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的文牧野穿著黑色T恤，戴著黑框眼鏡，看起來有點疲憊。“我那個時候已經快麻木了。我在剪輯房看了不止1000遍了，帶著剪輯師剪了8個月，能有什麼感覺？”當被問及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藥神》成片的感受時，文牧野脫口而出。
耗時三年的作品第一次展現在大眾面前，文牧野比想象中看起來更平靜，儘管這是他第一部長片作品，儘管他身上還揹負著監製甯浩和徐崢的期待。“我對票房其實沒多大預期，一開始我就跟寧導和徐老師說過，我會盡量做到不讓你們失望，不讓投資人失望。”
投資一億多的《我不是藥神》當然不會賠錢。豆瓣評分9.0，三天票房破九億，業內預測票房將超40億……上一部引起這般全民討論的電影，還是《戰狼2》。
中國社會的細節
破敗的街道，昏暗的保健品店，創可貼般的小廣告，蓬頭垢面的中年男人……影片一開場就構建了一個髒亂差的現實世界。《我不是藥神》的故事是現實主義的，由徐崢飾演的程勇本是印度神油店的老闆，在慢粒白血病人呂受益的鼓動下成了印度仿製藥“格列寧”的獨家代理商。從此，失意的中年男人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能給病人提供低價藥的大英雄。
影片中有場重要的散夥戲，程勇和吃仿製藥的病人呂受益、黃毛等人一起吃火鍋。煙霧繚繞中，程勇宣佈了自己不再賣仿製藥的決定，現實中，文牧野和甯浩則是靠一頓火鍋開始了這部電影的合作。
甯浩本來是想自己拍這個故事的。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藥神》的劇本時，他本以為又是一個催眠的故事，沒想到一口氣就看完了。半年後，他在做“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時認識了文牧野，就把這個故事交給了他，“他拍的東西都有很多細節。而這種現實主義題材，只有用準確的細節才能真正觸動人，讓人覺得有真實感。”
2008年從東北師範大學畢業後，文牧野成了一名北漂。和當年尚未因《瘋狂的石頭》成名的甯浩一樣，他也要靠拍廣告賺錢。三年後，他終於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師從田壯壯。
讀研二時，文牧野拍了一部講述老年人生活的短片《金蘭桂芹》，這部短片的靈感源於他有次在大連玩時偶遇的兩位老人。當時兩名老太太拉住他，不好意思地問他有線電視大廳在哪兒，兩人相互推讓，磕磕巴巴的對話引起了他對這個群體的注意。回去後，文牧野結合自己對姥姥的觀察，拍出了反映空巢老人生活的《金蘭桂芹》。
這種對現實的關注一直持續到今天。文牧野告訴河豚君，除了主角程勇，片中呂受益的經歷也取材於現實。現實中確實有這麼個病人，在妻子懷孕五個月時查出患病，天天想死，直到他看到孩子落地。“當時他就抓著孩子的手哭了，說我絕對不能死。”文牧野說。
正如甯浩所言，文牧野拍戲靠的是對現實細膩的觀察。《我不是藥神》裡埋了很多細節，有些是為了反映現實生活，比如醫院門口的號販子；有些是為了營造氛圍，比如屠宰場的豬肉上停留的蒼蠅；有些是為了體現人物性格，比如發跡後的程勇看的書《做人的資本》。
有些地方，你以為是閒筆，其實也別有深意。比如曹斌給警察局長彙報案情的那場戲，局長掏出菸灰缸提醒曹斌“不要把菸灰灑出來了”。一個苛刻嚴厲、眼裡揉不下沙子的警官形象頓時鮮活起來。
從來沒想過什麼主義
“這世上只有一種病，窮病。”“誰家還沒個病人？”《我不是藥神》能引爆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擊中了社會情緒。對死亡的恐懼，對醫療體系的懷疑，對底層人民的同情……但在採訪中，河豚君發現，比起探討社會議題，主創更在意的其實是對人物的塑造。
“你如果只是想傳達一個意義的話，觀眾是聽不進去的。必須要把這個故事打磨地非常好看，觀眾才會敞開心門去聽你講這個道理。”文牧野說。在創作時，他和甯浩其實並沒有過多地考慮社會價值。因為在選取這個題材之時，社會意義就已經存在了。
塑造人物和深挖社會議題其實本質上並不矛盾。但在具體的創作上，還是會有打架的時刻。《我不是藥神》的結尾，程勇被抓，受惠於他的病人們站在路邊，上演了一場“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戲碼。故事最終指向了平民英雄的自我救贖，而非對醫療體制的反思和批判。
這種浪漫主義的筆調看似和現實主義氣質相悖，但文牧野卻並不這麼認為，“我從來沒想過什麼主義。所謂的‘主義’永遠都是電影出來以後，別人給它貼的標籤。我作為導演，不管用什麼手法，都只想拍真實、好看、能打動人的故事。”
《辛德勒名單》《聚焦》《死亡詩社》……文牧野一口氣說了好幾部有類似情節的電影。“《聚焦》你看過吧，《聚焦》最後一場戲是電話響起，所有人都開始接電話，又來了一起虐童事件，電影結束。辛德勒不用說了，一輛車走，所有猶太人都在那站著……還有一個叫《死亡詩社》，你看過嗎？”文牧野越說越激動，邊說邊打起了手勢。
在《我不是藥神》中飾演思慧的演員譚卓說過，文牧野對電影裡所有情節都有著準確的記憶。其實，不止《我不是藥神》，他對很多電影的情節都如數家珍。這或許源於他對類型片的深入研究。
“總之，類型化的電影在最後一定會有這麼一筆。這一筆要是不給，這個電影就塌了。”在拋出一連串影史經典作品之後，文牧野總結道。他認為自己是一個類型化的作者電影導演。“我基本上是處於類型化稍微多一點，作者化稍微少一點的那個位置。”文牧野打開雙臂，劃出一道弧線，然後把一隻手挪到靠近“類型化”的那一端，“我把自己定位在這兒。”
確實，電影中處處可見類型化的痕跡。談起和甯浩的合作，文牧野覺得和他在創作上幾乎沒有什麼分歧，只有一個地方讓他印象深刻。最開始時，劇本里的程勇和現實中的原型陸勇一樣，是個慢粒白血病患者，文牧野想把他改成一個健康的人。甯浩對這個提議是猶豫的，他認為陸勇最大的魅力恰恰在於他就是個病人。
文牧野卻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他是病人，他的動機就是自救和掙錢，最後再救人，這個人物弧光非常小。”文牧野又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如果辛德勒是猶太人，他救猶太人不是應該的嗎？只有辛德勒是納粹，他救猶太人，這個人物的變化才足夠漂亮。”聊過後，甯浩想了想，承認他是對的。類型化的人物總是相似的，但人們總會被這些相似的人物所打動。
誰是反派？
誰是反派？走出電影院，大概很多觀眾都會思考這個問題。影片中其實沒有一個壞人，但對比代表弱勢群體的程勇一方，瑞士藥廠的醫藥代表似乎有些面目可憎，賣著高價藥，貪婪又無情。但藥企真的是壞人嗎？
“一個電影裡總會有一個‘反派’出口。你得有一個讓觀眾喜歡的人，也得有一個讓觀眾不喜歡的人。但是不喜歡不代表他壞。”面對部分來自醫藥界的質疑和不滿，文牧野如此回答。他承認這樣設計確實有商業層面的考慮，但同時也強調，真正好的電影應該做到沒有人錯。醫藥代表其實並不是反派，而是因為立場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對立面。
《我不是藥神》的劇本寫了兩年半。其中一稿劇本，文牧野把反派設置成了黑社會，甯浩非常懷疑。他就像一面鏡子，負責給文牧野提問題，“你真的覺得你頭髮梳好了嗎？你真的覺得你的鞋不需要換換顏色嗎？”具體到反派的設計，甯浩一直在追問文牧野，“如果反派是黑社會，這就變成打黑的故事了，這事好像不是那麼個指向。它最後的問題是什麼？背後真正的利益集團到底是什麼？它是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還是一個具體的事物？”
雙方進行了長期的拉鋸戰。糾結到最後，結局是重寫。“其實當時已經準備往下一步推動了。我說還是先停一下，先把這件事搞清楚。”在甯浩的提議下，這稿劇本終究還是沒能拍出來。當時文牧野已經寫了一年多時間的劇本，非常疲憊。甯浩鼓勵他，你有可能創造一個偉大的故事，不要放棄。
最終，那頂模模糊糊的“反派”帽子被扣在了瑞士藥廠的醫藥代表頭上。準確地說，是把醫藥代表設置成了主角的對立面。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中國向來有人命關天的說法，任何事情在生死麵前都可等閒視之。“我們很尊重知識產權。但是我相信，如果要在知識產權與人命之間抉擇，我可以放棄知識產權。只有打這個點，整個故事才有一種力量，這不僅僅是為了具體層面的戲劇衝突。”甯浩說。在他看來，現在的故事裡並沒有反派，警察、法官、醫藥代表……每個人都是有良知的。
除了醫藥代表，影片中另一個賣假藥的商人張長林，也是甯浩建議文牧野把他翻轉成“好人”的。張長林前期為了利益，甚至威脅過程勇要告發他，但後期隨著境遇的改變，他在審訊室最終沒有供出程勇，而是留下了一個略帶諷刺意味的狂笑。
文牧野和甯浩在反派設置問題上的討論，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個人氣質的不同。正如甯浩所言，文牧野是個有著古典浪漫主義情懷的人。他認為電影創作者在敘事時，必須要稍微偏向某一立場，“不可能完全中立，完全中立就沒有情感代入了，你過分冷靜了。”
而甯浩則更旁觀，更荒誕一點，“我拍的電影都比較冷，都是把觀眾放邊上，遠遠地看著這倆人，這仨人，這一堆人。不同的導演最終一定會拍出不同的玩意兒。”
甯浩無意把自己對荒誕現實的旁觀心態注入《我不是藥神》中。他反而認為，正是文牧野那種貼近人物、富有感情的寫法才會讓這個故事更有力量。“寧導特別棒的一點，就是他不會要求你變成他的藝術風格。”文牧野說。在創作過程中，他會定期和甯浩開會，每次他和甯浩交流新的進展時，甯浩的反應都是“挺好的”，要麼就是“還差幾度”。
“比如說我現在要往45度走，他會說你這其實是42度。而不會說，你為什麼會42度，這事回去自己想去。鏡子，就是能照出來你現在的美醜，但是無法給你整容，也不會逼你化妝。”文牧野說。
電影是建築學
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我不是藥神》有AB兩面，以那場重要的火鍋散夥戲為轉折點，前半段黑色幽默，後半段催人淚下。和用心刻畫人物性格一樣，影片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笑點和淚點，也都是經過精確計算的。
“我覺得電影不只是文學，也是建築學，非常需要理性的平衡。怎麼吸引觀眾在電影院看兩個小時？就是把每個笑點和淚點都打好位置，再反覆去驗證。”文牧野說。《我不是藥神》在散夥戲之前大概有四五十分鐘，文牧野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得2~3分鐘安排一個小笑點，5分鐘安排一個大笑點，穿插進行，就像一條公路上的加油站一樣。“具體埋了多少個笑點我忘了，你可以算。”文牧野隨手選取了電影裡幾個笑點，繪聲繪色地講起來。
大量笑點來源於前期的劇本圍讀會。文牧野找了很多喜劇演員坐在一起討論笑點。他們會對每個笑點打分。如果給到了滿分10分，就說明這個笑點太膩了，得謹慎使用。“畢竟還是一個相對嚴肅的題材，不能讓觀眾覺得是搞笑，而是要讓他們覺得是幽默。”文牧野認真地區分起搞笑和幽默，“搞笑是演員自帶的，幽默很多時候是靠情節的反差帶來的。”如果一個笑點太膩了，他們會想辦法把它削弱，甚至刪掉。
有些參與劇本圍讀的喜劇演員也在《我不是藥神》中貢獻了表演。比如跳鋼管舞的酒吧經理，只說了一句“車擋道了，開走開走”的保安，還有影片開頭演程勇前妻律師的小角色。這些並不算出名的喜劇演員，一點點描摹出這部電影黑色幽默的底色。
大笑過後，便是沉重，甚至虛無。影片後期的淚點，很多都能在前期的笑點裡找到對應。比如剛登場時戴著三層口罩，說著“吃個橘子吧”的呂受益。當他後期生命垂危臥床不起時，“吃個橘子吧”就成了淚點。“你想讓觀眾認真為這些角色痛心，那隻能先讓觀眾愛上他們。”文牧野說。
密集的笑點讓觀眾暫時忘卻了他們的病人身份，前期的歡笑不過是悲傷結局的序曲。《我不是藥神》就像一幢設計精細的建築，每個情緒點都經過周密排列，影院裡有多少人笑，多少人哭，笑了幾次，哭了幾次，每次的情緒濃度如何，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經過如此精確計算的《我不是藥神》，最終卻並沒有安排一個驚天動地的結局。在劇情急轉直下即將變成悲劇的時候，鏡頭一晃，程勇被封神，獲得了“萬民景仰”。鏡頭再一晃，三年過去，程勇出獄，“正版藥進醫保了”。前期被人視若珍寶的仿製藥，轉瞬就成了沒人買的“那玩意兒”。
一些觀眾認為這是為了過審，文牧野很不理解，“為什麼大家就不相信我們國家會變好呢？怎麼就不能好了呢？”這位看《請回答1988》時能從第一集哭到第20集的導演，努力想在電影中傳遞希望，“2002年中國慢粒白血病是30%的存活率，我上字幕的時候是85%，現在已經是95%了，這難道不是社會的進步嗎？”
歸根結底，這依然是個浪漫主義的人物傳記。儘管現在的大眾討論早已超越電影本身，大量集中在醫藥體系層面，但它本質上依然是個平民英雄的故事。
河豚君曾問過甯浩導演，如果您來拍這個故事，結局會是怎樣？甯浩說，“這個故事本來就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故事，存在著特別多正向的、溫暖的東西。所以無論交給誰拍，我覺得它都會是一個有正常價值體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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