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定路930弄14號（原武定路修德坊6號）之所以為人所知，大多是因為它曾是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所在地。但除此之外，它還是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擴大）會址。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參與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這幢普通的兩層石庫門民宅裡舉行。這次會議的結果，是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錯誤路線登場。但與此同時，黨內健康力量也與其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的何孟雄。
圖說：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會址舊址。新民晚報記者 張龍 攝
明辨是非 挺身而出
1931年2月7日深夜，二十多位傷痕累累、鐐銬加身的男女，在武裝軍警的威逼下列隊而行，緩步來到國民黨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邊上的一塊空地，年僅32歲的何孟雄就是其中之一。望著黑洞洞的槍口，他們明白生命的最後時刻已經到來，於是用盡全力喊出了最後的遺言：“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隨著槍聲劃破夜空，一切歸於寂靜，英靈化為永恆。這批英勇就義的革命者，史稱“龍華二十四烈士”，而導致這場悲劇發生的直接原因，要從1個月前何孟雄在武定路修德坊6號參加的一次會議說起。
何孟雄（1898年6月2日—1931年2月7日），原名定禮，字國正，號孟雄，湖南酃縣人。1921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全國最早的53名黨員之一。曾經作為北方工人運動的領導人，1927年10月，何孟雄來到上海工作，先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兼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軍事委員會書記等職。
1929年，何孟雄接連遭遇打擊。在生活上，他摯愛的妻子、親密革命伴侶、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繆伯英因病去世；在革命事業上，因為反對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李立三冒險激進的“左傾路線”主張，遭受了一系列批判打擊，被撤職停止工作。但他沒有因此消沉，依然堅持革命熱情，向上級提出正確意見。
事實很快證明了何孟雄的正確，李立三錯誤路線導致革命遭受重大損失。1930年9月24日，瞿秋白、周恩來等回國召開黨的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結束了它在黨中央的統治，瞿秋白成為黨中央主要負責人。但對“立三路線”餘怒未消的共產國際認為，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犯了所謂“調和主義”的錯誤。
此時，曾在蘇聯留學的王明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於1930年11月下旬公開打出“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旗號，指責中共中央已“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正當黨內出現領導危機之時，1930年10月，一個特殊人物來到上海，此人就是王明在蘇聯留學時的恩師、新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書記米夫。他此次來華的目的，就是要把王明扶上臺。米夫抵達上海後，嚴厲批評六屆三中全會和中央決議，提議召開四中全會。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參與下，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武定路修德坊6號召開，何孟雄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原本以為激進冒險的“立三左傾路線”終結，黨的事業終於可以迴歸正途。但何孟雄萬萬沒有想到，六屆四中全會的唯一主題，就是共產國際希望王明上臺主持黨內工作，而王明提出的主張，相比“立三路線”，在左傾的道路上有過之而無不及。會上矛盾之尖銳，鬥爭之激烈歷史上絕無僅有。
會前，米夫包攬會議的重要籌備工作，不僅起草決議，還擬定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義提出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擬定參加會議的人員，還讓莫斯科回來的一些學生代表參加。有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因為被視為持不同意見者，甚至沒有被通知到會，如當時任全國鐵路總工會負責人、中央候補委員的徐蘭芝等。米夫還提議凡是參加會議的人均有表決權，這是明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共產國際居高臨下操縱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典型案例。
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共37人，其中正式中央委員15人、候補委員7人，列席代表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團中央、全總黨團等單位的代表15人。會議推選向忠發、徐錫根、羅登賢、任弼時、陳鬱組成主席團。會議由向忠發主持，並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中央政治局報告》，他的報告完全接受了王明的觀點和意見，批評“立三主義”和“調和主義”。
會議期間，米夫與政治局委員分別談話，把王明說成是“國際路線的忠實代表”，反“立三路線”和“調和路線”的英雄。王明就此大造輿論，要把反對“立三路線”和“調和路線”的頭功搶在手裡，其追隨者也紛紛撰文造勢。
會議舉行中，不斷髮生激烈爭論。但米夫多次使用非常規的組織手段控制會議的進行，通過由其本人起草的《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等文件。會議決定撤銷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撤銷李維漢、賀昌的中央委員職務；改選中央政治局，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任常務委員，陳鬱、盧福坦、徐錫根任候補常委，王明等進入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及常務委員會主席仍為向忠發。由於得到米夫的支持，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被王明所操縱。從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的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
堅持真理 糾正謬誤
出席六屆四中全會的何孟雄、羅章龍等16位代表，對米夫在會上採取欺騙手段和高壓政策十分氣憤，在羅章龍的帶領下，於會議閉會次日，即1月8日，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會議通過了羅章龍主持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號召全黨同志為召集自下而上的緊急會議而奮鬥，要求成立臨時中央，召開全國緊急會議，解決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迫切問題。並在會議隨後又發出《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志書》，指責米夫和“中央包辦四中全會的行為，是汙辱了黨的光榮歷史”，旗幟鮮明地與王明“左”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與此同時，黨內健康力量也開始紛紛行動。首先由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發表了反四中全會的決議案，緊隨其後，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工會聯合會、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中華全國濟難互濟總會及上海反帝同盟黨團、“蘇準會”上海辦事處、中共天津市委、上海閘北、滬中、滬東、法南區委、江南省委外縣工作委員會也陸續發表了反對四中全會的決議案及聲明。
何孟雄等人的剛正不阿，很快遭到了王明的打擊報復。王明攻擊何孟雄是“老機會主義者”，“長期對黨不滿”，威脅要開除他的黨籍，強令黨內對何孟雄等開展鬥爭，規定凡是參加何孟雄等組織的活動的黨員必須立即退出並進行檢討，違者，一律開除出黨。當時受到處分的江蘇省委和區一級幹部就有二十餘人之多。
為了團結其他共產黨人反擊王明，糾正四中全會的錯誤路線，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決定召開一次會議，研究反對王明的措施。他們決定分成兩個組活動，林育南一組在上海三馬路(今漢口路)222號東方旅社31號房間，何孟雄等人則在天津路275號中山旅社6號房間。1月17日早飯後,林育南、李求實、歐陽立安、龍大道及“左聯”作家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等陸續來到了東方旅社。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這次會議的召開細節早已被叛徒洩露給了巡捕房，大搜捕從下午持續到了18日凌晨，包括何孟雄在內，共有36名共產黨員及革命者被捕。
信仰忠貞 不幸犧牲
何孟雄等被捕前後，王明的反應非常耐人尋味。據時任江南省委秘書長的劉曉回憶，早在搜捕開始前，王明已通過中央特科潛伏人員獲知即將發生的危險，但卻並未出手干預，理由是：“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險的，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當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傳來時，王明聽到後“表情異常冷淡”，不僅沒有設法營救，甚至表示：“這是何孟雄等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被捕後，龍華看守所的中共秘密支部按照王明等人的指示，拒絕接受他們黨的關係，不讓他們參加支部活動，致使20多名黨員在獄中不能接受黨的領導。
儘管身陷囹圄，遭受打擊報復，何孟雄等依舊保持著堅定信仰，一邊通過秘密渠道上書中央，繼續糾正黨內錯誤，一邊忍受著嚴刑拷打，堅決與敵人展開鬥爭。令人寒心的是，1931年2月7日，何孟雄等犧牲之後，王明對他們的批判還在繼續。
在接下來四年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導致中國革命遭到空前慘重的挫折，使黨的白區組織幾乎喪失了百分之百，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得不開始戰略性大轉移，即“兩萬五千里長徵”。直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種下的惡果終於得以糾正。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終於對何孟雄在黨的歷史上的功績作了肯定。上海解放後，上海市人民政府組織人員挖掘何孟雄等烈士的遺骸，造墓合葬，此後又興建了龍華烈士陵園，為後人所瞻仰。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陳毅曾這樣稱頌何孟雄：“他一生坎坷，宗旨不改”，“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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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痛的教訓 英雄的史詩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民主鬥爭的史詩縮影。在這裡，既有勝利的凱歌，也有失敗的陰影。本文介紹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是最濃重的陰影。這次會議使王明上臺，貽害革命長達四年，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教訓極其慘痛。
我們無需避諱歷史的陰影，但更要看到何孟雄等共產黨人，堅持真理，與王明錯誤路線進行堅決鬥爭的過程。我們真切地認識到，這樣的共產黨人，才是革命史詩的創造者，讓人肅然起敬。
聯繫這段黨的歷史，我們領悟到，無論何時，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內始終有堅持真理的健康力量，黨才有能力不斷戰勝千難萬險，發展壯大，創造輝煌。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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