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無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中國多一個產業政策。歷史地看，儘管發達國家號稱貨幣政策獨立，但具體過程看，任何一個國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最終都必須是協同配合的。包括美國，有人說，當下美國國內財政減稅，但貨幣卻加息，這不是各自獨立行動嗎？錯，美國的確加息，但美聯儲從未改變“寬鬆貨幣立場”，不信你去讀讀美聯儲加息之後的公告。
所以，關於貨幣政策的看法不能簡單機械，而對於財政政策的看法同樣不能片面偏激，關鍵在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和協同”。我們認為，任何站在本部門立場指責對方部門的做法，都是“發難部門過度膨脹，推卸或不負責任”的體現。如果大家都是從民之計，從國之計，就不該、也不會存在相互指責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要發出這樣的感慨？這源自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以個人名義發表了一篇文章：當前形勢下財政大有可為。我不反對“標題”所提出的觀點，同時嚴重支持文中認為“財政應當真實減稅，並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的立場。但我不同意的是：徐忠並未對貨幣政策失誤做出認真檢討，更未對這些年貨幣政策是否配合了積極財政政策做出反思。不檢討自己而一味指責對方，這顯然有失公允，同樣是部門利益維護的表象，同時使其論據缺乏說服力。
說明問題必須搞清歷史。首先是2005年之後，在人民幣“可預期單邊長期升值”的預期影響之下，大量國際“熱錢”衝擊中國房地產市場，加之大量美國借房地產升值和金融創新套現而大規模超前消費，導致中國經濟在出口、投資和房地產嚴重“過熱”。那段時期，中國央行加息、並大幅拉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加之嚴厲的房地產壓制政策，以致外需安然無恙，但內需極其虛弱。2008年，外資大量撤出房地產市場，地方土地拍賣頻頻流標，而背後是美國金融危機發生，於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80度掉頭，但地方賣地收入銳減，沒錢配合積極財政政策，這就出現了“4萬億”之外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大量借貸，房地產政策重新放開，以致“過度積極財政政策引發過度寬鬆貨幣政策”。
第二階段發生2010年，“過度積極財政政策”引發經濟增長過快，物價走高，於是實施退出刺激計劃，積極財政政策過火那就應當從財政端減弱，但沒有，財政政策積極程度不減，但從貨幣政策端退出。這就出現了“積極財政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組合，這難道不是嚴重的政策錯配？結果，積極財政政策迫使國企加槓桿——吸乾了金融資源，而民間企業無資可融，高利貸風波此起彼伏；緊縮貨幣政策壓垮了股市，導致股權融資擱淺，實體經濟失去股權融資減低資產債務率——降槓桿的可能性，乃至中國經濟槓桿水平突飛猛進。
第三階段發生在2013年，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極致化，一群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金融家開始大叫：應當通過放鬆金融管制，允許社會資本投資設立小型金融機構以滿足小微企業金融需求。於是，在鼓勵金融創新的名義下，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小型金融和準金融機構爆炸式膨脹。殊不知，這些小金融機構最先不是給企業放貸，而是對社會存款資源惡性爭奪，長期資金沒有就搶短期資金，而使得中國金融急速短期化、貨幣化、套利化，進入全民金融時代，同時引誘大量實體經濟資本流入金融，金融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急速上升，最高發達8.4%的全球之最。在金融短期化的推動下，M2和金融槓桿急速攀升，但過於短期化的金融背離了實體經濟需求，它僅意味著金融空轉加劇，金融脫實向虛。
瞭解這個過程，我們再看地方財政的債務槓桿，難道不同樣是“因短而高”、不同樣是“借短投長”的必然產物？所以我們認為，徐忠的一些觀點值得商榷。比如徐忠認為，貨幣政策為去槓桿而穩健中性，所以擴大總需求和結構調整的任務都必須由財政完成。這太霸道了（我不敢、也不願使用“耍流氓”一詞），難道金融槓桿過高、全社會經濟槓桿過高的問題是財政一家造成的？2008年4萬億拉動內需難道不是對貨幣政策長期緊縮的補救嗎？地方財政不得不“大量借入短期資金維繫剛性的基建投資規模”難道是地方政府願意這樣做？難道不是中國金融短期化的必然結果？而金融短期化又是誰該擔負的責任？股市低迷不支持金融機構股權融資卻寄望財政投資補足國有金融機構資本金，這對全體股東公平嗎？
當然，徐忠認為財政不能一邊借錢、一邊存錢，要更為有效地使用財政資金，財政要真是減輕小微企業稅負負擔，要在經濟結構調整方向發揮更大作用等等一些觀點，我們認同而且支持。但無論如何，財政與央行的相互指責毫無意義，而我們極度盼望的是：大家團結起來，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一致目標，摒棄部門利益，實現真實意義下的協同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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