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來的中西哲學比較研究中，有一些普遍流行的觀點，這些觀點似乎都存在一些對中西哲學史的誤解。其中，關於哲學是否起源於古希臘的問題，在學術界就存在著誤解，即以西方哲學為“原生物”，認為哲學起源於古希臘，原本屬於西洋學術；中國本無“哲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建構只是“依傍”西方哲學的產物。對於這一誤解，我們有必要加以廓清。
“哲學起源於古希臘”說與歷史不符
西方自古就有哲學究竟起源於何處的爭論。在希羅多德筆下，希臘人是以東方人為師的，不僅他們的數學、天文學和幾何學知識是從埃及人那裡學來，而且“可以說，幾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從埃及傳入希臘的”；“埃及人還第一個教給人們說，人類的靈魂是不朽的……早先和後來的一些希臘人也採用過這個說法，就好像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一樣”。
公元1世紀的普魯塔克專門寫了一篇題為《論埃及神學與哲學——伊希斯與俄賽里斯》的長文，揭示了希臘哲學與埃及哲學的師承關係。他認為，梭倫、泰勒斯、柏拉圖、歐多克索斯和畢達哥拉斯等人都曾到過埃及並與祭司們同吃同住，梭倫在塞易斯聽過宋西斯（Sonchis）的課，歐多克索斯聽過孟斐斯的克努菲斯（Chonuphis）講學，畢達哥拉斯曾經與厄努菲斯（Enuphis）交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的）所謂的聖書文獻和大部分畢達哥拉斯派的格言之間，並無任何區別”。埃及人以數學為“獲知一切奧秘的指南”與畢達哥拉斯以數為“存在由之構成的原則”一脈相承。埃及人把希臘人引上了愛智之路。畢達哥拉斯誠然是希臘人中第一個自稱“愛智者”的人，但史料證明，“關於愛的最早的文字記錄是在埃及發現的”，古埃及的愛情詩亦以“在水一方”為審美意象。埃及人的斯芬克斯之謎，更激發著一代又一代西方哲人的形而上追求。
柏拉圖說“驚奇”是哲學活動的決定性起點，哲學是驚奇之女，猶如傳達著天神意旨的彩虹女神伊希斯（Iris）。不僅埃及人、希臘人哲學活動的起源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由屈原《天問》之開篇及老莊哲學可見），“驚奇”這一“哲學家的情緒”並不像黑格爾和海德格爾所說的只屬於西方人。
“哲學的突破”具有東方淵源
公元3世紀的第歐根尼·拉爾修在《名哲言行錄》中正式提出了“哲學從希臘開始”的觀念。該書序言開篇就舉出“有人說哲學研究開始於蠻族”的觀點來加以反駁，說“這些作者們忘記了，他們歸之於野蠻人的那些成就實際上屬於希臘人，正是從希臘人那裡，不僅是哲學，而且人類自身才得以開始”，又說：“哲學只能起源於希臘人，它不接受野蠻人的任何稱謂。”
當然，《名哲言行錄》序言中也有與其立論自相矛盾的論述。該序言在反覆強調哲學和人類起源於希臘以後，突然出現了一段專講“埃及人的哲學”的話：“關於神和正義，埃及人的哲學有如下述。他們認為，質料是本原，然後從中分離出四種元素，進而產生出各種生物……他們認為，宇宙是生成的，也會毀滅，且呈球形；星星是火，由於其中火的混合情況，地球上會發生各種事情……他們制定了有關正義的各種規則，並將它們歸於赫爾墨斯。”研究者認為這段話是後來的傳抄者添加的。但《名哲言行錄》中所保存的一些關於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柏拉圖、皮浪等人都與“蠻族”人有交往甚至還從他們那裡獲益頗多的史料，卻足以說明希臘人的“哲學的突破”其實是在古代東方哲學的影響下實現的。
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
哲學究竟起源於何處，還是要實事求是。哲學在古埃及、波斯和印度的起源遠比希臘要早，這不是某些西方學者說這些民族的哲學還處於宗教之中所能抹殺的。至於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與希臘哲學不約而同地在公元前6世紀前後的東西方文明世界各書精彩的奇觀，前人或稱之為“合全地而論之”的“民智之開”的“世運”（嚴復），或簡潔地稱之為“全地球之盛運”（梁啟超），或稱之為“軸心時代”（雅斯貝爾斯），或稱之為“哲學的突破”（塔爾科特·帕森斯），都無不肯定哲學在世界歷史上多元發生的事實。
有學者認為，中國人把智慧看作是達到功利目的的工具，沒有希臘人的“愛智”觀念。這一觀點也不是事實。謝無量、唐君毅等人對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作了詞源學論證，說明中國古人對哲學的理解與希臘人相通；錢鍾書更列舉大量文獻，證明中西哲人都運用“秋水伊人”之類的審美意象來表達善道可望難即的愛智追求。
一百多年前，王國維在回應“中國哲學合法性”質疑時，認為“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不僅是一個客觀事實，而且有其來自普遍人性和人的本質的深層依據。他指出，是否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與禽獸相區別的一個顯著標志，正是這一追求使哲學在各文明民族中的產生成為必然：“叔本華所以稱人為形而上學的動物而有形而上學的需要者，為此故也。故無論古今東西，其國民之文化苟達一定之程度者，無不有一種之哲學。”這一論述，是中國哲人自己提出的關於哲學起源的窮本極源之論，說明來自普遍人性的追求，使脫離了矇昧和野蠻階段的世界各民族無不有其哲學；而哲學的產生和發展，正標誌著一個民族在何種程度上遠離了狹義的動物界。從這一原理出發，就必須據實確認哲學在東西方一切文明民族中產生的必然性，而不是無視客觀事實，另外去尋找自外於文明人類、自我貶低的所謂特殊性。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1期）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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