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秭歸縣桂埡村十一組組長劉必春家調研，正好遇到來串門的組長的舅媽，今年72歲，女兒早已出嫁，兒子45歲，光棍，間或到外面打工，丈夫78歲，身體不太好，生活能自理。劉組長舅媽身體還是很好的，利用三、四畝山地種玉米、紅薯養豬。每年收入，玉米可以賣一千多元，其餘主要靠養豬，2015年養了三頭豬，賣了一頭，殺了兩頭。因為丈夫當過兵，每月有325元的軍人優撫。此外，她和丈夫每月有70元的農村養老保險。當然，消費也比較簡單，主要消費一是吃用，二是人情。她說她每天要喝一斤苞米酒，8元一斤的那種，用玉米換，不喝酒身體就會痛。她抽旱菸，每月要三斤菸葉，20元一斤，每月70元的養老保險花60元買菸葉後還可以剩10元。平時不會買菜，自己種菜就可以了。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每年要殺兩頭豬，2015年殺的兩頭豬毛重都在250斤左右，僅豬肉就得了360斤，全部熏製掛起來，可以吃一年。相對於相當有限的收入，每年殺兩頭豬顯得很奢侈。她卻說，今年只殺了兩頭豬，人均不到一頭，不算多的。劉必春舅媽家更大的消費是人情。2015年年底我們訪談時，她說全年已送出人情6700元，馬上八組一個貨車司機的兒子要結婚，再得送300，就到了7000元了。四年前，她丈夫做手術住院，八組這個司機送了200元看望過，現在還人情要加一點，就要送300元。
因為農業收入太少，兒子打工也早早回來，掙錢不多，劉必春的舅媽說2015年入不敷出，要吃老本了。好在她家還有老本。更好在她和她丈夫一年沒有生大病花錢。隨著年齡一年年增大，劉必春的舅媽就可能趕不起人情了。兒子光棍，將來也沒有收回送出去人情的機會。但趕不起人情也得趕，因為父母還在，就得代光棍兒子送人情。待父母去世，別人會來送人情。沒有結婚的兒子再照著送人情的禮單，一一還回人情，就再將之前廣大的人情圈縮小到本村民組來。
我們到劉必春家訪談時，劉必春的岳父岳母剛好殺了一頭300多斤重的年豬。劉的岳父岳母都已80多歲，身體還好，兩個女兒都已出嫁，與兒子媳婦分開過，現在一般不參加村裡的人情，也沒有能力參加。兩個女兒都嫁在附近，大女婿劉必春就是本組人。兩個老人種田，收入有限，糧食夠吃，剩餘糧食主要就是養豬，殺年豬吃一年。兩個老人的現金收入，除了兩個女兒每年給一些以外，主要是國家發的農村養老保險，每個人70元，再加20元高齡補貼，每月90元，乘2個人，乘12個月，每年2000多元，對於消費水平不高的農村老年人，是一大筆錢。
劉必春有六兄弟，劉是老大。按當地慣例，家庭老大結婚即分家，老二結婚再分家，一直到老五結婚分家出去，老房子就留下了老六和父母，這個時候，父母年歲已高，家庭經濟條件不好，老六就沒有娶上媳婦。劉必春的父母都算高齡，母親83歲、父親94歲去世，2012年父親去世，六弟已經43歲了。現在六弟正在還回別人的人情，2015年，劉必春的六弟已經送出4000元人情。他在外打工時就讓劉必春代他上人情。待全部人情還回去了，劉必春的弟弟就會縮小人情圈，一般除了親戚以外，不再到其他村民組參加人情，而將人情圈限定在本村民組內。
劉必春的六弟已經連續5年外出打工，每年外出打工四、五個月就回來了。之所以打工四、五個月就回來，一方面是打工太辛苦，另一方面是四、五個月的打工收入就足夠全年開銷了。按劉必春的說法，如果不用送人情，光棍出去打兩個月的工就可以回來吃十個月了。再打工，再回來吃，既不積蓄也不建房。劉必春六弟的房子還是與父母同住時的土坯房，土坯房冬暖夏涼，好像也還不錯。
劉必春所在桂埡農民似乎對打工都有一種半心半意，很少有人全年打工，更少全家出去打工。且打工多在工地上而較少進工廠。工地上，一個工期結束，雖然還沒有到春節，大家拿到錢了，就提前回家過年，到了第二年再出去，因此，一年打工八、九個月就算是很多的了。
劉必春現在住的也是土坯房，他也不打算再建樓房了。十一組是高山組，比較貧窮，但全組40多戶只有大約十戶還是土坯房，其他都已經建了樓房和磚瓦房。建樓房既難也不難，一棟樓房大概要花十多萬元，當地建樓房，一般是先向親戚朋友借錢建房，再出去打工賺錢還債。在當前已經形成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背景下面，即使在建築工地當小工，一天也有一百到二百元的工資，夫妻兩個辛苦一點，省吃儉用，一年攢下幾萬元並不是難事。不過，桂埡農民似乎攢錢能力不太行，因為收入多的農戶就一定開支大。在建房借債沒有還清之前，農戶可能會相對剋制消費，一旦有了閒錢，就一定會有用錢的地方。所以，桂埡村農戶存錢的並不多。劉必春說，十一組40多戶絕對沒有存款超過10萬元的農戶。
劉必春還住土坯房，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兩個女兒都已出嫁，沒有兒子，建房給誰呢？劉必春今年63歲，家裡就夫妻兩個。劉的身體很好，他的主要收入是在附近打零工。秭歸是三峽壩區，各種國家項目還是比較多的，這些項目需要勞力，劉必春每年打零工可以有大概一萬元的收入，這是他們最主要的收入。此外，劉必春夫妻都已60歲，每人每月有70元的農村養老保險。他們還享受每年大約2000元的計劃生育養老保險。農業收入主要是玉米，每年玉米可以賣5000元，其餘用於養豬。一年喂七、八頭豬，自家殺1~2頭，每年養豬的收入大概有2000元。此外還種了點茶葉，只是剛種不久，還無茶葉可採，也沒有收入。所有收入算上來，劉必春一家一年收入大概2萬元略多一點點。
劉必春家的消費也相對簡單，主要是吃用和人情。從吃用來看，因為不種水稻，每年要買糧食，一年1000元；夫妻兩個抽菸，一個月6條煙，每條煙20元，一年1500元左右；年節買菜買酒，1000多元；2015年春節為了招待女兒女婿回來，花1200元買了一隻羊；衣服基本上由女兒女婿買；其他油鹽醬醋費用若干。算上來大約需要5000元，再加上自家殺1~2頭豬，日子其實過得不錯。
人情是一大開支，2015年人情花去4000多元，高峰時一年人情要花8000元。因為兩個月女兒都出嫁了，自己家基本上不辦人情，劉必春家的人情因此算是少的。
這樣算下來，劉必春家每年還略有積蓄，所以他借了二萬多元給大舅子蓋房子。他們每年積蓄一點用於養老。
劉必春的兩個女兒，小女兒高中畢業，嫁到外地去了，不常回來。大女兒初中畢業嫁在本村，38歲，有兩個小孩，一是讀高中，一個讀初中，正是用錢的時候。大女婿常年在外打工，一年打工收入3~4萬元。女兒在家照顧兩個小孩讀書，主要是每週接送住校的孩子，換洗衣服，從來沒有外出打過工。公公婆婆66歲，不算老，主要是在家種那幾畝玉米和喂幾頭豬。與劉必春的弟弟打工半年休息半年不同，劉必春的女婿打工比較辛苦，訪談時，劉說他女婿剛完成一個土地的工程，又轉到雲南務工去了，到臘月十幾才回來。兩個孩子讀書，不打工賺錢是不行的。
有趣的是，在桂埡村乃至在秭歸縣，父母一般不願意幫兒子媳婦帶孫子，所以兒子媳婦很難同時外出打工，而往往是兒子外出打工，媳婦在家帶孩子。問及原因，他們說，父母帶孫子，責任太大，萬一出現問題不好辦，因此一般都是媳婦在家帶孩子。這樣，農民家庭往往是一個人打工，一家人吃，打工就很難有積蓄。村婦女主任的大女兒也是嫁到本村，與大女婿一起帶孩子到北京打工，大女婿是裁縫，有專業技術，一年有10萬元收入，到了年底回來只剩下一萬元，原因是女兒在北京帶孩子，消費很高。
桂埡十一組42戶中，共有十五、六個人常年在外打工，夫妻外出打工的僅有三戶，其中一戶在孩子一歲時夫妻就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家中讓婆婆帶，不過這種情況很例外，而且，媳婦不是本地的，是在上海打工時認識的江蘇姑娘。這一戶家庭比較困難，還是土坯房，夫妻兩個出去打工，一年存五、六萬元並不難。幾年下來是可以建起樓房的。
目前全組42戶已有十七戶建了樓房。只有兩戶沒有借錢，而是靠自己存款建起了樓房。其中一戶是男主人到上海打工10年，每年存錢不多，年數多，建房子不差錢。還有一戶夫妻外出打工四年，兒子也出去打工，所以有錢建房子。其他新房都是先借錢建房，再外出打工還錢。一旦錢還完了，再外出打工的動力就不高了，所以劉必春說，當地農村是“夠吃、沒有存款”。
應該說，秭歸山區人多地少，農業生產條件是很不好的，儘管如此，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背景下面，秭歸農村的農民受到了比較好的教育，無論是文化還是觀念都已完全適合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需要，都可以走出大山，到城市務工經商，只要秭歸農村的勞動力願意進城務工經商，他們就可以獲得遠多於農業的收入。若因為殘疾等原因無法進城打工，這樣的家庭就會陷入貧困，成為貧困戶。桂埡村十一組共有五戶低保戶，其中三戶為殘疾，一戶的戶主摔傷了正在治療中，一戶丈夫去世，上有90歲的婆婆下有上大學的女兒。此外，十一組還評出11個貧困戶，除以上五戶低保外的六戶也都是沒有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農戶。只要有勞動力外出務工，就可以有比較高的收入，就可以擺脫貧困狀況。
問題是，外出務工如何走向富裕，如何開始形成積蓄。桂埡十一組的情況表明，當地農民進城務工基本上是以能夠在村莊過好日子為目的。因為要建房子所以外出務工，因為子女要上學，所以外出務工，因為人情壓力，所以外出務工。一旦務工收入足夠村莊內的家庭支出與生活，就沒有必要再外出務工賺錢了。生活是第一的，賺錢不重要。麻煩在於，一旦遭遇天災人禍，就很難再有辦法。鄭曉園說，“貧困的核心是不能產生累積性的財富”，又說“即時收入即時花，即貧困”。鄭曉園的話有道理。
無論如何，秭歸農民的消費是很有趣的，他們的生活是“安逸”的，生活面向村莊而不是要離村而去。秭歸農民的生活與我在鄂西恩施農村見到的是一個樣，也與四川重慶農村很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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