的;就拿國外的一些作曲家來說,他們的成名曲也比較有自己國家的特色在裡面。”

搞民族音樂創作不僅要有堅定的決心和毅力,當然也要有遠見。

2016年,我國出臺了西部大開發重大文化戰略——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建設項目,其重點在於文化的挖掘、整理、保護與利用。該項目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無疑具有深遠意義。實際上,藏羌彝一直是陳川的重點創作方向。陳川說,自己的創作和是中央提出的方向是一致的,並且在多年前就開始關注“藏羌彝”文化,今後他還要走下去,創作更好的作品,培養更好得人才。“不管成都怎麼抓音樂產業,在四川搞音樂都離不了民族音樂,我一生都在搞民族音樂。這個路不是我這一代能完成的,需要很多代人一起完成。”

他對民族音樂今後的市場運作也有清晰的認識,都說作家的根本任務是創作,作品是作家的立命之本,陳川則加了一條“市場的運作是作家的生命”:“通過商業運作,能改變民族音樂的生存環境。”陳川坦言,要根據歌手的特點和性格去寫歌,這樣打造出來的歌手才比較容易成功。創造歌曲必須要去鑽研,通過實踐寫出群眾喜歡的作品,這就是我的當下。”

73歲對於陳川來說還不是悠閒養生的階段,而是一個創作的高峰期。這種熱情和不疲倦的狀態,正是來源於他對生活的熱愛和對音樂孜孜不倦的追求。未來,他將在民族音樂的道路上堅定而又快樂地走下去,持續發出“西部吼聲”。

文:龔蘭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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