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走了進來，並沒有製造什麼響動，但空氣中的氣流好像突然發生了變化，讓我從電腦前回過身來。那一刻，他正有些艱難地要坐下來，他的身體前探，幅度很大，幾乎要折成九十度——格林斯潘92歲了。
這是一次陰差陽錯的見面。本來採訪這位美聯儲前主席安排在7月6日晚，當天他臨時推遲到7月11日。在一系列巧合後，6日晚我還是提前見到了他，並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三、四個小時。
格林斯潘1987年出任美聯儲主席，他的任期伴隨著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直到2006年結束。格林斯潘推行的政策最終成就了美國史上最長的經濟增長週期。近年來圍繞格林斯潘，討論更多的是他與次貸危機的關聯，至今尚無定論。
格林斯潘摸索著坐了下來。我感覺坐下來讓他感覺更舒服，無論身體上還是心理上。其實後來，我看到他當時在中國財富論壇做視頻主旨演講的照片，真的被驚豔到了。照片上，格林斯潘精氣神十足地坐在那裡。是的，他就是那個人們熟識的經濟巨人，那個引領美國走上繁榮之路的金融教皇，而不是我面前這個身體被歲月打彎的老者。
在直播室裡，他的主旨演講即將開始，我和他的助手們坐在他對面。然後他示意我坐到他身邊，我想是權衡後，他覺得我能幫他應對演講和提問過程中的突發狀況。我有些擔心，擔心他的身體。他的助手告訴我，和往常一樣，他早早到了辦公室，一直工作到晚上六、七點，也沒打個盹，也沒吃晚飯，就直奔直播室。節目結束時，已快晚上十一點了。
鏡頭背後，坐在我身邊的格林斯潘擔心助聽器、擔心耳機音量、擔心中國那邊的英語口音；鏡頭前，他解讀中美貿易戰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紋理，威嚴自在。鏡頭背後，他聲音很低，甚至有些有氣無力；鏡頭前，他十指相扣，言辭謹慎，娓娓道來。
我的眼睛落在咫尺之外他的演講稿上，然後意識到，他根本沒有什麼演講稿。桌面上只有幾個圖表，他在空白的地方標記了重點，他就這樣講了快一個小時。於是那個無所不通、無所不曉，能預測任何事情，也能應對各種情況並做出最好政策決策的格林斯潘神話，終於和我眼前和這個頭髮稀疏、耄耋之年的老者合為一體。
伍德福德的著作《大師》問世後，人們開始推崇格林斯潘為“大師”。過去，格林斯潘一張口，世界為之顫抖。現在貿易戰這個風口上，人們希望格林斯潘能以他19年的美聯儲主席之位的高屋建瓴，以他近一個世紀所經歷的繁榮與衰退的循環往復，以他大師的睿智來解讀當下，指點迷津。
就是這張他在中國財富論壇做視頻主旨演講的照片，讓我大為驚豔 圖：《財經》雜誌
這兩個事實沒人提
第一次見格林斯潘，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正式開打；再次見到格林斯潘，貿易戰戰事眼見要急劇升級——特朗普政府數小時前剛放出話來，擬對約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10%的關稅。
這一次的關稅清單達195頁，涉及了大量的海產品、水果和化工產品，尤其首次將威脅加徵關稅範圍從工業品擴大到一系列消費品。貿易戰又到了關鍵節點之際。
見面落座後，我問格林斯潘的第一個問題是：此前美國已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機械、配件和電子產品加徵關稅，還準備對價值16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電子產品和其他配件加徵關稅，特朗普6月說若中國實行報復關稅，會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他還稱，中國若進一步報復，美國再對額外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美國將對總價4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幾乎完全覆蓋了中國對美5050億美元的出口規模。這意味著什麼？
格林斯潘說：
“讓我做一件別人不太做的事，重新定義一下關稅是做什麼的。關稅就像特別消費稅（excise tax），它有效地把資金從私營部門轉入到政府賬戶上，但你不會因此聽說什麼“政府盈餘”，沒人用這種術語談這個問題。但想一想，如果所有進口到美國或中國的商品，他們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同時競相被高關稅擠壓，這些國家損失的是GDP。你說的這種情況，兩個國家彼此對對方商品提高關稅，雙方都會蒙受損失。沒錯，他們可以一決雌雄來看誰能讓對方敗的更慘，甚至讓對方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我推測雙方短兵相接的死磕，這就是必然的結果。
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類似性質的問題和經歷。但現在討論的背景不同了。自從國際（貿易）體系存在以來，關稅已是毋庸置疑的負面政策，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但現在所進行的討論中並不承認這一點。現在看起來特朗普還是認為貿易戰有贏家和輸家。貿易戰只有輸家。這就是為什麼二戰結束時WTO會出現，它是基於對當前這種狀況的擔心而誕生的。
美國可以在貿易戰中打贏中國，但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樣的話，幹嘛要這樣做呢？
可能有些國家儲備豐厚，也承受得起很大的損失，但他們能得到什麼呢？現在看來，沒人想討論這個事實：挑起貿易戰的人是那些不受貿易戰負面影響的人，除非有補償性的措施讓他們受到損失。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除了建議那些人去補補課，瞭解一下什麼是關稅，在加徵關稅到底會發生什麼、後果是什麼。
現在有很多人只單純地想“反抗”，他們缺乏知識素養，誇誇其談他們自以為了解的東西——但事實上，他們根本就不懂，這真可悲。”
便宜時代結束了？你想多了
對格林斯潘的採訪最終持續了1小時20分鐘，但不管我怎麼措辭，他都對兩個問題避而不談，一個是特朗普，一個是央行政策。比如我問，為什麼特朗普行事如此衝動？為什麼特朗普如此反全球化？此時，格林斯潘的眼裡就滿是狡黠的笑意，他說，你去問他。
我於是換了個角度說，美國失業率水平處於低位，但特朗普大力收緊移民政策，這個政策會不會傳導為薪資通脹？格林斯潘還是說，你去問他。我反駁說，特朗普不會回答這個問題，他根本就不懂。於是格林斯潘說，我不回答你這個問題，太政治了。
格林斯潘對政治的迴避，讓我想起人們對他“天生的政治家”描述。 後來格林斯潘告訴我，他和特朗普只有過一次交集，40年前他們一起打過一次高爾夫球。
同樣的，所有關於央行的政策問題，比如在貿易戰前提下美聯儲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選擇，他都閉口不談，對同行不做評述。他和我解釋說，“我任美聯儲主席時，我的前任，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從不對我的政策措施說三道四，讓你的前任對你事後諸葛亮挺沒意思的。 我決定把它做為一種經驗法則，前任不對現任品頭論足，他們沒有這個責任。”
他話說的中肯，我也就轉移話題了。貿易戰打到現在，當特朗普把消費品在內的眾多商品列入針對中國的最新關稅清單上後，美國人開始問，是不是買便宜中國貨的時代結束了？中國貨變貴後會不會引發美國通脹高企？
格林斯潘否定了這種簡單推斷。他說：
“通脹本質上與貨幣供應量息息相關，就是說，如果貨幣供應減少，無論是否有其他因素干擾，價格都會下降。全球各種因素影響供給與需求，影響每個國家的貨幣量，所以，不能簡單地把結果都往通脹通縮上靠。討論關稅時，我永遠不會聯想到通膨或緊縮，更直接相關的問題是，徵收關稅使目標經濟體的價值增值量流失.
人們對美國經濟存在擔憂很合理，但白宮從工具箱裡拿出來的卻是“貿易霸凌主義” 圖：金焱
加稅了，價值增量就會減小，而經濟總量保持不變。經濟總量中包括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而私人部門當然是創造各種層面的經濟活動的源泉。我知道很多理論認為政府會管控經濟活動水平，但實證得出的結論相反。”
看來美國人的擔心有些多餘。
中國人最關心的兩個問題
採訪格林斯潘前，中國精英們熱烈討論的問題是，美國會不會利用美元霸權來對付中國？中國是不是可以拋售美債來對付美國？
我問格林斯潘，市場關注美國的財政政策、全球貿易政策，同時聯儲加息，而從理論上看，加息會使貨幣產生升值的動力，美元是否會走強？影響美元匯率的因素？是否會出現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壓制中國的可能性？
格林斯潘說，“關稅基本上是關稅稅率起作用，以及在實施過程中吸收和本質上取消的貨幣數量。所以關稅可能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使美元走強，但它的影響微不足道。很難說貿易戰加劇，美元一定就會走強，因為還有很多其他貨幣，況且美國有相當量級的官方儲備資產，基本沒動過。黃金是唯一不需要資格條件限制就被接受的貨幣，非常有價值。
美國從未想到去動用這些儲備資源來打贏貿易戰，因為它與貿易或關稅是否受到攻擊無關。假設通過關稅得來的收益都循環進入到私人部門，那麼它對整體GDP的影響將為零，但總體上的現實並非如此。我不會直接把關稅問題與貿易問題捆綁到一起，除非關稅是對其中一方不成比例的稅收，那樣的話，其經濟增長力度變弱，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導致匯率降低——通常來講匯率會降低，但事情沒那麼簡單，影響的因素很多。”
說一千道一萬，格林斯潘感概說，“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取消關稅，這是直到近來WTO都在努力的方向。二戰結束時，人們意識到貿易不像之前我們所想的，尤其不像20世紀20年代引發國際貿易戰的史慕特和哈雷所界定的那樣，它對美國極具破壞性。所以定義WTO完全意義上的成功，就是所有關稅都消失。現在這種可能不會發生了，關稅被服務於政治目標了。所以，你問影響美元匯率的因素，因素很多，關稅只是通過影響其他因素間接影響匯率。”
反擊美國，拋售美債的提法在國內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我問格林斯潘，拋售美債是中國的王炸還是痴人說夢？他半開玩笑地說，哦，要是中國賣美元，美元就貶值。然後認真起來，格林斯潘說，
“美元浮動背後的動因很多。中國或直接或間接地持有大量美元，這個數據中方已有段時間沒更新了。但說穿了美國國債是美國財政部直接發行的，所以我們很清楚。中國也持有很多歐洲主權債務但以美元計價，那就不算美國的直接債務了。
我們從未見過中美間打匯率戰，但兩國都有很多資源，也能搞清楚在這類“戰爭”中哪些是重要資源，但沒有必要，直到最近也沒人打算深究。所以，我不能說後果會是什麼，假設的影響可能是三、四個，實際上也要能擴大到十多個。 影響美元匯率的因素太多了，關稅談不上是主要因素，其他因素輕而易舉就可以抹消關稅的影響。”
格林斯潘在我採訪他的前兩天剛做的一個研究，中國總的外匯儲備（黃金除外）與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關係。他把圖表展示給我看，然後說，“央行資產負債表收縮或擴張會對匯率產生影響。如果你賣出美元，匯率會上升， 人民幣貶值。北京有人研究過這個嗎？它們相關性很強。
中國會不會賣出美元？你更應該知道答案。這是一個政治決定，不是經濟決定。我唯一能說的就是，它會引發一些我們還不知道的後果。我們在諾克斯堡和美國其他地方都儲有大量的黃金，但從來沒用過它們，人們說，只有用到這些黃金時他們才有價值。
同樣，政治決定會導致本幣貶值、股市下跌、資本外逃、本幣加速敗值的惡性循環。國際金融體系會以多種微妙的方式對資本市場產生影響，國際金融體系與各國的相互作用就體現在一系列的匯率上。匯率互相作用和影響，時刻在變化。如果關稅在全球各地都大幅增加，那最終它對匯率的影響降為零。中國人民銀行賣出美元儲備會影響美元走勢。但這不是發揮作用的最主要因素，從根本上說最主要的力量是政治而非經濟。”
兩個最大的經濟體怎麼拼經濟
（格林斯潘準備發表演講時，我拍了這張照片，專訪時我給他看，他問，旁邊這些人是幹嘛的？好一陣子他才認出這些工作人員。可能對這些日常細節格林斯潘反應變慢，但他的經濟分析敏銳依舊 圖：金焱 ）
格林斯潘的傳奇包括，自職業生涯伊始，他就對美國經濟中哪怕是最晦澀難懂的角落潛心研究。他以好奇心聞名，也以敏銳的分析能力聞名。他和我提到鋼鐵和鋁在中美兩國過去所呈現的趨勢：美國在全球鋼鐵總產量的佔比從1976年的23%，下降到2015年的5%，中國則從3%增長到50%；美國在全球鋁總產量的佔比從1960年的40%降到2016年的3%，中國則從1.5%增長到54%。同樣，中國人均GDP佔全球增長的比例也在不斷上升，而美國則在下降。
是的，鋼鐵和鋁從側面反映了美國與中國實力變化的此消彼漲，它帶來深刻的政治影響，直至促成中美貿易戰。我問他，中國經濟出現放緩跡象，在這個時候中美貿易戰開打，它是否會拖累中國經濟的增長？
格林斯潘說，“中國的生產力增速可以達到6.5%左右，這是前所未有高增速，其它很多國家只有1%。愛爾蘭的增速比中國快，但很大原因是統計的技術因素。生產力效率取決於資本投資。中國資本投資佔GDP的比重很大，前者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所在。中國資本投資額高因為中國存了太多錢，中國的國民儲蓄率接近50%而美國大約才20%。
但中國儲蓄率的增長也在逐漸放緩，因為原來的速度不能為繼了。這也導出一個問題，資本投資被用在了什麼上面？
中國的經濟增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比美國快很多，但從數據上看，它已經開始放緩了，現在是6.5%。我認為會更低，當然只要中美間儲蓄率的差距存在，中國的投資額更高，每小時產量增速更高，中國經濟增速就會持續快於美國。”
美國情況不同。格林斯潘相信美國經濟在很多方面是全球最強大的，美國經濟走向將會影響全球經濟。不過他最擔心美國社會福利支出這個定時炸彈，在他看來，這個變量影響全球卻最不受重視。美國走出了經濟衰退，但這個定時炸彈可能把美國經濟推向經濟衰退。
格林斯潘說，“美國經濟中總福利支出佔GDP之比與國民儲蓄佔GDP的走向相反。隨著社會福利越來越多，擠壓了儲蓄的空間。未來社會福利佔GDP的支出還會不斷上升。
比較各國的社會福利要看起點的不同。美國的情況是，社會福標準起點很低，然後逐漸升高，在早期上升過程中對資本投資有很強的負面影響，這就是美國面臨的狀況。它促使美國尋找更多的借貸，為資本投資融資，使美國資本賬戶的虧損從1990年前的適中水平，一躍達到借貸金額高達8萬億美元。
特朗普的選民主要在美國的鋼鐵工業區，這裡經歷著數十年的製造業衰落 圖：金焱
最近的季度數據顯示部分美國的債權國為美國融資的意願下降。很難解釋原因何在，但在急速下降後這個數據又趨於穩定了。可能這意味著債權人不願再持有美金了，或者是其他原因。當然現在企穩也是臨時性的，未來還會繼續下降。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所以很難預測。”
在中美貿易戰緊邏密鼓之際，金融危機再度來臨的警世通言也多了起來。我問格林斯潘，美國是完全擺脫了金融危機，還是要捲入另一場金融危機？
格林斯潘說，“金融危機從定義上理解是很狹義的。我們從高處跌落，這個下降過程已經結束了。雖然是在緩慢恢復，但之前跌得太狠，我們現在比在底端時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但不比過去的峰值時期好太多。這取決於怎麼看，要是以失業率為基準，現在就業市場非常緊俏，這也是通脹一定上升的原因。但美國沒有很多空間來擴大生產了；另外現在開工率已經很高了，說明美國經濟也難以有非常快速的增長。
美國經濟增長能否更強勁取決於現在美國的政治亂局如何發展。如果向著近來的走向前進，我根本不樂觀。但美國是個非凡的國家，體量很大。二戰結束後，全球50%的製造業都在這裡，傲視群雄。我願意相信美國可以回到那種狀態，但即使美國可以回覆到過去也不會發生在今天或明天。
狂喜讓位於恐懼；資本主義雜夾民粹主義
在格林斯潘的辦公室，我們坐在寬大的窗子旁，他講了很多趣事。比如他告訴我，他只有九歲的時候，他做股票經紀人的爸爸回到家裡，就會教他怎麼看懂圖表，他那麼小其實根本聽不懂。 我問格林斯潘，今年自1月以來，全球股市只經歷了一次大的波動，其它大多數時間波動性都較低，為什麼？現在波動性升高，利率走勢如何？
格林斯潘說，“股票價格的波動方式帶有某種系統性因素，反映了人類的天性。大家偏向於認為恐懼的力量遠強於狂歡的力量。所以基於狂歡情緒的股市上漲緩慢，而恐懼來襲，市場就急劇大跌。分析市場有很多技術指標，雖然都被奉為圭臬，但有一半可能都不好使。只有從人性的這一基礎理論出發，由此衍生出更多的分析，才能把技術指標作為參考。
互聯網泡沫時就是股市狂歡的情緒占主導地位。現在的市場沒什麼狂歡情緒。如果有的話，GDP增長率就不會是2%而是5%了。沒有狂歡情緒不是壞事，股市上漲，減稅政策給市場以正面的刺激。可惜還沒到付賬的時候，明年赤字要超過一萬億美元，最終美國政府可能得賣出所有的債券。
歷史告訴我們，赤字增加，利率的壓力也將增大。現在還沒到這樣的程度。那將是很難處理的情況，因為利率是時間偏好最明顯的體現，即人類考慮未來發展時，利率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格林斯潘說，“企業願意在長期固定資產上投資的資本比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特別是從真實的長期利率、通脹率、投資者預期收益的關係來看，2000年左右出現過一個明顯的經濟衰退。如果長期利率出現波動，那麼可能會引發一些波動，包括股市。長遠來看，那就必須提高真實的利率。
我們可追溯的政府債券發行和利率數據是1789年，數據曲線是平的。其他國家也是這樣，比如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利率與現在沒什麼大區別。也就是說，有些事情是不會變的。若追溯到《聖經》時代，就會發現利率處於較大的個位數。這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從這些數據裡你不會從政策的角度研究出很多東西。就像依靠阿波羅的神諭，德爾菲才在希臘城邦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市場的預測實際上是試著預測人類的天性。”
格林斯潘最後告訴我，他的最新著作Capitalism in America八月份就要出來了。他說，“資本主義撬動了美國，美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增長率核心之上的、一部創造性破壞的歷史，這個歷史在自由經濟體制下發生。中國在十多年前或更早，好像就要變成資本主義時，這樣的變化卻停止了。
每個人都喜歡創造的部分，卻討厭破壞的部分，總有些進程會覆蓋掉其他的進程。當政治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週期性的民粹主義會出現。民粹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這樣的哲學，它只是痛苦的吶喊。民粹主義出現，壯大勢力然後失敗，我們會重回到資本主義。一直以來都是一樣的。中國的故事也很相似。”
(實習生孔聞崢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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