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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職業道路一帆風順的明星們沒有理由在性騷擾這樣的敏感議題上發聲，而那些不夠紅的藝人，他們何必自找麻煩呢？”
去年從美國燃起的#MeToo（我也是）運動這把火已經燒到了東亞，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
今年3月8日婦女節當天，韓國出臺了“最嚴反性侵法”，韓國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因性侵落馬。次日，韓國知名演員趙敏基不堪性侵醜聞自殺。4月19日，日本財務省二把手福田淳一和新潟縣知事米山龍一因性騷擾、性交易指控落馬。日本攝影師荒木經惟、韓國導演金基德、演員曹在顯等也紛紛深陷性侵指控中。在日韓，一個接一個政界和文藝界中響噹噹的名字在性侵醜聞中倒下。
雖然日韓的#MeToo運動吸引了國際媒體的關注，但其在實際中的發展究竟如何，日韓的女性運動會因為遍及全球的#MeToo而有所改變嗎？
被認為是下一任總統熱門候選人的安熙正因被其秘書（右）指控性侵，隨後辭職
在媒體的狂歡背後，實際上有更多的數據顯示日韓的女性依然飽受性別不平等之苦。
日本經濟新聞在4月24-26日期間對一千名職業女性進行了線上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4%經歷過性騷擾的女性選擇舉報或將自己的經歷告訴別人，而60%表示她們“忍忍就過去了”。2016年日本厚生勞動省進行的同類調查中，表示會保持沉默的女性甚至還不止60%。法務省的數據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強姦案進入訴訟程序，即使獲罪，刑罰也不重。在去年因性侵被告上法庭的1678人中，只有285人（也就是17%）獲刑三年以上。根據《南華早報》報道，一項最近的調查也表明在公開數據下有許多隱藏的受害者。接受調查的749名女演員、女作家和職員當中，62%表示經歷過和男性同事非自願的肢體接觸。
雖然在最近幾個月中，#metoo在日韓大城市的一片示威聲中似乎在艱難地打開局面，身處#metoo漩渦之中的日韓年輕人，卻一點沒有“當局者迷”——在筆者採訪到的兩名韓國年輕女性心中，只有對目前韓國#metoo和女性運動清醒而批判的悲觀主義。在她們心中，也許媒體對女性運動的進展還是太過樂觀了。
只有青年人在戰鬥
“我對#metoo運動的觀點可能跟大多數人不一樣，”在採訪之前，剛剛大學畢業的念熙提醒筆者。
念熙曾經在韓國一所知名大學攻讀文學，馬上就要去美國深造。在美國和加拿大生活過的她，對於#metoo運動有深入的思考，但她得出的結論是作為年輕一代，她們的力量還不足以掀起風暴。
“我覺得，在我自身的條件下，我只是一個學生、沒有太多社會上或政治上的力量，我不覺得自己一個人去憤怒或行動會產生任何改變，除了會把我和世界的關係弄得很糟糕，而且讓自己陷入抑鬱之外。”念熙說。
但是同時，她也很清楚她的同齡人們大多持有比她更激進的看法。念熙的一位朋友認為她們需要一場變革。要想人們團結在一起，她們必須有一個持鮮明立場的核心群體，這些人要對運動起指導作用。同時，她們還需要一些有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支持者，這樣運動才能有機地往下進行。念熙的另一位朋友喜慧並沒有積極地投身於女權組織當中，但她也常常參加學校舉辦的宣傳和遊行等。“（我參與活動）主要是為了提高社會的重視，性別平等問題的確需要更多工作和支持。”喜慧對筆者說。
韓國首爾婦女節的#MeToo抗議運動 圖片來源：Associated Press /Times Free Press
雖然在唸熙和喜慧的同齡人中間，認可#metoo和平權價值觀的佔多數，但是一旦橫跨年齡層來看，#metoo在韓國的主力軍還是年輕人，努力希望得到平等對待的也是年輕人。這是一場來自青年、屬於青年的戰鬥。
念熙曾經和媽媽聊起南北韓停戰的近況，她覺得如果半島真的能夠解除軍事對立，韓國就不再需要現在的義務兵役系統，這樣男性就會少了一塊為性別不平等辯護的籌碼：
“現在大部分男性，他們說女性沒有理由說現在的性別狀況不公平，因為男性為保家衛國犧牲了巨大的時間和精力，但一旦衝突停止，男性沒什麼理由再那樣說了。我覺得那會讓我們在性別平等方面更進一步。”
這時念熙的媽媽只淡淡說了一句話，“對呀，那是會有幫助，但沒法解決所有問題。”念熙說對。於是她們的談話到此為止。
喜慧說，她從沒有聽說自己身邊上一輩的人親身投入女性運動或#metoo運動當中。“過去，他們沒有真正接受性別問題在社會上真實存在。當#metoo興起、媒體對這些運動有所曝光之後，他們才開始客觀地看待性別問題，我覺得他們也在嘗試理解更多，”喜慧說，“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完全理解，但他們確實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存在。”
韓國中年一代對#metoo的集體沉默讓這個運動極難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資源：具有社會地位、名望和財力的女性。事實上，在日本情況也十分類似：法律界、金融界的女性對性別話題也傾向於避而不談。她們最大的恐懼，還是怕因此斷了自己職業發展的道路。
大阪大學性別研究教授牟田和惠表示，大多數女人有工作，但幾乎所有高層和老闆都是男性。對於一些女性，尤其是需要陪男性線人喝酒的女記者，性騷擾更是她們工作中的常態。
“在韓國，沒有這回事”
在日韓，除了這些成功的職業女性，哪些女性最害怕自己的前途被性侵的陰影籠罩？答案是，女藝人。
“職業道路一帆風順的明星們沒有理由在性騷擾這樣的敏感議題上發聲，”韓國一名歌手的經紀人對《韓國信使報》說，“而那些不夠紅的藝人，他們何必自找麻煩呢？”
念熙發現，名人效應不夠可能是#metoo在韓國屢屢遭遇障礙的原因之一。與現在美國娛樂圈的女性集體發聲、有組織地推進反性侵運動相比，日韓娛樂圈的女性對性侵的態度則是畏懼和退避。在東亞娛樂圈，“潛規則”一詞常常出現在人們視野中，殊不知這一婉言的背後實為性侵和性騷擾。
“我覺得在美國，社會上對明星的聲音和價值觀存有一定的尊重，他們發聲後會對人們產生影響，啟發大眾採取行動，”念熙說，“但是在韓國，明星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他們（明星）的意見可能並不重要，因為大家都覺得他們沒受過良好的教育。”
在韓國，藝人大多作為娛樂產品而存在，他們更多被當作媒體吸引眼球的工具和經紀公司的印鈔機。就算有性侵或性騷擾新聞被曝出，也不過是小報上的花邊新聞，很少有人真正在體制和性別結構層面思考這類事件。
“大眾不想看到這些‘產品’自己發出出格的聲音。”韓國慶熙大學教授李澤光說。
韓國不是沒有藝人在性別議題上挺身而出，有的甚至是以生命的代價。早在2009年，韓國新秀女演員張紫妍在家中上吊自殺，去世時留下了7頁手書遺書和50封、230頁的信件。遺書中，她描述了2005到2009年間被迫向31人提供100餘次性服務的經歷，並且記錄了接待場所以及客人的職業，當中涉及知名企劃公司、金融機構及廣播公司高管等。
韓國女演員張紫妍自殺事件 圖片來源：青島新聞網
“每當換穿新衣服時，就是必須跟新男人陪酒陪睡的日子。”張紫妍在遺書中說，而當她稍有不從，就會遭到金姓經紀人毆打。她還透露除自己之外，同一個經紀公司的其他女藝人也遭此強迫。
但是這封絕筆書公佈後，這起自殺案的結果卻令人心寒。韓國警方在調查案件時，一度認為該遺書是有人模仿張紫妍筆跡偽造。最後判決時，因“證據不足”僅判決該金姓經紀人賠償24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4萬元)，而張紫妍所指控的媒體高管無一受到懲罰。
張紫妍已經不在人世，但大多數勇於站出來指控性侵者的藝人們還需要面對更殘酷的二次傷害：斷送職業生涯的風險和社會上對受害人的指責。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41歲女演員近期將導演金基德告上了法庭，原因是金基德曾強迫她拍攝劇本以外的床戲，並對她使用暴力。她的律師曾警告過她假如要繼續起訴的話，她可能無法繼續在電影行業工作了。“她在90年代後期就出道了，現在已經做了20多年的演員。但她還是得拿前途做賭注，來打這場官司，”這名演員的律師說。
這名女演員說她非常清楚這個後果。“世界巨星們都在參與#metoo運動，但在韓國，沒有這回事。像我這樣弱小的女演員一定會碰到天花板，”她說。
在日本，對受害女性的指責、“蕩婦羞辱”也被深深印在了社會文化中。
蕩婦羞恥（slut shaming）表示使一個人，尤其是女性，為自己的某種性行為或性慾感到羞恥或低人一等的行為。
今年4月舉報日本財政次官福田淳一的是一名朝日電視臺的女記者。《週刊新潮》爆出福田對她說過“我可以摸你的胸麼？”“預算案通過後我們能搞外遇麼？”“我可以親/抱你麼？”等露骨話語。
因性騷擾而自行辭職的日本財政次官福田淳一 圖片來源：美聯社
她的媒體界同仁對她可能面臨的批評聲音感到憂慮。“公司可能會覺得她帶來了麻煩，把她調到另一個部門。作為受害者，她也很有可能被國內的批評聲淹沒，說這一切都是她的錯，說不定是她主動勾引了對方，”一名日本媒體從業者寫道，“我希望朝日電視臺能從始至終保護她。”
在福田被指控性騷擾後，一貫以出格言論而聞名的日本財相麻生太郎暗示這一指控可能是對福田的“陷害”，還說“不存在什麼性騷擾罪”。
而在日本掀起#metoo浪潮的女記者伊藤詩織則經歷了一場漫長的苦戰。伊藤在2015年被日本TBS電視臺華盛頓分部主管山口敬之酒後性侵。當她報案之後，警察並不願意立案，並告訴她，如果還想要追求新聞事業，必須得放棄自己不切實際的維權幻想。而在後來的調查取證過程中，她被要求躺在地板上，面對著三四名帶著相機的男性偵察官，讓他們把人形玩偶放在自己身上還原現場，並拍攝照片。伊藤說，這是她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最恥辱的一次經歷。
在後來，她在醫療系統以及強姦干預中心處理創傷時，這些機構對她提出了非常嚴苛的要求，並設置了重重阻礙。
但更令人髮指的是，當她站出來公開性侵經歷、並開始活躍地為女性權益發聲後，對她的“蕩婦羞辱”卻紛至沓來。
“有很多針對她的仇恨言論，指責，騷擾，所以對她來說，那是一段很困難的時期。儘管非常難過，但我不建議女孩們站出來，這也是#metoo運動進展極其艱難的原因，”日本人權律師伊藤和子說。
在日本掀起#metoo浪潮的女記者伊藤詩織 圖片來源：Huffington Post
社會對女性受到的侵犯行為表現冷漠、乃至惡意，這讓女性越來越不願意捍衛自己的權益。而同時，有些人也認為，在東亞文化中，女性過於高調本身就違背了倫常。女人們在家相夫教子、三從四德、守婦道，這才是正常的。
“（蕩婦羞辱）就好像告訴一個足夠勇敢站出來說‘我受夠了’的人繼續在沉默裡忍受痛苦。女性運動沒有發展起來，是日本社會並沒有真心致力於解決性騷擾和性暴力的證明。”牟田和惠說。
念熙在韓國上學時，也深深感受到社會氛圍並不鼓勵女性發表自己的觀點。“老師會教導說所有性別都平等，”念熙說，“但我們的儒家文化背景默認了男性有更多的話語權。”
在大部分女性無法公開發聲維權的情況下，一些女性轉而尋求間接、低風險的解決渠道，比如購買保險。日本三大保險公司公佈業績稱去年性侵或性騷擾保險產品的銷量飆升。東京海上保險公司數據顯示，2017年簽下的騷擾問題保單有3.7萬個，比2016年的2.3萬張多了60%。選擇這一途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更多女性希望維護自己的權利，但又可以保持低調。
社會文化不僅讓女性受害者本身發聲遇到困難，更讓整個女性運動遭受汙名化。喜慧提到，許多不支持#metoo運動的韓國男性認為這只是女性侮辱男性、埋怨社會的一種手段，僅僅美名其曰“女性主義”或“女性運動”。人們認為，女人愛抱怨，但是她們的實際能力比不上男性。
社會意識無法接納女性主義思想，這在日韓這兩個亞洲經濟、技術發展領先的國家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喜慧說，#metoo在韓國舉步維艱不僅僅是因為男尊女卑的文化意識，還和過去幾十年社會的鉅變有關。“因為社會如此迅速地發展，不僅是性別方面，還有經濟、社會、政治方面，我們還沒時間用我們自己的節奏適應這一切，”喜慧說，“社會的所有方面我們都想和西方看齊，但正因如此，性別議題沒有很好地被韓國的方式消化和接受。”
念熙還認為，由於日韓社會不如歐美社會多元化，人們對性別平等、性少數、甚至種族問題等話題不夠熟悉，所以社會接受度不高、女性運動也很難和其他社會運動組成聯合陣線。“我們不禁想，不符合常理的就是錯誤的。”她說。
下一步，平等意識的甦醒？
在韓國，“#metoo已經不新鮮了，”韓國性暴力康復中心主席李美京說，“2003年開始，我們每年都開展活動，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經歷。她們都在那兒，陳述她們的痛苦，大聲呼救，但社會還沒準備好聆聽她們的故事。”
在2009年張紫妍自殺後，韓國政府也表示會推出“張紫妍法案”消除娛樂圈潛規則，但目前還未看到實質進展。
來自歐美的#metoo為日韓女性運動帶來了新的動力，近幾個月內在東京和首爾各種示威活動頻發，而韓國總統文在寅也對#metoo公開表示支持。
“不管多尷尬或痛苦，我們應該抓住機會把現實情況呈現出來，並找到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案，”文在寅在一次內閣會議中說。“我們不能只通過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應當改變我們的文化和心態。”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過去的幾年在大力推進“女性經濟”計劃，希望改善女性就業和薪酬情況，但反響寥寥。安倍暫時還未就國內#metoo運動形勢和福田淳一等人的辭職做出表態。
日本的#MeToo運動 圖片來源：PRI
雖然念熙和喜慧兩名年輕人從不同角度看待韓國的#metoo運動，但她們觀點的異曲同工之處在於，#metoo運動遇到的困難不是韓國或東亞獨有的，而是出於某種更廣義、更本質的社會問題。
說到儒家文化對於韓國#metoo的影響，喜慧雖然覺得韓國本土的語境對#metoo生根發芽有所影響，但她很快表示，西方的#metoo運動也遇到了他們的瓶頸：
“這是一次世界範圍內性別觀念的進步。但確實，我們用文化原因把這些運動分隔開，不過是因為這樣的解釋比較顯而易見。”
念熙則覺得，#metoo反應的實質問題是人們對於差異的不接納。“我們現在採取的這些措施，媒體上報道的那些東西，都只是浮在表面上而已。在性別平等問題的表象下，實際上是一個人類永恆的問題：我們很難接受差別，無論是性別、性傾向或是其他。”
那麼，下一步該往哪裡走？
“更多女性應該走出去，在社會上做出很棒的事情，這樣她們就會有地位和話語權，”念熙說，“她們的這些努力不只是為了自己。對女性來說，這個話題很重要，但對男性也一樣。社會要發展、要走向下個階段，對全人類來說，承認所有人生而平等是唯一正確的事情。”
而喜慧則想把她的理念繼續推廣下去，讓所有人首先意識到性別不平等是一個問題。
“它應該走向政治舞臺，它需要繼續擴展到全社會，不僅是性別不平等，還有其他各種形式的不平等，”喜慧說，“我覺得，一旦我們接受了問題的存在，政策的制定和實質的行動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應採訪對象要求，念熙和喜慧為化名）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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