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兄為徐無聞先生之子，我與他相識於2008年。當時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剛成立不久，為此舉辦了相應的高級培訓班，徐立兄為此班學員來京學習，而我則應邀為這個班搞了一場講座，由此與徐立有了交往，我從其他學員那裡瞭解到，徐家藏書豐富，尤以碑帖拓片方面最受人矚目。我以此向徐立求證，他說確實如此，其家所藏主要由線裝古籍、碑帖拓片、文玩字畫構成。目前家藏典籍主要是祖父留下來的，父親的藏書則大多毀於文革，留存不多。如此說來，徐立家中所藏乃是三代所聚。這讓我對他的藏書打感好奇，特別想找機會去重慶一看。徐立也爽快的答應了。
徐無聞遺像
時光荏苒，人事繁雜。我竟然在長達十年的時間內未了夙願。偶然也曾在拍賣會上零星看到過有徐家印記的東西，出於種種原因亦無暇深究。但去徐家一睹其家藏的願望卻愈來愈強烈。今年初我曾致電徐立說準備來重慶，不巧他與朋友約好外出雲遊，故此行程後延了20余天。2018年3月5日我到達重慶北碚，辦好酒店手續即致電徐立，他很快就出現在酒店大堂。我們十年未見，感覺他有些發福，但精氣神似乎比十年前還充沛，尤其他那爽朗的笑聲，瞬間把我拉回到當年講座的現場。
徐無聞的書法與繪畫
此次來渝我有兩件事，一是觀看徐家舊藏，二是探訪抗戰時期文淵閣《四庫全書》密藏在重慶的具體地點。由於我的時間安排緊，簡短寒暄之後，我們即驅車去青木關。基於共同愛好，一路上聊得很愉快，我從他那裡聽到了好多未曾瞭解的資訊，同時他也斷斷續續講述了一些祖父和父親的藏書情況。
就市場影響力而言，徐無聞先生要比他的父親徐壽大得多，然而徐立告訴我，其實祖父在當年也很有名氣。鄧力、何衛東所著《我許丹青》一書中有篇《徐無聞：永年墨痕天下聞》文中說，“徐壽，字益生，號鴻冥。周虛白先生撰《徐君益生墓誌銘》雲：其學博，兼儒經史外，金石書畫皆研貫，工考古，善詩文、書法篆刻。”而後，該書對徐壽的履歷有如下簡述：徐無聞的父親雖無功名，卻於16歲起即自謀生路，曾做過舊軍隊的錄事、書記、恣議等，還做過文殊院的國文教師，亦任過川南好幾個縣政府的科長、秘書、局長等職，也當過銀行職員。他與當時名流賢達交往密切，所見益廣。1948年失業，靠寫字刻印等收入持家。徐父雖無顯位粗財，卻因固守清貧，精於書法篆刻，古玩鑑賞等名揚川西，在成都更有不少相知相契者。
整潔的書桌
從上述簡歷可以粗線條地看出徐壽在不同時期既任過教職也任過公職，他的收藏應該是縮衣節食薪金所得漸集而成。說到詳情，徐立則告訴我，祖父幼時體弱，因家境貧寒，13歲即去店鋪為徒，每日苦役不堪重負，加以老闆叱罵遂忿而歸家。苦讀三年十六歲即設帳授徒。所得薄薪貼補家用。年稍長即外出謀生，先後在川南川北數縣任過科局長一類中小職員，也曾在川軍24軍軍部短暫任過秘書長，四川匯通銀行任過高級國文教師。35歲以後定居成都，以教書，寫字刻印維持生活。然而長期以來對典藏文玩收藏熱情不減。曾自刻一印“徐益生省衣節食所得”鈐於書籍字畫之上。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徐壽已成為成都四大收藏家之一，可見其家中典藏之豐富。
書法用具
交談中徐立說他最佩服祖父的地方是睿智淡泊。1946年正值壯年的鴻冥翁慨然辭掉所有的公職以多年積蓄在成都北郊玉局村買下半院老屋，一片竹林，過上了樂天知命的生活。土改運動劃成分，因徐家僅有十五畝地，而有七口人，不到地富標準，故劃為“小土地出租”，以徐立的話來說，這個成分相當於上中農。徐家在一片綠竹中安然度過了驚濤駭浪，平穩著陸。徐立生於1955年，從三歲開始每年隨父親寒暑假回玉局村探望爺爺奶奶。那時老屋修竹茂林，蒼翠欲滴，小橋流水，草亭猶在，真是一派川西田園的隱逸去處。解放後玉局村舍也成了當年成都名宿時常雅集之處。楊嘯谷，易均室,周虛白，李潘等等。不時聚會，賞畫吟詩，高朋滿座，風雅一時。其時，鴻冥翁的好友們曾推薦他去川大教書，老人家以閒散慣了，不適宜約束婉拒，後經易先生介紹到杜甫草堂參加修復工作，主要是雙鉤名人墨跡，其雙鉤水準為四川第一，至今有當年雙鉤的底本保存。他在杜甫草堂工作達十年之久，草堂管理處負責人也曾多次勸他正式參加工作，均被老人家婉言推脫，正是因為他的灑脫恬淡，修復工作告一段落後，他帶著一部十年工作之餘用小楷抄寫的《杜詩集評》二十卷回到鄉下。我看到徐立重新裝過的一大疊手抄本，內心十分震撼。前人一絲不苟，心若止水的心態令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陸放翁兩句詩可以說是鴻冥老人後半生的寫照，“還家貧不死，讀盡舊藏書。”讀書，寫字就陪隨他安度了餘生。
《玉局邨舍印存》
關於徐無聞的堂號，我所看到的資料主要有守墨居，燭明室，歌商頌室。而徐立告訴我歌商頌室其實是祖父的堂號，我問他寫徐先生之文應當用哪個堂號，他說可以用玉局邨舎。這個堂號祖父也用。關於本堂號的來由，他說源於成都北郊五塊石之玉局觀，此觀始建於東漢，興盛於唐宋，宋代文豪蘇東坡從海南迴川曾任玉局觀提舉。徐家老宅據此觀不足兩裡，故以此為堂號。
徐壽《雙鉤本瘞鶴銘》封面
徐壽雙鉤內頁
徐立說，父親受祖父影響很大，五六歲開始讀書，鴻冥翁即是啟蒙老師。他讀書刻苦而專心，有一年冬天烤著烘籠讀書，不小心烤糊棉褲也沒察覺，而夏天在蚊帳看書，燈火燒燃了蚊帳，險些釀成大禍。在物質生活極具匱乏的年代，讀書寫字成了他年少時的最愛，興趣專注在黑白間，思維飛翔在點劃裡，從顏真卿、歐陽詢、柳公權、李陽冰，再到石鼓文，泰山刻石等等，他像一隻蜜蜂不辭辛勞地吸允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使自己不斷充實進步。他在十二歲就能寫大對聯和榜書。同時開始摹刻漢印。家學淵源加之自身勤奮，他在大學畢業時書法篆刻已經奠定了雄厚的基礎。隨著年齡增長，個人風格形成，書法篆刻顯示出人書俱老的精粹。啟功先生撰《徐無聞書法集序》中評價到“於古文字之辨，造詣尤邃，暇則揮豪作書，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其篆法深穩，獨得淵穆之度。出其緒餘，施於鐵筆。印學自鄧完白，吳讓之以下，日趨於躁，下至以毀瓦畫墁相矜尚。雖時世以同文尊秦法，而刻石銘功，鑄印示信之法，則蕩然無復遺存。”
徐壽書法作品
生活環境對於一個人的成長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向黃在《二十世紀四川書法名家研究叢書 徐無聞卷》中引用文殊院方丈寬霖法師所言：“他們（指徐壽、周虛白、李潘等同好時賢）愛在望江樓、杜甫草堂茗茶品藝。老師就帶著永年一起去，他也就侍立在旁，聽先生們的談天說地。”陪隨年齡漸曾，徐先生的腳步邁出歌商頌室，走進姨父張成孝的世留堂，舅父崔龍潛的清標閣，唐少坡的怡蘭堂，閱讀了大量藏書，摹刻了許多漢印，瀏覽了海量的碑帖拓片。一次偶然的巧遇更是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人生。十五歲那年的一個下午他在成都西玉龍街專心致志地翻閱一部乾隆原版的《飛鴻堂印譜》，恰在此時書法篆刻名家易均室先生走了進來。他看見一個年輕人竟如此專心地翻看印譜，心生好奇便與之上前垂詢，交談中年輕人自報家門，我叫徐永年，父親徐壽。易先生早知徐壽之名，遂將他帶回家中讓其觀覽家中藏書，從此兩人有了一生的忘年之交。
徐壽像
易均室，名忠録，字均室，號靈均，齋號靜偶軒。湖北潛江人。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經濟及目録學。回國後早年在武昌文華圖專科任教，後做過湖北省圖書館館長。後又任教於西北大學，抗戰事起遷蜀，定居成都。受聘於四川大學任教授。易先生於徐無聞猶如伯樂遇上千裡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卻是唯一。易先生博學多才，治學涉獵範圍極廣，諸如，金石文字、印學、古典文學、古代戲曲、錢幣學、考古學、目録學等等。且收藏頗豐。自此徐先生眼界大開。易先生循循善誘，以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把他引向了學者書家的大道。徐先生在大學畢業之際刻過一方“穭園遊藝”的印，邊款是這樣的：穭丈平生篤學精思，於詞章考據皆有創穫，論印其餘事耳。而賞析之精，求諸惜賞亦鮮有及者。年猥以末枝，獲承清誨，迄今七年，受益實多。念今夏畢業大學，且辭家遠遊，求如往日之追陪杖履，諒亦難已。乃亟制此報命，自慚且拙，不堪貯之靜偶軒中，倘有觀者，請勿以工拙論也。甲午陬月徐永年記。可見徐無聞對易先生之景仰。十年浩劫易先生被抄家，書籍字畫在門前堆集如山，一把大火悉數焚燬，易先生老淚縱橫，幾次欲撲進火中，幸被親友攔住。1968年底父親去看望易先生，先生臥病在床，幾月後即去世，並留下遺言，劫餘後的文稿全部交給徐永年，只有他才能看懂。後來，父親在《紀念易均室》一文中曾說“易先生是一位有成就的書家，他的行楷早年學初唐諸家，繼而嗜薛曜《石淙詩》，又對李煜書研習甚久，旁及晉唐宋元諸帖，四十以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面貌。篆刻方面受益於易先生也頗多。”徐無聞先生回憶易先生時寫到：“他凡是談到篆刻的時候，源流派別，印林掌故，總是滔滔不盡，如數家珍，令人聽起來醰然有味，今天追憶起來已是再也無法聽到的廣陵散了。”
書房內景
書房擺件
到了北碚西南師院，徐立說我們家住房很小，就是普通的兩間加個廚房。父親的書房不大跟臥室飯桌在一塊兒，兩壁放了九個書架，書堆到了天花板。在徐立的回憶中家裡最多的是書，其他幾乎沒什麼，因為連傢俱都是租用學院的。他說他們家當年連個衣櫃都沒有，衣服全是用成都帶回來的一隻大竹籃裝著的。每天晚上大院四十來戶人家，只有徐家的燈熄得最晚。徐立的少年時代，父親基本沒有時間和他交談，更別說上街去公園。只是在飯桌上要擺一些龍門陣。父親永遠是看書寫字上課，閱卷。有時要看大一點的拓片，屋裡都展不開，半張看完再看另一半。那時的書房就是在宿舍裡多堆一些書罷了，完全不是我們今天概念裡的書房，明亮寬敞雅緻舒適。但也有很雅的地方，徐家的玻璃窗上不是掛的窗簾而是無聞先生的書畫作品，一般是六格，有書有畫，真草篆隸，梅蘭竹菊，一年一換，可惜當時都沒當回事，隨換隨扔，並沒有保留下來。
還是更喜歡看線裝書
相得益彰
在書房裡徐先生就這樣夜以繼日，勤奮地工作讀書，。他自己要求甚高，他不止一次地對徐立說：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僅得其下。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書法篆刻作基礎的他有個願望，希望走出夔門。他多次說，川中的學者書畫家一定要走出夔門，開闊眼界，走出夔門可成龍。四川的盆地意識很侷限學術格局的宏大，1963年學校派他去上海華東師大郭紹虞先生處進修古代文論。到上海他就書法研習的問題請教了沈尹默先生，在《 記從沈尹默老人學書》一文中，他寫到：“三十幾年來，我請教的前輩中，沈尹默先生給我的印象最深。請教的時間不長，受益很大，久久不忘。”沈先生還就執筆，結構，習帖等各方面作了詳細闡述。向沈先生請教之後，，徐無聞的書風為之一變。二王、褚歐的醇雅書風更為顯著。十年浩劫徐家是學校被抄家對象，1966年8月，中文系的紅衛兵衝進徐家，將書架上的書籍字畫筆墨硯臺等一掃而空。父親帶著我默默地看著施暴結束，家中一片狼藉，空空如也。這幫人走後，父親悄悄告訴我說，他們擔走了十一大挑。我回到家一看，書架上只剩了馬列著作、毛選四卷，魯迅全集。其餘全部被抄。書房沒有了，徐先生依然沒有停止學習，而且毛筆字寫得更多了。寫毛澤東詩詞，寫魯迅詩歌，凡能寫的都寫，大多是用毛邊紙寫。徐立說，大致在那時他就分清了宣紙、毛邊紙。
《石鼓文》
徐無聞書跋
明代名家鈔本
卷尾的鈐章
在1963年經易先生介紹，徐先生與溫州方介堪先生有了書信來往來，向方介老請教篆刻。這樣神交近二十年的時間，到了1981年，專程去溫州拜謁方介老，執弟子禮，列為方介老門牆，在與方介老交往的過程中，接受介老的清誨頗多，徐先生經常刻印向介老請教，介老也樂於提攜後進。到1974年，介老將其親自整理的一部印搞從溫州寄到北碚，希望通過徐先生幫忙出版，收到印搞之時，徐先生處境很不好，沒有出版的可能，待他處境有所好轉時，教學科研任務繁重，完全無暇顧及。拖到2011年清華大學劉石先生、中華書局徐俊、俞國林先生來家談出版徐無聞遺著之事，徐立才將此事提出，得到中華書局的大力支持，經過一年多整理交稿，2015年《方介堪自選印譜》終於面世，算是學生還上了恩師一份人情，更是了卻了兒子對父親的心願。由於有易先生，方先生這樣大家的提攜，使徐無聞先生在篆刻藝術領域內有了高度的昇華。他在《馮建吳的書法篆刻》一文說：“篆刻這種藝術，需要有一定的書法藝術的基礎；但擅長書法的人，卻不一定都擅篆刻。就某種意義上講，篆刻較之書法的侷限更大，因此難度也更高。在石上爭勝於分寸毫釐之間，往往比提筆揮寫尋丈巨幅費力得多。”1980年徐無聞先生在介老八十壽展寫了《方介堪先生的篆刻藝術》祝賀，文中這樣評價介老“就對藝術傳統的深入探討，技巧的全面，風格的多樣統一這些這些方面而言，方先生在當代篆刻中的地位，有如書法中的沈尹默，繪畫中的張大千。表達了學生對先生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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