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最新發布第十批指導性案例（金融犯罪）附權威解讀

7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以“加強案例指導，依法懲防金融犯罪”為主題的新聞發佈會，發佈第十批指導性案例，明確多發疑難及新型金融犯罪法律適用標準。

最高檢第十批指導性案例包括朱煒明操縱證券市場案、周輝集資詐騙案、葉經生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3件案例。

朱煒明操縱證券市場案

（檢例第39號）

關鍵詞

操縱證券市場 “搶帽子”交易 公開薦股

基本案情

被告人朱煒明，男，1982年7月出生，原系國開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上海龍華西路證券營業部（以下簡稱國開證券營業部）證券經紀人，上海電視臺第一財經頻道《談股論金》節目（以下簡稱《談股論金》節目）特邀嘉賓。

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8月26日，被告人朱煒明在任國開證券營業部證券經紀人期間，先後多次在其擔任特邀嘉賓的《談股論金》電視節目播出前，使用實際控制的三個證券賬戶買入多支股票，於當日或次日在《談股論金》節目播出中，以特邀嘉賓身份對其先期買入的股票進行公開評價、預測及推介，並於節目首播後一至二個交易日內拋售相關股票，人為地影響前述股票的交易量和交易價格，獲取利益。經查，其買入股票交易金額共計人民幣2094.22萬餘元，賣出股票交易金額共計人民幣2169.70萬餘元，非法獲利75.48萬餘元。

要旨

證券公司、證券諮詢機構、專業中介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違背從業禁止規定，買賣或者持有證券，並在對相關證券作出公開評價、預測或者投資建議後，通過預期的市場波動反向操作，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以操縱證券市場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指控與證明犯罪

2016年1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以朱煒明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罪移送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

審查起訴階段，朱煒明辯稱：

1．涉案賬戶系其父親朱某實際控制，其本人並未建議和參與相關涉案股票的買賣；

2．節目播出時，已隱去股票名稱和代碼，僅展示K線圖、描述股票特徵及信息，不屬於公開評價、預測、推介個股；

3．涉案賬戶資金系家庭共同財產，其本人並未從中受益。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現有證據足以認定犯罪嫌疑人在媒體上公開進行了股票推介行為，並且涉案賬戶在公開推介前後進行了涉案股票反向操作。但是，犯罪嫌疑人與涉案賬戶的實際控制關係，公開推介是否構成“搶帽子”交易操縱中的“公開薦股”以及行為能否認定為“操縱證券市場”等問題，有待進一步查證。針對需要進一步查證的問題，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分別於2017年1月13日、3月24日二次將案件退回上海市公安局補充偵查，要求公安機關補充查證犯罪嫌疑人的淘寶、網銀等IP地址、MAC地址（硬件設備地址，用來定義網絡設備的位置），並與涉案賬戶證券交易IP地址做篩選比對；將涉案賬戶資金出入與犯罪嫌疑人個人賬戶資金往來做關聯比對；進一步對其父朱某在關鍵細節上做針對性詢問，以核實朱煒明的辯解；由證券監管部門對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公開薦股”“操縱證券市場”提出認定意見。

經補充偵查，上海市公安局進一步收集了朱煒明父親朱某等證人證言、中國證監會對朱煒明操縱證券市場行為性質的認定函、司法會計鑑定意見書等證據。中國證監會出具的認定函認定：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8月26日，朱煒明在《談股論金》節目中通過明示股票名稱或描述股票特徵的方法，對15支股票進行公開評價和預測。朱煒明通過其控制的三個證券賬戶在節目播出前一至二個交易日或當天買入推薦的股票，交易金額2094.22萬餘元，並於節目播出後一至二個交易日內賣出上述股票，交易金額2169.70萬餘元，獲利75.48萬餘元。朱煒明所薦股票次日交易價量明顯上漲，偏離行業板塊和大盤走勢。其行為構成操縱證券市場，擾亂了證券市場秩序，並造成了嚴重社會影響。

結合補充收集的證據，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辦案人員再次提訊朱煒明，並聽取其辯護律師意見。朱煒明在展示的證據面前，承認其在節目中公開薦股，稱其明知所推薦股票價格在節目播出後會有所上升，故在公開薦股前建議其父朱某買入涉案15支股票，並在節目播出後隨即賣出，以謀取利益。但對於指控其實際控制涉案賬戶買賣股票的事實予以否認。

針對其辯解，辦案人員將相關證據向朱煒明及其辯護人出示，並一一闡明證據與朱煒明行為之間的證明關係。

1．賬戶登錄、交易IP地址大量位於朱煒明所在的辦公地點，與朱煒明出行等電腦數據軌跡一致。例如，2014年7月17日、18日，涉案的朱某證券賬戶登錄、交易IP地址在重慶，與朱煒明的出行記錄一致。

2．涉案三個賬戶之間與朱煒明個人賬戶資金往來頻繁，初始資金有部分來自於朱煒明賬戶，轉出資金中有部分轉入朱煒明銀行賬戶後由其消費，證明涉案賬戶資金由朱煒明控制。經過上述證據展示，朱煒明對自己實施“搶帽子”交易操縱他人證券賬戶買賣股票牟利的事實供認不諱。

2017年5月18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朱煒明犯操縱證券市場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7月20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

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朱煒明違反從業禁止規定，以“搶帽子”交易的手段操縱證券市場謀取利益，其行為構成操縱證券市場罪。對以上指控的犯罪事實，公訴人出示了四組證據予以證明：

二是關於涉案賬戶登錄異常的證據。包括：1．證人朱某等證人的證言；2．朱煒明出入境及國內出行記錄等書證；3．司法會計鑑定意見書、搜查筆錄等；4．被告人朱煒明的供述。證明：2013年2月至2014年8月，“朱某”“孫某”“張某”三個涉案證券賬戶的實際控制人為朱煒明。

三是關於涉案賬戶交易異常的證據。包括：1．證人陳某等證人的證言；2．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書及相關認定意見、調查報告等書證；3．司法會計鑑定意見書；4．節目視頻拷貝光盤、QQ群聊天記錄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5．被告人朱煒明的供述。證明：朱煒明在節目中推薦的15支股票，均被其在節目播出前一至二個交易日或播出當天買入，並於節目播出後一至二個交易日內賣出。

四是關於涉案證券賬戶資金來源及獲利的證據。

法庭辯論階段，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

第一，關於本案定性。證券公司、證券諮詢機構、專業中介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買賣或者持有相關證券，並對該證券或其發行人、上市公司公開作出評價、預測或者投資建議，以便通過期待的市場波動取得經濟利益的行為是“搶帽子”交易操縱行為。根據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屬於“以其他方法操縱”證券市場，情節嚴重的，構成操縱證券市場罪。

第二，關於控制他人賬戶的認定。綜合本案證據，可以認定朱煒明通過實際控制的“朱某”“孫某”“張某”三個證券賬戶在公開薦股前買入涉案15支股票，薦股後隨即賣出謀取利益，涉案股票價量均因薦股有實際影響，朱煒明實際獲利75萬餘元。

第三，關於公開薦股的認定。結合證據，朱煒明在電視節目中，或明示股票名稱，或介紹股票標識性信息、展示K線圖等，投資者可以依據上述信息確定涉案股票名稱，系在電視節目中對涉案股票公開作出評價、預測、推介，可以認定構成公開薦股。

第四，關於本案量刑建議。根據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的規定，被告人朱煒明的行為構成操縱證券市場罪，依法應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拘役之間量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建議對被告人朱煒明酌情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的罰金。

被告人朱煒明及其辯護人對公訴意見沒有異議，被告人當庭表示願意退繳違法所得。辯護人提出，考慮被告人認罪態度好，建議從輕處罰。

法庭經審理，認定公訴人提交的證據能夠相互印證，予以確認。綜合考慮全案犯罪事實、情節，對朱煒明處以相應刑罰。2017年7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操縱證券市場罪判處被告人朱煒明有期徒刑十一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76萬元，其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一審宣判後，被告人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指導意義

證券公司、證券諮詢機構、專業中介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違反規定買賣或者持有相關證券後，對該證券或者其發行人、上市公司作出公開評價、預測或者提出投資建議，通過期待的市場波動謀取利益的，構成“搶帽子”交易操縱行為。發佈投資諮詢意見的機構或者證券從業人員往往具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他們藉助影響力較大的傳播平臺發佈誘導性信息，容易對普通投資者交易決策產生影響。其在發佈信息後，又利用證券價格波動實施與投資者反向交易的行為獲利，破壞了證券市場管理秩序，違反了證券市場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情節嚴重的，構成操縱證券市場罪。

證券犯罪具有專業性、隱蔽性、間接性等特徵，檢察機關辦理該類案件時，應當根據證券犯罪案件特點，引導公安機關從證券交易記錄、資金流向等問題切入，全面收集涉及犯罪的書證、電子數據、證人證言等證據，並結合案件特點開展證據審查。對書證，要重點審查涉及證券交易記錄的憑據，有關交易數量、交易額、成交價格、資金走向等證據。對電子數據，要重點審查收集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採取必要的保全措施，是否經過篡改，是否感染病毒等。對證人證言，要重點審查證人與犯罪嫌疑人的關係，證言能否與客觀證據相印證等。

辦案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經常會提出涉案賬戶實際控制人及操作人非其本人的辯解。對此，檢察機關可以通過行為人資金往來記錄，MAC地址（硬件設備地址）、IP地址與互聯網訪問軌跡的重合度與連貫性，身份關係和資金關係的緊密度，涉案股票買賣與公開薦股在時間及資金比例上的高度關聯性，相關證人證言在細節上是否吻合等入手，構建嚴密證據體系，確定被告人與涉案賬戶的實際控制關係。

非法證券活動涉嫌犯罪的案件，來源往往是證券監管部門向公安機關移送。審查案件過程中，人民檢察院可以與證券監管部門加強聯繫和溝通。證券監管部門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檢察機關通過辦理證券犯罪案件，可以建議證券監管部門針對案件反映出的問題，加強資本市場監管和相關制度建設。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三十九條

周輝集資詐騙案

（檢例第40號）

關鍵詞

集資詐騙 非法佔有目的 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輝，男，1982年2月出生，原系浙江省衢州市中寶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寶投資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1年2月，被告人周輝註冊成立中寶投資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公司上線運營“中寶投資”網絡平臺，借款人（發標人）在網絡平臺註冊、繳納會費後，可發佈各種招標信息，吸引投資人投資。投資人在網絡平臺註冊成為會員後可參與投標，通過銀行匯款、支付寶、財付通等方式將投資款匯至周輝公佈在網站上的8個其個人賬戶或第三方支付平臺賬戶。借款人可直接從周輝處取得所融資金。項目完成後，借款人返還資金，周輝將收益給予投標人。

運行前期，周輝通過網絡平臺為13個借款人提供總金額約170萬餘元的融資服務，因部分借款人未能還清借款造成公司虧損。此後，周輝除用本人真實身份信息在公司網絡平臺註冊2個會員外，自2011年5月至2013年12月陸續虛構34個借款人，並利用上述虛假身份自行發佈大量虛假抵押標、寶石標等，以支付投資人約20%的年化收益率及額外獎勵等為誘餌，向社會不特定公眾募集資金。所募資金未進入公司賬戶，全部由周輝個人掌控和支配。除部分用於歸還投資人到期的本金及收益外，其餘主要用於購買房產、高檔車輛、首飾等。這些資產絕大部分登記在周輝名下或供周輝個人使用。2011年5月至案發，周輝通過中寶投資網絡平臺累計向全國1586名不特定對象非法集資共計10.3億餘元，除支付本金及收益回報6.91億餘元外，尚有3.56億餘元無法歸還。案發後，公安機關從周輝控制的銀行賬戶內扣押現金1.80億餘元。

要旨

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或其控制人，利用網絡借貸平臺發佈虛假信息，非法建立資金池募集資金，所得資金大部分未用於生產經營活動，主要用於借新還舊和個人揮霍，無法歸還所募資金數額巨大，應認定為具有非法佔有目的，以集資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指控與證明犯罪

2014年7月15日，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以周輝涉嫌集資詐騙罪移送衢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審查起訴階段，衢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了全案卷宗，訊問了犯罪嫌疑人。針對該案犯罪行為涉及面廣，眾多集資參與人財產遭受損失的情況，檢察機關充分聽取了辯護人和部分集資參與人意見，進一步核實了非法集資金額，對扣押的房產等作出司法鑑定或價格評估。針對辯護人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檢察機關審查後發現，涉案證據存在以下瑕疵：公安機關向部分證人取證時存在取證地點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以及個別辨認筆錄缺乏見證人等情況。為此，檢察機關要求公安機關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公安機關作出情況說明：證人從外地趕來，經證人本人同意，取證在賓館進行。關於此項情況說明，檢察機關審查後予以採信。對於缺乏見證人的個別辨認筆錄，檢察機關審查後予以排除。

2015年1月19日，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檢察院以周輝犯集資詐騙罪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6月25日，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本案。

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周輝以高息為誘餌，虛構借款人和借款用途，利用網絡P2P形式，面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主要用於個人肆意揮霍，其行為構成集資詐騙罪。對於指控的犯罪事實，公訴人出示了四組證據予以證明：

一是被告人周輝的立案情況及基本信息；

二是中寶投資公司的發標、招投標情況及相關證人證言；

三是集資情況的證據，包括銀行交易清單，司法會計鑑定意見書等；

四是集資款的去向，包括購買車輛、房產等物證及相關證人證言。

法庭辯論階段，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被告人周輝註冊網絡借貸信息平臺，早期從事少量融資信息服務。在公司虧損、經營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虛構借款人和借款標的，以欺詐方式面向不特定投資人吸收資金，自建資金池。在公安機關立案查處時，雖暫可通過“拆東牆補西牆”的方式償還部分舊債維持週轉，但根據其所募資金主要用於還本付息和個人肆意揮霍，未投入生產經營，不可能產生利潤回報的事實，可以判斷其後續資金缺口勢必不斷擴大，無法歸還所募全部資金，故可以認定其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應以集資詐騙罪對其定罪處罰。

辯護人提出：一是周輝行為系單位行為；二是周輝一直在償還集資款，主觀上不具有非法佔有集資款的故意；三是周輝利用互聯網從事P2P借貸融資，不構成集資詐騙罪，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公訴人針對辯護意見進行答辯：

第一，中寶投資公司是由被告人周輝控制的一人公司，不具有經營實體，不具備單位意志，集資款未納入公司財務進行核算，而是由周輝一人掌控和支配，因此周輝的行為不構成單位犯罪。

第二，周輝本人主觀上認識到資金不足，少量投資賺取的收益不足以支付許諾的高額回報，沒有將集資款用於生產經營活動，而是主要用於個人肆意揮霍，其主觀上對集資款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第三，P2P網絡借貸，是指個人利用中介機構的網絡平臺，將自己的資金出借給資金短缺者的商業模式。

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管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制定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等監管規定，P2P作為新興金融業態，必須明確其信息中介性質，平臺本身不得提供擔保，不得歸集資金搞資金池，不得非法吸收公眾資金。周輝吸收資金建資金池，不屬於合法的P2P網絡借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的區別，關鍵在於行為人對吸收的資金是否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利用網絡平臺發佈虛假高利借款標募集資金，採取借新還舊的手段，短期內募集大量資金，不用於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於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是典型的利用網絡中介平臺實施集資詐騙行為。本案中，周輝採用編造虛假借款人、虛假投標項目等欺騙手段集資，所融資金未投入生產經營，大量集資款被其個人肆意揮霍，具有明顯的非法佔有目的，其行為構成集資詐騙罪。

法庭經審理，認為公訴人出示的證據能夠相互印證，予以確認。對周輝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不構成集資詐騙罪及本案屬於單位犯罪的辯解、辯護意見，不予採納。綜合考慮犯罪事實和量刑情節，2015年8月14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周輝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繼續追繳違法所得，返還各集資參與人。

一審宣判後，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檢察院認為，被告人周輝非法集資10.3億餘元，屬於刑法規定的集資詐騙數額特別巨大並且給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情形，依法應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一審判決量刑過輕。2015年8月24日，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被告人周輝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其上訴理由是量刑畸重，應判處緩刑。

本案二審期間，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刪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關於犯集資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並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的規定。刑法修正案（九）於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後認為，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集資詐騙罪死刑的規定，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一審法院判處周輝有期徒刑十五年符合修訂後的法律規定。上訴人周輝具有集資詐騙的主觀故意及客觀行為，原審定性準確。2016年4月29日，二審法院作出裁定，維持原判。終審判決作出後，周輝及其父親不服判決提出申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申訴並經審查後，認為原判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量刑適當，於2017年12月22日駁回申訴，維持原裁判。

指導意義

是否具有非法佔有目的，是正確區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的關鍵。對非法佔有目的的認定，應當圍繞融資項目真實性、資金去向、歸還能力等事實、證據進行綜合判斷。行為人將所吸收資金大部分未用於生產經營活動，或名義上投入生產經營，但又通過各種方式抽逃轉移資金，或供其個人肆意揮霍，歸還本息主要通過借新還舊來實現，造成數額巨大的募集資金無法歸還的，可以認定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集資詐騙罪是近年來檢察機關重點打擊的金融犯罪之一。對該類犯罪，檢察機關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是強化證據審查。非法集資類案件由於參與人數多、涉及面廣，受主客觀因素影響，取證工作易出現瑕疵和問題。檢察機關對重大複雜案件要及時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在審查案件中要強化對證據的審查，需要退回補充偵查或者自行補充偵查的，要及時退查或補查，建立起完整、牢固的證據鎖鏈，夯實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基礎。

二是在法庭審理中要突出指控和證明犯罪的重點。要緊緊圍繞集資詐騙罪構成要件，特別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佔有目的、客觀上以欺騙手段非法集資的事實梳理組合證據，運用完整的證據體系對認定犯罪的關鍵事實予以清晰證明。

三是要將辦理案件與追贓挽損相結合。檢察機關辦理相關案件，要積極配合公安機關、人民法院依法開展追贓挽損、資產處置等工作，最大限度減少人民群眾的實際損失。

四是要結合辦案開展以案釋法，增強社會公眾的法治觀念和風險防範意識，有效預防相關犯罪的發生。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四十九條

葉經生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

（檢例第41號）

關鍵詞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 網絡傳銷 騙取財物

基本案情

被告人葉經生，男，1975年12月出生，原繫上海寶喬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喬公司）總經理。

被告人葉青松，男，1973年10月出生，原系寶喬公司浙江省區域總代理。

2011年6月，被告人葉經生等人成立寶喬公司，先後開發“經銷商管理系統網站”“金喬網商城網站”（以下簡稱金喬網）。以網絡為平臺，或通過招商會、論壇等形式，宣傳、推廣金喬網的經營模式。

金喬網的經營模式是：1．經上線經銷商會員推薦並繳納保證金成為經銷商會員，無需購買商品，只需發展下線經銷商，根據直接或者間接發展下線人數獲得推薦獎金，晉升級別成為股權會員，享受股權分紅。2．經銷商會員或消費者在金喬網經銷商會員處購物消費滿120元以上，向寶喬公司支付消費金額10%的現金，即可註冊成為返利會員參與消費額雙倍返利，可獲一倍現金返利和一倍的金喬幣（虛擬電子貨幣）返利。3．金喬網在全國各地設立省、地區、縣（市、區）三級區域運營中心，各運營中心設區域代理，由經銷商會員負責本區域會員的發展和管理，享受區域範圍內不同種類業績一定比例的提成獎勵。

2011年11月，被告人葉青松經他人推薦加入金喬網，繳納三份保證金並註冊了三個經銷商會員號。因發展會員積極，經金喬網審批成為浙江省區域總代理，負責金喬網在浙江省的推廣和發展。

截至案發，金喬網註冊會員3萬餘人，其中註冊經銷商會員1.8萬餘人。在全國各地發展省、地區、縣三級區域代理300餘家，涉案金額1.5億餘元。其中，葉青松直接或間接發展下線經銷商會員1886人，收取浙江省區域會員保證金、參與返利的消費額10%現金、區域代理費等共計3000餘萬元，通過銀行轉匯給葉經生。葉青松通過抽取保證金推薦獎金、股權分紅、消費返利等提成的方式非法獲利70餘萬元。

要旨

組織者或者經營者利用網絡發展會員，要求被髮展人員以繳納或者變相繳納“入門費”為條件，獲得提成和發展下線的資格。通過發展人員組成層級關係，並以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的依據，引誘被髮展人員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追究刑事責任。

指控與證明犯罪

2012年8月28日、2012年11月9日，浙江省松陽縣公安局分別以葉青松、葉經生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移送浙江省松陽縣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因葉經生、葉青松系共同犯罪，松陽縣人民檢察院作併案處理。

2013年3月11日，浙江省松陽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葉經生、葉青松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向松陽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松陽縣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

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葉經生、葉青松利用網絡，以會員消費雙倍返利為名，吸引不特定公眾成為會員、經銷商，組成一定層級，採取區域累計計酬方式，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與，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其行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葉經生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葉青松起輔助作用，系從犯。

針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被告人葉經生辯解認為，寶喬公司系依法成立，沒有組織、領導傳銷的故意，金喬網模式是消費模式的創新。

公訴人針對涉及傳銷的關鍵問題對被告人葉經生進行訊問：

第一，針對成為金喬網會員是否要向金喬網繳納費用，公訴人訊問：如何成為金喬網會員，獲得推薦獎金、消費返利？被告人葉經生回答：註冊成為金喬網會員，需繳納誠信保證金7200元，成為會員後發展一個經銷商就可以獲得獎勵1250元；參與返利，消費要達到120元以上，並向公司繳納10%的消費款。公訴人這一訊問揭示了繳納保證金、繳納10%的消費款才有資格獲得推薦獎勵、返利，保證金及10%的消費款其實質就是入門費。金喬網的經營模式符合傳銷組織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的組織特徵。

第二，針對金喬網利潤來源、計酬或返利的資金來源，公訴人訊問：除了收取的保證金和10%的消費款費用，金喬網還有無其他收入？被告人葉經生回答：收取的10%的消費款就足夠天天返利了，金喬網的主要收入是保證金、10%的消費款，支出主要是天天返利及推薦獎、運營費用。公訴人訊問：公司收取消費款有多少，需返利多少？被告人葉經生回答：收到4000萬左右，返利也要4000萬，我們的經營模式不需要盈利。公訴人通過訊問，揭示了金喬網沒有實質性的經營活動，其利潤及資金的真實來源系後加入人員繳納的費用。如果沒有新的人員加入，根本不可能維持其“經營活動”的運轉，符合傳銷活動騙取財物的本質特徵。

同時，公訴人向法庭出示了四組證據證明犯罪事實：

一是寶喬公司的工商登記、資金投入、人員組成、公司財務資料、網站功能等書證。證明：寶喬公司實際投入僅300萬元，沒有資金實力建立與其宣傳匹配的電子商務系統。

二是寶喬公司內部人員證言及被告人的供述等證據。

四是金喬網網站系統的電子數據及鑑定意見，並由鑑定人出庭作證。鑑定人揭示網絡數據庫顯示了寶喬網會員加入時間、繳納費用數額、會員之間的推薦（發展）關係、獲利數額等信息。鑑定人當庭通過對上述信息的分析，指出數據庫表格中的會員賬號均列明瞭推薦人，按照推薦人關係排列，會員層級呈金字塔狀，共有68層。每個結點有左右兩個分支，左右分支均有新增單數，則可獲得推薦獎金，獎金實行無限代計酬。證明：金喬網會員層級呈現金字塔狀，上線會員可通過下線、下下線會員發展會員獲得收益。

法庭辯論階段，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指出金喬網的人財物及主要活動目的，在於引誘消費者繳納保證金、消費款，並從中非法牟利。其實質是藉助公司的合法形式，打著電子商務旗號進行網絡傳銷。同時闡述了這種新型傳銷活動的本質和社會危害。

辯護人提出：金喬網沒有入門費，所有的人員都可以在金喬網註冊，不繳納費用也可以成為金喬網的會員。金喬網沒有設層級，經銷商、會員、區域代理之間不存在層級關係，沒有證據證實存在層級獲利。金喬網沒有拉人頭，沒有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返利依據。直接推薦才有獎金，間接推薦沒有獎金，沒有騙取財物，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特徵。

公訴人答辯：金喬網繳納保證金和消費款才能獲得推薦佣金和返利的資格，本質系入門費。上線會員可以通過發展下線人員獲取收益，並組成會員、股權會員、區域代理等層級，本質為設層級。以推薦的人數作為發放佣金的依據系直接以發展的人員數量作為計酬依據，區域業績及返利資金主要取決於參加人數的多少，實質屬於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提成獎勵及返利的依據，本質為拉人頭。金喬網缺乏實質的經營活動，不產生利潤，以後期收到的保證金、消費款支付前期的推薦佣金、返利，與所有的傳銷活動一樣，人員不可能無限增加，資金鍊必然斷裂。傳銷組織人員不斷增加的過程實際也是風險不斷積累和放大的過程。金喬網所謂經營活動本質是從被髮展人員繳納的費用中非法牟利，具有騙取財物的特徵。

法庭經審理，認定檢察機關出示的證據能夠相互印證，予以確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辯解、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2013年8月23日，浙江省松陽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被告人葉經生有期徒刑七年，並處罰金人民幣150萬元。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被告人葉青松有期徒刑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30萬元。扣押和凍結的涉案財物予以沒收，繼續追繳二被告人的違法所得。

二被告人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葉經生的上訴理由是其行為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葉青松的上訴理由是量刑過重。浙江省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原判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指導意義

檢察機關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案件，要緊扣傳銷活動騙取財物的本質特徵和構成要件，收集、審查、運用證據。特別要注意針對傳銷網站的經營特徵與其他合法經營網站的區別，重點收集涉及入門費、設層級、拉人頭等傳銷基本特徵的證據及企業資金投入、人員組成、資金來源去向、網站功能等方面的證據，揭示傳銷犯罪沒有創造價值，經營模式難以持續，用後加入者的財物支付給先加入者，通過發展下線牟利騙取財物的本質特徵。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七十八條

權威問答解讀

7月12日上午，最高檢召開以“加強案例指導，依法懲防金融犯罪”為主題的新聞發佈會，發佈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批指導性案例。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童建明，檢委會委員、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萬春，以及上海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官顧佳、浙江省檢察院檢察官趙寶琦、浙江省麗水市檢察院檢察官鄒利偉回答記者提問。

問：近年來，最高檢非常重視案例指導工作。請問，最高檢如何通過制髮指導性案例工作，進一步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檢察工作能力水平？

童建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案例是實踐中發生的鮮活生動的法治教材，是最好的法治教科書。張軍檢察長高度重視案例指導和案例研究，要求高檢院機關進一步做好案例指導工作，並對案例發佈的思路創新和內容形式創新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這次發佈的案例在體例和內容形式上的創新就是根據張軍檢察長的指示調整的。建立中國特色的人民檢察院案例指導制度，是我國司法改革的一項成果。最高檢發佈指導性案例，對於統一司法適用標準、規範司法行為，明確法律適用中的疑難複雜問題，開展以案釋法，宣傳普及法治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當然，當前指導性案例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反映檢察工作的特色不夠鮮明，制髮指導性案例對實踐中問題的回應還不夠及時，針對性有待進一步加強，指導性案例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以及社會影響力還有待提升，等等。

下一步，檢察機關要進一步結合檢察工作特點，圍繞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及時制髮指導性案例，回應社會關切。

一是要圍繞人民群眾關切的問題選好案例。檢察工作涉及面廣，選取指導性案例要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關切，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的需求。

二是要圍繞指導性案例講好檢察故事。每一起案件都是一個生動的教材，每一個辦案過程都是精彩的法治故事。要通過發佈指導性案例，再現還原案件真相，揭示犯罪的本質特徵和危害，讓老百姓看得懂、喜歡看，使指導性案例成為案例故事、普法教材，充分發揮以案釋法的普法教育作用。

三是要賦予指導性案例更多的指導意義。指導性案例的生命在於應用，意義在於指導。要使指導性案例制度真正紮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土壤，關鍵就是要推進指導性案例在實踐中的應用，發揮指導作用。要進一步採取措施，發揮指導性案例相對於司法解釋更加靈活及時的優勢，加大案例發佈的頻次。推進一線辦案檢察官重視案例研究，將案例研究作為夯實法律適用根基、研究解決法律疑難問題的標本，通過精研案例，“解剖麻雀”，提升法律專業素養和辦案能力。

問：發佈金融犯罪主題的指導性案例，體現了檢察機關加大打擊金融犯罪的決心和力度，請問當前金融犯罪發案數量有哪些變化？金融犯罪有哪些比較典型的發案特點？

萬春：從發案數量上看，當前，金融犯罪發案率在總體上仍然呈現多發頻發、但略有下降的態勢。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全國檢察機關就金融犯罪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訴30570件49553人。其中，2017年提起公訴21842件35301人，同比分別下降7.89%和3.01%。金融犯罪發案率下降，主要在於公安司法機關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並採取多重措施，積極防治金融犯罪的發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處於多髮狀態，特別是涉眾型金融犯罪案件持續高發。2017年，檢察機關共就非法集資類金融犯罪案件提起公訴8252件17144人，同比分別上升6.18%和4.50%。就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提起公訴2233件7186人，同比分別上升38.18%和35.51% 。

近年來，新型金融案件不斷增多，疑難複雜程度明顯加大，呈現出以下發案特點：

一是犯罪手法不斷翻新，隱蔽性和迷惑性增強。以這次發佈案例涉及的犯罪為例，證券類犯罪發展為綜合運用資金、持股、持倉、信息、價格、速度等各種交易優勢，破壞市場公平秩序，隱蔽性不斷增強。非法集資類案件，多假借投資理財名義，利用互聯網集資，集資模式、犯罪手段不斷翻新。涉案公司從層級簡單的“作坊式”組織向現代化企業模式轉變，具有金融專業背景的涉案人員明顯增多。

二是金融犯罪影響面廣、處置難度大。例如，證券類犯罪以小散投資者虧損為基礎，非法獲利數額巨大，嚴重破壞證券市場“三公”秩序。非法集資類犯罪大肆開展“無風險性、高回報率”的虛假宣傳，易導致集資參與人損失慘重，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金融安全。

三是犯罪手段呈現網絡化、專業化發展趨勢。例如證券期貨交易類犯罪，往往是精通證券期貨方面知識的專業人員作案，善於捕捉作案時機，也懂得采取各種手段來掩蓋犯罪活動，逃避查處。非法集資類犯罪，往往藉助互聯網開展宣傳，其所謂“理財產品”的銷售、資金支付和歸集都藉助互聯網完成，網上資金互助平臺與線下代理中心、服務中心相結合，輻射全國，資金歸集流轉迅速，導致集資參與人數、犯罪金額迅速擴張。

四是犯罪多層級集團化作案，欺騙性較強。金融類犯罪集團層級分明、分工明確，常有具體的經營場所、完備的組織架構、固定的工作人員，在全國各地設有分公司或營業部，對社會公眾的欺騙性很大。

五是內外勾連作案，追贓難度大，被害人往往損失慘重。從查辦的案件看，出現了金融機構內部員工與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結，金融機構、金融從業人員利用社會公眾的信任銷售虛假理財產品，跨機構跨行業跨市場的重大案件頻發的特徵，直接造成金融犯罪案件追贓難，嚴重侵害人民群眾的財產權益。

問：從您的介紹中可以看到，涉眾型金融犯罪已成為當前發案率高，危害性極大的一類金融犯罪，請問檢察機關在打擊涉眾型金融犯罪方面有哪些具體舉措？

萬春：近年來涉眾型金融犯罪重特大案件頻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涉眾型金融犯罪隱蔽性、欺騙性強，蔓延速度快，涉案人員多，波及地域廣，涉案金額大，嚴重損害人民群眾財產權益，嚴重危害國家金融安全，因此始終是檢察機關打擊的重點。檢察機關在這方面主要採取了以下舉措。

一是要持之以恆加大對涉眾型金融犯罪的打擊力度。檢察機關要立足法律監督職能，始終堅持“嚴”字當頭，加強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和出庭公訴工作，強化刑事訴訟法律監督，始終保持對涉眾型金融犯罪打擊的高壓態勢。要健全辦案制度，創新辦案機制，加強對偵查機關偵查取證活動的介入和引導，增強刑事追訴和指控證明犯罪能力水平，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大對大案要案的督辦、指導力度。要充分利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信息共享平臺，及時發現金融犯罪案件線索，強化對有案不移、有案不立、以罰代刑等違法行為的監督。要加強與公安、法院的溝通協調，建立部門間聯席會議制度，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穩步推進訴訟進程。

二是要把對涉眾型金融犯罪案件的辦理和化解風險、追贓挽損、維護穩定結合起來，防止和避免引發次生風險。檢察機關要牢固樹立防控金融風險意識，在依法辦理案件的同時，要注重風險評估預警，做到依法處置、輿論引導、風險防控“三同步”。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環節，要加強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審查，對涉案款物進行專門審查，督促公安機關依法對贓款贓物進行查封、扣押、凍結。對犯罪分子違法所得及其孳息，要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要做到對涉眾型金融犯罪既精準打擊，又妥善處置，實現辦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

三是要結合辦案，積極參與促進金融監管工作制度的，強化犯罪預防。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是防控涉眾型金融犯罪的重要手段。檢察機關要通過辦案，立足辦案職能，針對辦案中發現的金融監管漏洞等提出檢察建議，促進相關部門堵漏建制，完善相關預防預警措施。同時，按照“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要求，結合涉眾型金融犯罪典型案件辦理，廣泛開展以案釋法等金融法治宣傳教育活動，引導社會公眾養成金融法治觀念，增強金融風險意識，提高識別和抵制金融騙局的能力，做到理性投資、依法維權，達到辦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問：檢察機關在辦理朱煒明案時，認定朱煒明以“搶帽子”交易的手段操縱證券市場謀取利益，構成操縱證券市場罪。請問辦案檢察官，什麼是“搶帽子”交易？為什麼“搶帽子”交易構成犯罪？另外，作為一線辦案檢察官，對防治證券違法犯罪有什麼好的意見建議？

顧佳：朱煒明案是上海市檢察院近年來辦理的證券犯罪中具有典型性的案例。朱煒明案是以“搶帽子”交易操縱的手段操縱證券市場，這一犯罪手法比較新穎。

“搶帽子”交易這個名稱起源於早期證券交易所內交易員喊價的動作，引申含義是指證券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公開評價推薦自己買賣或持有的證券，通過期待的市場波動取得經濟利益的行為。按照我國證券法規定，當天買入的股票，必須隔天才能賣出。“搶帽子”交易之所以能夠獲利，根成犯罪，關鍵因素有三個方面：

一是“人”。實施“搶帽子”交易的人，往往對股市的預測能夠讓很多人產生信任，當行為人是證券從業人員時，這種信任度就更高，例如本案中朱煒明就是所謂股市名嘴，是證券公司經紀人，同時受聘擔任《談股論金》電視節目嘉賓，每週五晚上節目評論股票，其節目擁有大批觀眾，足以形成影響股市交易價量的資金流。

二是“反向交易”。實施“搶帽子”的人，總是事先打好了埋伏，對其推薦的股票，自己搶先買入，一旦股價上漲，在他人買入的當天，他就已先期賣出，搶了時間差，賺了利潤，把跟風買進的散戶“套牢”。例如本案中，朱煒明就是違背證券經紀人不得買賣股票的從業禁止規定，用父母、祖母戶名的股票賬戶每週四提前買入大量股票，週五上電視節目進行公開推介，引誘收看節目的投資者在下週一的交易日內跟風購買，推動股價上漲，自己卻反向拋售牟利，獲取非法利益數額巨大，且造成嚴重的危害。幾名朱煒明曾經的粉絲在跟從朱煒明建議買賣股票後，紛紛遭遇股價下跌而損失慘重的情況。

三是“情節嚴重”。按照我國法律規定，“搶帽子”交易，必須情節嚴重才能構成犯罪，本案中，朱煒明獲利75萬元，操縱多支股票，明顯影響被操縱股票交易價量，屬於情節嚴重的情形。

通過辦理朱煒明案，發現證券市場一些不規範操作，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例如，證券市場監管要進一步從嚴。朱煒明案件表明，證券違法犯罪的新手法、新類型層出不窮，對金融監管也提出了新的挑戰。金融監管要跟上金融發展的步伐，補齊監管短板，實現穿透式監管、全面性監管。司法機關在其中也要發揮推動性作用，如上海市檢察機關每年都發布《上海金融檢察白皮書》，集中通報上一年度金融案件發案情況，提出完善監管的建議，這一做法已經連續堅持了六年，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又如，立足朱煒明案件，對不正當股評干擾證券市場等問題，開展法治宣傳，結合調研提出建議，促進了證券市場股評行為規範開展。

又如，對證券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和違法行為監管要加強。朱煒明身為證券公司人員，誘騙投資者跟風投資，自己預先打好埋伏，攫取鉅額利潤，體現證券犯罪的市場主體多樣化、發案環節增多。在實踐中發現，一些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缺乏職業道德，利用內幕信息或違反從業禁止規定參與證券犯罪，擾亂證券市場秩序。金融機構對從業人員執業規範的關注和監督有待加強，對證券從業人員的職業教育刻不容緩。

還有，證券資本市場投資者的風險意識也要加強。投資者要有自我保護意識，不能盲目聽信小道消息，對股市要多一些理性判斷，不能被人當做了“韭菜”，多一份風險意識，看緊自己的錢袋子。

問：當前互聯網非法集資類犯罪高發頻發，周輝案涉案金額巨大。在辦理周輝非法集資案中有哪些難點？非法集資犯罪高發的原因有哪些？通過周輝案，民眾該如何辨識披著民間借貸外衣的集資詐騙？

趙寶琦：周輝案是利用互聯網實施非法集資犯罪的典型案例。辦理該案存在兩方面的難點：第一個方面是周輝開展P2P平臺業務，是進行互聯網金融創新，還是實施非法集資犯罪行為，即案件罪與非罪的問題；第二個方面是如周輝的行為構成非法集資犯罪，是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還是集資詐騙罪，即是構成此罪與彼罪的問題。

經過對案件證據的梳理，確信周輝的行為不是互聯網金融創新，而是假借P2P外衣，實施的非法集資行為，且是構成其中性質最為惡劣的集資詐騙罪。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主要基於兩方面因素。

一是周輝對投資人進行欺詐，建立資金池，直接違反國家相關規定。根據國家監管規定，P2P平臺必須堅持網貸信息中介的性質，不能自建資金池，而周輝共虛構了34名借款人，虛構融資項目、虛構抵押物，欺騙投資人，在其個人賬戶中形成了總額達10億元的鉅額資金池，明顯構成違法，脫離了互聯網金融創新的範疇。

二是所集資金未用於任何正常經營活動，反而恣意揮霍，具有非法佔有目的。根據在案證據，周輝主要將資金存放在銀行，用於個人活期儲蓄，不可能產生足額利潤來支持周輝向投資人宣稱的年化20%的投資回報。同時其又花費6600萬元購買了20輛豪華跑車，花費2800萬元購買服飾、旅遊等生活開支，花費3200萬為自己和他人在上海等地購買房產，這些行為按照法律規定，可以認定具有非法佔有目的，其行為構成集資詐騙罪確鑿無疑。

通過周輝案的辦理，發現當前互聯網集資案件多發，可能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互聯網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在客觀上，使得如周輝一樣的不法分子得以渾水摸魚，掛羊頭賣狗肉，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行非法集資之實。

二是對互聯網金融創新和違法犯罪的甄別和監管還存在較大難度，如P2P平臺中，在其發展初期和壯大期，由於缺乏相應的法律規定和技術支持，相關部門很難對真實資金使用人身份，資金用途進行調查核實和甄別、監管。

三是部分投資人危機意識不強。容易被不法分子虛構的高息回報所誘惑，即便有所認識，又存在僥倖心理，認為自己不會是最後的接盤人或者對自身極度自信，抱著“薅羊毛”，撈一把就跑的心理。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案件的多發。綜合以上方面，個人認為，要實現對互聯網非法集資犯罪的預防，投資人必須要提高警惕，在高息誘惑面前，保持理性，審慎投資，控制投資風險，一旦發現自身可能捲入非法集資行為，要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問：現在傳銷組織經常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請辦理葉經生案網絡傳銷案的檢察官結合該案講講，檢察機關如何如何區分金融創新與網絡傳銷，作為老百姓，怎樣才能防止墜入新型網絡傳銷的陷阱？

鄒利偉：葉經生案是當前新型網絡傳銷的典型代表。新型網絡傳銷與傳統傳銷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新型網絡傳銷傍上了互聯網+，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披著科技的外衣，隱蔽性、欺騙性更強。如何區別合法的互聯網企業與傳銷組織（金融創新與網絡傳銷），也是在辦案過程中碰到的一大難點。

在葉經生案辦理過程中，葉經生等人就辯解金喬網是消費模式的創新，實現了顧客、商家和平臺的共贏，不應該對金喬網進行打擊。但在審查全案證據後發現，葉經生等人沒有投入足夠的資金建立與其宣傳相匹配的電子商務系統，網站功能也非常簡單，不能適應複雜的電子商務的需求，公司除了收取保證金、10%的消費款（實質上是入門費），沒有其他經營收入，金喬網所有人財物的安排及主動活動都是圍繞如何引誘消費者繳納入門費、自己從中牟利展開。在法庭訊問過程中，葉經生也承認金喬網就是用後加入者繳納的費用支付給前期的加入者。這就符合傳銷犯罪活動沒有創造價值，用加入者的財物支付給前加入者，通過發展下線牟利的騙取財物本質。

針對這一系列新型的網絡傳銷案件，辦案人員如何判斷是不是傳銷，把握的一條基本原則是，只要組織者、領導者以拉人頭、發展下線作為他的生存方式，組成金字塔式的層級關係斂財，以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返利的依據，就是傳銷活動。這個也是查辦葉經生案掌握的標準，是辦案人員專業的判斷。那麼，在實踐中，老百姓如何識別、防範這些讓人眼花繚亂的新型傳銷活動呢。

第一，是瞭解新型網絡傳銷的慣用詞。如果看到資本動作、消費返利、愛心互助、原始股、虛擬幣、動態收益、靜態收益、推薦獎、報單獎、對碰獎這些傳銷慣用詞，就要有所警覺。不要被這些花哨的概念炒作所矇蔽。這次辦理的葉經生案，就是通過前面提到的消費返利、推薦獎去引誘、欺騙老百姓。

第二，是判斷高額收益來源是否合理。有些公司打著一夜暴富、躺著賺錢的口號，就要判斷所謂的高額回報是不是符合正常的經營規律，商業邏輯。不要被高收益迷住了雙眼，要保持頭腦清楚，理性判斷。葉經生就是承諾說只要繳納10%的消費款，就能獲得200%的返利，這個明顯不符合正常的商業規律。

第三，遇到收入門費、拉下線就要高度警惕。傳銷實質上就是上線瓜分下線投入資金的圈錢遊戲，要想獲得傳銷資格就要繳納入門費，想要獲取收益就要拉人頭加入。葉經生的金喬網就是以保證金形式收取經銷商會員的入門費，會員通過發展下線獲得推薦獎，發展人數越多收益就越多，層級也越高。網上有人編了句順口溜，說“入會只需把錢交、一拉人頭就回報，拉人越多層級高。”符合這些特徵的，基本上就可以判斷是傳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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