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對於陝西省內古塔之研究，尚以陝西師大趙克禮教授為首。克禮教授統計陝西省內共有古塔287座，略陽縣以白水江鐵佛寺佛骨靈塔、縣城南山古塔入錄。鐵佛寺古塔因其銘文即知為明正德年月天禪師佛骨靈塔，其種類、性質、用途可謂一目瞭然，不再贅述，而位處略陽南山之古塔則頗有考辯之處。
略陽南山古塔為密簷式實心磚塔，通高約二十四米，底層邊長2.35米，周長14米，塔基以條石砌築，底層券門面北，各層均有券龕。每層間疊澀出簷，下砌菱角牙子（俗稱狗牙子），攢尖頂，塔剎原為木杆，高約二米，二層正中刻 “福地祥雲”字樣。塔最上三層於2008年地震中震裂，後修復，換掉塔剎木杆。南山古塔因其銘文只有清道光庚戌年（公元1850）略陽時任知縣張志湜所題“福地祥雲”四字，對於塔的名字、用途則隻字未提。再結合縣誌有“張志湜，字篤生，靈臺進士，道光巳酉年（1849）年修塔於玉文山，建奎樓於新城，以補風水，同治初，樓被賊毀，塔今尚存。”記載來看，也只能大略知道南山古塔的修建原因是“補風水”。既是有關風水的古塔，那麼究竟是哪一類風水呢，是禳災鎮邪，還是聚氣接脈，亦或裝點山川和為紀念祈福而建？凡是存在的事物，必有其直接的用途和含義，斷然不會出現無目的，無意義之事物。目前雖然沒有有關略陽縣南山古塔的名稱和用途的直接文史文物證據，但也不是沒有方法來考據。這個考據方法就是依據大量的旁證建立一個指向明確的，合乎當時歷史事實，合乎邏輯推理的證據鏈，從外圍入手，以用歸納旁證的方法來辯明南山塔叫什麼名，或者歸屬於風水塔的哪一類，以及對當時的略陽縣政權而言有什麼主要的，現實的功能和意義。
首先，以光緒《新續略陽縣誌備考》中“（張志湜）道光巳酉年（1849）年修塔於玉文山，建奎樓於新城，以補風水”的“建奎樓”和“補風水”入手，看看是補的什麼風水，看看略陽南山古塔是和縣城的奎樓建，兩者之間有什麼必然的關聯，最後再判定南山古塔的名字和用途。
奎樓即是魁星樓，供奉魁星，主文章興衰和科舉，一般修建於縣衙邊文廟內的東南方向。而張志湜修建奎樓的背景是因為光緒七年（1827），略陽縣城遭受大水災，縣城衙署、文廟被毀，由前任知縣郭熊飛遷縣治和文廟於鳳凰山新城，新城內的文廟之初並無奎樓，水毀縣城（今縣城位置）被稱為舊城。繼任知縣張志湜便於道光巳酉年（1849）修建南山古塔和奎樓（道光庚戌年，1850建成並題字），用以補充新城的風水。縣治和文廟搬遷後，位置變化後，其對應案山，朝山、脈氣等風水佈局必然會變化，必須調整風水佈局方不妨，這在堪輿學盛行的明清時期尤為重要。
略陽縣治本建於象山之南，自古稱“山峰環矗，江濤洶湧，道路險惡，控扼蜀門，興（略陽）、洋、利、閬，為三秦蜀隴咽喉”。縣城四周群山圍合，八渡河、嘉陵江左右繞之，玉帶河東南相迎，會於今南山之下三河壩。但是因為舊縣城被三水圍繞，且城牆俱為土築，所以多遭水患，當年迫不得已改治於陽鳳凰山南麓新城，即今黨校後面。新城腳下是由東南流來的玉帶河，玉帶河對岸是三座山峰，由東向西依次為小景山、玉文山、大景山，此三座三峰在雍正縣誌地圖中又被稱之“文筆山”（此處疑為風水學之筆架山）。南山古塔便是建於大景山半坡，坡外向西就是嘉陵江大峽谷。且建塔的位置處於大景山向北（當時舊城，今縣城方向）延伸的一小緩坡上，勢如一把坐南朝北的靠背椅，主峰是靠背，而建塔處就是凳面。而在鳳凰山南坡的新城而言，這個“凳面”剛好位於其西偏南方向。
古人修建城市，必先考慮風水問題，這在明清時期最為盛行。據清人高見南所著《相宅經纂·文筆高塔方位》有 “（古）凡都、省、府、縣、鄉、村文人不利，不發科甲者，可與甲（東偏北）、巽（東南）、丙（南偏東）、丁（南偏西）四方位上擇其吉地，立一文筆堅峰，高過別山，即發科甲。或者于山上立文筆，或於平地建高塔，皆為文筆峰”。再據中國古代建築史學專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馭寰教授研究有“中國古代對一座城市的建設，首先要選地。在選地時要考慮風水學說，如城市的四面要相同，左邊與右邊設有空缺之部位，如左有山，右有水；防止後空，如有一方空缺時，要建造一座塔來彌補。一般來講南低北高，達到前低後高，起碼要平川，前後相同，前端要高，後部要低。城市後部依山為最佳。否則，後人縣官上任之後，看到城市的選址有問題還要進行補缺，如東北角缺山，後空，在那個地方修一個塔，常建文峰塔。如果縣裡幾年中沒人中舉，不出一個人才，那麼要在這個縣城的東南角修一座文峰塔。這樣，全城才能出人才，文峰塔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在全國各縣城都有文峰塔” 。
根據略陽道光新城和南山古塔修建的方位，以及和新城奎樓同時修建的時間分析，按照清人高見南學說，今張馭寰教授之風水塔研究，略陽南山古塔很可能就是為改變本土文運不昌，科甲不興的一座“文峰塔”。如果能查到略陽縣在明清時期的確有“文運不昌，科甲不興”的證據，那就可以確定南山古塔就是風水塔類別中的文峰塔了。
欲考略陽文運及科舉情況，必先涉及略陽明清以來文廟的變遷情況。所謂文廟，在地方而言，即學廟或稱廟學。古代中國文廟就是以辦學為宗旨，將學習儒家經典的學校與祭祀孔子的禮制性廟宇相結合的國家行政教育場所和祭孔場所。它由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直接管理，重在“學”字。而出不出人才，除過教育環境，師資力量以外，在講究唯心論，堪輿學的古代而言，就是文廟的風水問題了。那略陽明清時期的文廟究竟有沒有風水問題呢？
按嘉靖《略陽縣誌》卷五陝西提督學校副使何景明撰之
“重修儒學碑”（此處儒學即文廟和學校併合的廟學，其中“右高為廟，左下為學”）記有：元正和十年（1350），（略陽）知縣李舜臣建學（文廟）於縣東北（即鳳凰山下，八渡河西岸，現縣政府所在地）。這個地方一直使用到明初正德十四年。因為明正統十三年（1448）、成化四年（1468年）、正德十四年（1519）三次大水災，文廟毀壞，才由由時任關南分巡道臺呂克中明於正德十四年（1519）左右，遷移至象山之下，縣治之北。之後由李遇春於嘉靖辛亥年（1551），王之臣於萬曆九年（1581）重修，地址未變。
陝西提督學校副使何景明在“重修儒學碑”中遺憾略陽人才難出而慨嘆到：“然百餘年來，人物聲名，尚未底於顯榮，豈以僻於梁，雍之間乎？亦由屢兵薦沴，役繁生鮮，而挾冊鼓篋之徒，不得以隆其業也？”
到了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時任知縣
申如壎把文廟又改遷到元朝舊址上去（即鳳凰山下，八渡河西岸，現縣政府所在地）。改遷的原因就是調整風水。查雍正《重修略陽縣誌·藝文志》毛芬所撰之“改創廟學記”有：“自唐宋以迨國朝（明），代毓英傑。權公皋，權公德輿以宰相、柱史蜚；宋則周公道、王公大才，以八座招撫豎節，國朝則卜公奯、封公庫實，以給事主政開先，彬彬濟濟，日見燀赫。惟廟學在鳳山之麓，宣德後改學北關，旋改城北，而文脈逐斬，略陽士子鬱思復舊址久矣。”
在毛芬所撰碑記中，明確提到略陽之所以百年來不出人才，是因為以前改遷廟學於象山後，斷了鳳凰山文脈。同時，此碑記記有知縣申如壎對象山風水進行了大量維護和修補事：“邑候申公來令茲土，政教休明，惠風逖鬯，然猶以興學崇文為第一務。謂山脈來自象山，於是斷其路以聯其脈也，建樓以豎其牙也，開道以通其氣也，立倉以儲其糧也。士民大喜耳目改觀也，及奉太府王公之命，舉修邑志，見永樂前科第蟬聯。舊學在鳳山之下，因承士民之情，率弟子員往觀之，果萃山水之奇，為武興最秀形勝。遂益體太府王公之意，而推廣其事。即改文廟（象山舊廟）為朝天宮，改儒學（舊廟內儒學）為文昌祠，改訓導為杜學，存其舊也。於鳳山舊址創廟學。”
而同時為申
如壎改遷廟學撰碑記的喬進璠，
時任關南兵備分巡道，駐漢中，在另一篇《改創廟學記》碑記中言道：“自唐宋迨國初（明），科第繩繩然起。惟舊學在東關風山之麓，而英傑蔚興。景泰後（145-1456）遷改北關，未幾，河伯為祟，復改城中，而文脈不暢矣。”呵呵，也是風水問題。
由喬進璠和毛芬所撰兩篇《改創廟學記》碑記看出，明朝略陽縣城的風水佈局是以象山為龍山，以接引地靈脈氣；鳳凰山主縣之文脈，興文運。其實，在申如壎改遷廟學，培補象山風水佈局之前，於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到任的略陽知縣李遇春就曾經修補一次略陽縣城的風水：據嘉靖《略陽縣誌·卷五》之“遷建南門碣”記有：“（知縣李遇春遷建南城門）則門新洞開，坐對嚴正，風自南來，可以濡薰和之鼓舞；水流北匪，而演波派之瀠回。風水協吉氣以鍾勝，概以聚主縣之撫馭。士民之居處，地方之奠安，有億萬無疆之休矣，企曰小補之哉？”此處來說，遷建南城門，就是補風水，以接納南方之吉氣，保佑縣之政權。
因為象山是略陽的風水山，連略陽這個名字都是“以其用武之地曰略，治在象山之南曰陽”而命名的，所以在堪輿學盛行的時期，世人多有保護之色彩，總怕傷其風水。據光緒《略陽鄉土志》卷一歷史部馬良傳有：“嘉慶十八年（1813）（馬良） 兼護遊記。值廂匪吳爪爪犯境，焚掠東關，或以掘斷象山，以絕賊人入城之路。良不可，謂憑高扼險，制敵之策，若斷路拒賊，反為賊笑。乃置兵數十人於象山之頂，賊至，以鳥槍擊之，城賴以全。以功升都司，駐防葉爾羌。”這段春秋筆法表面上是說馬良有勇有謀，其深層意思還是說保護了象山風水就會獲得好報的因果理念，馬良就是沒有掘象山傷風水而獲得了升官的好報。因為保護象山風水而得好報的還有一人，查道光《重修略陽縣誌·人才部葉馨傳》有：“（知縣）葉馨。工詩，尤精青囊術（五行八卦堪輿星象之術）。雍正初，略陽城垣傾圮，虎夜入城，至暮人即鍵戶，不相通問，盜賊乘之行竊。馨到任，周視，語眾曰：‘宜斯土民窮而官不遷？’因修各城門，門上建房為守望，街口遍樹柵欄，嚴禁夜行，虎患除而盜亦息。復建奎星閣，彰善坊，以士勵風。署後象山下，曩斷山麓，運土補築，不三年，以卓升常德知府。”這段更牛的春秋筆法說明精於風水的葉馨知縣，因為修補崩塌的象山而得升遷的果報。古人修志歷來惜墨如金，而在此費墨特書尤精青囊術的葉馨除為百姓除虎患、盜賊而外，還修補象山，重建魁星閣以改補風水之事，可見和重修光緒縣誌的風水行家譚瑀知縣是心有慼慼焉。
天啟元年（1621），遷到鳳山腳下的廟學（文廟和儒學）使用不過七年，又遭大水損毀。時任知縣周延申只好把廟學再遷回象山之下，縣治北原址（道光《重修略陽縣誌》·建置部·學校）。明明是個風水寶地，咋就是服不住大水，看來略陽廟學（光緒縣誌稱儒學）的風水問題真是不好處理。
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略陽知縣高瑆創建嘉陵書院於鳳凰山舊址。高瑆繼續哀嘆略陽文運不昌，科甲不舉的現實，其所撰《創建嘉陵書院碑記》雲：“前明以往，人才蔚出，登賢書，題雁塔，理學事功，接踵彪炳者，不一而足。固知學校隆而人才盛，自古皆然。然何獨盛於昔而衰敝於今也？”。繼任知縣李俌亦然，其所撰《嘉陵書院碑記》有：“及皇上（乾隆）御極（登基）之初，加意作人（培養人才），並令郡縣建立書院，式敷教化。爾時守職奉法者實力舉行，俱有成效，獨吾略（略陽）以地僻民稀闕焉？”。這兩通碑文都嘆息略陽教育不興，人才難出，同時還揭示了自乾隆年初，朝廷號令各郡縣建立書院培養人才，並作為政績考核內容的史實。
同樣哀嘆略陽人才難出，科舉不興的還有明朝陝西巡撫龔懋賢。龔懋賢因知縣王之臣於萬曆九年（1581）重修略陽廟學所作《重修廟學》碑記曰：“……夫如是山川，如是教法，而以今睹秦之人士，反落落遠不逮古。至於支城巖邑，並制科鄉舉，百年不一二，睹者此何故歟？王子來令略陽，首以增治學舍為務，毋乃謂其故在此矣！”看來略陽縣百餘年人才不舉的情況嚴重，知縣著急，省巡撫也著急。
清道光七年（1827年）略陽縣又遭大水。這次大水不僅沖毀了縣城，就象山之麓的文廟也毀壞了。當時知縣郭熊飛遂於道光十年（1830）遷縣治和文廟往鳳山之陽（今鳳凰山南坡黨校後面王家坪，距水毀舊城僅數百米之遙）。郭熊飛亦在所撰《移建文廟碑記》中言道：“略陽自國朝（清）以來，登賢書（中舉）者二，捷南宮者（中進士）僅一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知縣賈芳林在所撰《重建嘉陵書院碑記》說到：“略邑古多文人，竟百年無登賢書者，”“略邑之百年餘年不發科者，固屬自外生成，而司牧者亦難辭其責也。” 看來略陽文運不昌的實際情況貫穿明清兩朝數百年而未有大的改變，而且這種現象已經演變成一種政治問題。（注：略陽新城修於道光七年即1827年，成於道光十年。自道光十年即1830年啟用新城，至同治元年即1862年被太平軍焚燬，文廟留，奎樓毀，歷任以嘉陵書院作為署衙，新城縣衙使用不過32年。直到光緒三年，1877年，才由知縣高振鵬遷縣治並文廟於舊城，自搬離又歸原址共計47年））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知縣譚瑀重修高臺文昌廟（非文廟，在當時舊城高臺）, 文昌廟是供奉文昌帝君，保佑文人仕子文運亨通，科舉興旺的場所。譚瑀在所撰《重修文昌廟碑記》中雲“我聖朝以來，以武功定鼎，即以文治化民。神道設教，實寓於利用祭之中，自王畿以遞省會、郡邑，莫不建立文廟、武廟、文昌廟。春秋太牢之饗，文廟而外，惟武廟、文昌廟有之。典之鉅也。考《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官。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六曰司錄’又《星經》：‘文昌六星象燦陳於天上，而精靈遍佈人間。’”“今而後，孚乃利用禴，可以佔引吉於萃聚；可以佔元亨於允升矣。”這位譚知縣可謂五行八卦星象學之專家，其碑文中不乏專業術語，看來是風水行家。很遺憾，譚瑀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調離了略陽。如不然，譚公恐怕會在修補略陽縣城風水佈局上有大動作哩。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縣張志湜繼續修補略陽風水佈局,（於新城）開始修建玉文山（今稱南山）風水塔，和新城文廟奎樓風水工程，次年建成乃題字於塔上。
至此，可以看來自明朝初（1448）開始至清道光二十九（1849）年之間，略陽的確有“文人不利，科甲不興”的風水現象。在從上有陝西省巡撫，從下有知縣等發出哀嘆的同時，歷任乃建修、重修廟學以及自乾隆初年興起的書院，並且力圖通過“補、改”略陽縣治、文廟等處的風水佈局，力求解困。而略陽縣治因為水毀搬遷至鳳山南麓之後，文廟隨即修建在新縣衙的東南方位（光緒縣誌地圖），即堪輿之“巽”位，巽為風，風柔順於左後維，為文才或心性。而就新縣城佈局而言，是北靠鳳凰山，南對玉文山（前志稱文筆山），山下玉帶河，東依武興山，呈北高南低地形。惟其西南即舊縣城和嘉陵江峽谷方向形成空缺，案山太遠，不能凝聚地靈脈氣。為了彌補這搬遷而後的風水缺陷，必須在新城西南方向找一個地方，建一座塔，用來鎖住略陽新城的地靈文氣。而玉文山塔就是建在新縣城的西南方向，屬堪輿之“丁位”（西南方），是補風水佳地。前文喬進璠所撰《改創廟學記》中言道：“自唐宋迨國初，科第繩繩然起。惟舊學在東關風山之麓，而英傑蔚興。景泰後（145-1456）遷改北關，未幾，河伯為祟，復改城中，而文脈不暢矣。”這是說，略陽文氣發於鳳凰山，既然當時縣治和文廟已經遷移到鳳凰山，那麼“守氣”就是頭等大事，所以先在南山建塔鎖住略陽文氣，避免順西南方峽谷外洩，再在城內文廟修建奎樓和天上魁星對應，就能補足略陽新城風水，振興文運科甲。
又勘南山古塔為坐南朝北，劵門正對北面象山。而象山為略陽舊城龍山所在，劵門北開，正好接納象山氣脈，屬吉相。這個風水情況就是張志湜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建風水塔，修奎樓的最主要原因。略陽縣治搬遷至新城後，其對應風水已經發生變化，加上在舊城就因為文人不利，科舉不興，“百餘年不發科”，所以搬到新城必須重新調整風水佈局，達到文運昌，科舉興的效果。這符合前文清人高見南和今人張馭寰教授研究之說，更符合《天官書》等明清時期官方通行的堪輿風水之說。
儘管後來新城奎樓於同治初年（1862）毀於兵火，但因清略陽知縣高瑆曾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於鳳凰山舊址創了建嘉陵書院，應了鳳山脈氣，加上道光二十一年（1841）知縣重修有舊城文昌廟及魁星閣，所以在新城奎樓的焚燬對整個風水佈局上雖有影響，但不至於破局。也許是巧合，自張志湜修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開建風水塔和奎樓及以後，即有略陽李增榮高中光緒壬寅科（光緒二十八年，1902）進士，所謂捷南宮是也。這個光緒壬寅科進士的出現，是略陽自唐、宋、元、明、清一千一百年間有據可考的第七個進士（道光《重修略陽縣誌·卷三人才部科名·進士》有：唐、宋、元、明進士之有可考者僅五人：如唐元和初之黃文、紹興十八年之王大才、至正中之林東、洪武丁丑之卜奯、永樂辛丑之封實庫是也。清梁舟，順治十五年戊戌科進士，官中書舍人），改寫了略陽自清朝順治十五年（1685）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兩百餘年來無進士的記錄。至於舉人有：高桂林中道光巳酉科（1849）舉，趙賈芳中光緒己丑科（1889）舉，李增榮登光緒壬寅補庚子、辛丑科舉；武舉二人，一為武鼎，光緒乙酉（1885）科，一趙仲德（科佚）（光緒《新續略陽縣誌備考·卷一科名》）。至此可謂文運轉昌，科甲漸興，足慰先賢。
張志湜所建南山之塔，既然是風水塔，就應該有相應的名字。據張馭寰教授《中國風水塔》講：“風水塔名字甚多，計有文筆塔、文星塔、文明塔、文風（峰）塔、文奎塔、文圓塔、五虹塔、文鬥塔、文元塔、三元塔、文神塔、崇文塔等。”略陽南山古塔雖然沒有標註名字，但是根據其轉文運的風水功能而言，叫做
文峰塔為宜。因為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彰德知府黃邦寧於天寧寺和塔題名“文峰聳秀”後，各地大多以“文峰塔”冠名轉文運，興科甲的風水塔。既然略陽南山古塔有專屬的名字，也有其佔補風水，轉文運的功能，那麼在宗教上屬於什麼派別呢？文峰塔的建修位置是上對應魁星，下佔地穴之脈氣，屬於道教範疇，與佛教沒有關聯，這也是全國各地文峰塔基本不裝佛像，不飾佛圖的緣故。
今略陽文峰塔俗名“南山塔”，這只是以其位置而名的叫法，頗不嚴謹，其按地理方位含混稱城南方山上之塔，總不能還文峰塔本來面目。今人不僅叫錯南山古塔的名字，還曲解為鎮水之用。此論須駁：水是有形之物，看得見，尋常可預防，比如登高避險，或加固河堤防規避等。因為古代略陽重要的軍事地理位置，一直沒有費棄建置。縱觀略陽有縣誌以來記載，儘管歷史上有記載的大水三十六次，中水二十五次，進城十五次的水患記載，但縣治搬遷卻僅有一次，且是短期的。從文獻史料上可以看出，隨著歷史進程，略陽縣城的提防工程也在逐年提高，比如先前無城垣，後有土壘城牆，再後又有石堤（此處指民國以前）。而且略陽縣城西街早有江神廟，南門外有水神廟，都是祭祀龍王場所，而祭祀龍王就是祈求平安，免遭水患，何必鎮之？略陽常有水患，是地理位置所然，儘管時有損失，但不是無救。略陽最大江河屬嘉陵江，洪水危害最大，其上下郡縣十幾處，用鎮水塔來治水的話，下游鎮住了，上游怎麼辦？上游鎮住了，下游難道就不發大水？處處皆鎮，整條大江就不會發水災？昔大禹治水十三年方成，若果簡單修一個鎮水塔就能解決問題，何必辛苦十三年，累得連腿汗毛沒了？再說，若果略陽文峰塔是鎮水塔，有何文物文獻資料能給予佐證？有何文物文獻資料能給予佐證？更有甚者以“男（南）山塔對女（雨）山洞（和南山隔江對峙的雨山上一洞穴）”之男女不堪故事演繹此塔，這已經和當初修建文峰塔的緣由和目的背道而馳了，也褻瀆了這座為略陽興科甲，暢文運的風水寶塔。
略陽文峰塔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特定產物，就其中風水佈局而言，只是當時當權者之權宜之計。在科技發達，經濟騰飛，教育振興的今天，文峰塔風水佈局問題僅僅為文史研究之必要。上月25日，“九層雲外倚闌干：建築遺產——古塔保護技術研討會”在西安成功舉辦，各方專家學者對中國古塔的研究和保護都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這是文史文物界一大盛事。省電視臺也及時導播了“我的身邊的古塔”節目，筆者曾出鏡講解略陽兩處古塔。目前，災後的略陽南山文峰塔情況穩定，有當地文物部門定期檢測和維護，但就其深層的文史研究而言，尚涉及不多，在此亦期望各方專家學者不吝賜教，共同促進略陽乃至全省境內古塔研究，把輝煌而燦爛的中國古塔文化發揚光大，並以此文向中國古代建築史學專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馭寰教授，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克禮教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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