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
這是電影《我不是藥神》裡，賣假藥的江湖騙子張長林講的一句話。
影片裡，有人為了活著，在貧困裡掙扎；有人為了賺錢，不惜自己或他人生命。
“命就是錢”的生命利益鏈上，患者、售假藥者、藥企、藥監官員們，有錢沒錢，都怕窮。
影片探討生命和利益，有“藥俠”陸勇和諾華的神藥格列衛做原型，患者有鋼管舞女郎，有《愛情公寓》裡的男主，賺足了眼球和淚水。
秘密而神速地被執行死刑
回放那段歷史：
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受賄、翫忽職守罪判處鄭筱萸死刑。
鄭筱萸被指在職期間，收受8家藥品企業共649萬元人民幣賄款，因為翫忽職守，令部分藥品生產企業使用虛假資料申報，但仍獲得生產批文，當中有六種是假藥。
一審判決直接對鄭筱萸做出從嚴處罰：
以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翫忽職守罪判處其有期徒刑７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鄭筱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很快，6月22日，北京市高院二審裁定：駁回鄭筱萸的上訴，維持原判。
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死刑。
審判很快，死刑執行得秘密而神速……
據《財經》雜誌報道，7月10日一早，執行法官向鄭筱萸宣讀了執行死刑命令，隨後，以注射死刑的方式結束了他的生命。
7月10日11時59分，鄭筱萸當天上午已經被執行死刑。
在行刑前的遺書中，鄭筱萸寫道，“即使是天天做夢，也夢不到我會有今天這樣的結局。
神速處決的背後，是一系列關乎公眾生命安全的重大醫藥事故相繼爆發。
從東北“齊二藥”假藥到安徽奪命“欣弗”，從消費者叫苦不迭的“奧美定”到涉嫌攜帶丙肝病毒的“佰易”，“看病難”、“看病貴”、“假藥害人”，藥監失責犯了眾怒。
似乎，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鄭筱萸也寫到，“輿論卻是一片的叫好聲，大家咬牙切齒地鼓掌歡呼”。
改革的實驗者和失敗者
鄭筱萸原來堪稱是具有改革思想意識的中國最優秀的技術官員之一。
1944年出生的鄭筱萸，是福建省福州市人。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系，在浙江杭州有著23年的製藥業從業經歷。
當年，製藥業界的境況可謂是烏煙瘴氣，甚至有骯髒的黑手在藥品原料中摻假。
鄭筱萸在這種情況下引入了計算機管理系統，使自己的能力得到高度肯定。
根據資料，當年改革者鄭筱萸積極推行國際通用的GMP認證、針對藥企的《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多年來，鄭筱萸的講話和視察一半以上都在推廣GMP。
企業有充分時間和能力對付GMP認證。通過認證以後5年有效，使藥廠只重審批不重監管，也就成為各省和國家藥監局腐敗案的導火索。
鄭筱萸也在保障“生命線” 改革中，找到權力尋租場。
媒體曾經記錄一個細節：2000年夏，浙江一製藥公司負責人得知國家鼓勵生產某種新藥，便找到了鄭筱萸。
鄭筱萸對該公司直接送來的申報項目報告作出批示。不到一週，藥監司就“飛速”地發文同意。
為此，這家藥廠的負責人特意將鄭海榕約到香港，送給他一張100萬元港幣的現金支票。
當檢察官訊問鄭筱萸：“如果鄭海榕不是你兒子，他們會送他100萬元港幣嗎？”
鄭筱萸回答：“我想不會。因為他們是衝著我手中的權力送錢的。”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鄭筱萸本人曾經是假藥的受害者。
有報道稱，鄭筱萸當年在杭州某藥廠任廠長期間，因病住院，曾被注射假藥，險些喪命。
據說，這正是他出任國家藥監局局長後，厲行改革的動力。
然而，改革歸改革，不受監督的批發大權，卻由得他中飽私囊。
中國的仿製藥和新藥
鄭筱萸受賄經過，是利用手中大權，批准藥品生產和上市。
這裡可以看到《我不是藥神》中提到的主要矛盾：創新藥和仿製藥、生命和商業利益之間的矛盾。
美國FDA每年發放的新藥許可只有140例，而鄭筱萸在任期間卻發放了15萬例。
因為國內低水平的研發能力，鄭筱萸主政的國家藥監局規定，“未曾在中國境內上市銷售的藥品”都被列為新藥，而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新藥。
以化學藥品為例，中國分為6類，其中前5類都被稱為“新藥”，而其第3類就是仿製“已在國外上市銷售但尚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藥品”。
因為需要審批的藥品太多，國家藥監局後來不得不把第6類化學藥品放到省級藥監局審批。
“實際上，中國絕大多數所謂的‘新藥’都是仿製藥。”
某媒體援引北京某從事藥品研發和報批的業內人士稱，“一般國內公司跟蹤國外某品種的研究進度做好試驗，等國外一上市，國家藥監局的門口就會有幾十企業去報這個品種。”
“其實都是仿製的同一種藥，這樣藥監局批給哪個企業，從本質上說都無所謂，批給誰不批給誰，這就是尋租的空間了。”
因為按規定一個品種只批有限的幾家企業，如果同時申報的話，批准速度就成了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大多數廠家忙於將原來的“普藥”改頭換面，改變包裝、劑量和用法，並加入一些無用成分，申報註冊成新藥。
有報道稱，2004年中國註冊的10009種新藥全部都是仿製藥，其價格卻高出原來產品數十倍。
這樣鄭筱萸利用手中大權，濫批 “舊藥翻新”， 導致大批的“舊藥新藥”生產和上市。
僅2004年新批新藥1萬零9種，與同年世界醫藥最發達、研發能力最強的美國相比，是美國受理148種新藥申請的67.63倍。
當年知名的“齊二藥”事件中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和“欣弗克林黴素注射液”都是此類新藥。
一方面，將審批大權幾乎全部收歸藥監局，另一方面，鄭筱萸要面臨的是中國藥品生產以仿製為主，由此造成一年要審批成本上萬種所謂新藥的現實。
有人說，在中國負責註冊審批的幾個人，要面對幾千家制藥企業的上千次誘惑，在缺乏必要監督的情況下，不腐敗才怪。
當年，國家藥監局的腐敗案件，幾乎都是註冊腐敗。
《我不是藥神》提到了仿製藥的存在價值，提到了生命的尊嚴，卻沒有提到，仿製藥的歷史並沒有那麼美。
借電影再回看歷史，對照看看中國改革的進程，對企業生存狀態、資本市場的持續暴跌，可能理解會更深刻一些。
何止當年的藥企面臨這樣的尷尬，一個行業只是經濟社會的一個縮影。
幾個不同的聲音
電影是藝術創作，有理性思考，但也有感性成分。
對於電影中的反派，國金醫藥健康研究中心許菲菲、李敬雷說：
藥企首先是個企業，因此我們要做的，並非以高道德標準去要求藥企提供低價好藥（因“羅賓漢式”不可持續），而是創造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促使藥企提供相對可負擔的藥品。
南方週末今天引用的一句話：
醫藥圈流傳著一種說法：“靶向藥之所以昂貴到要賣幾萬元，那是因為你買到的已經是第二顆藥，第一顆藥的價格是數十億美金。”言下之意，天價藥不能歸罪於藥企貪婪，而是研發成本巨大。
對於電影中的仿製藥，南方週末的文章提醒：
印度藥代購最大的問題是假藥，比如不含有效成分。甚至還有更極端的案例——在中國做好假藥，到印度售賣給到前去代購的中國人。
附人民網刊登的鄭筱萸《悔恨的遺書》（全文）：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
此刻，我有許多話想說，這些話對現在活著的人也許“有用”，所以我不想把它帶走；這些話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說出來我也許會感到舒服一些。
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個赤條條的小男孩最後出息成為一個國家的部級官員，我的人生應該說是很成功的，我對得起父母給予我的這條生命。
隨著我職務的不斷變換，官越做越大，我給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帶來驚喜、興奮、自豪和驕傲，鄭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然而，如今我以這種方式來為我的人生畫上“句號”，我成為全國人民輿論的焦點，我被全國人民唾罵，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恥辱！
此時此刻，我真不知該對我的父母（倘若他們地下有知的話）和家族說些什麼！
說句心裡話，我即使是天天做夢，也夢不到我會有今天這樣的結局。在中國，因“犯翫忽職守罪”而獲死刑的部級高官建國以來我是第一人。
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輿論卻是一片的叫好聲，大家咬牙切齒地鼓掌歡呼。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為什麼會激起這麼大的民憤？
原來是我這個部門太重要了，我這個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權力直接關係到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我雖然沒有親手殺人，但由於我的翫忽職守，由於我的行政不作為，使假藥盛行，釀成了一起又一起慘案。
這個帳我是應該認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為我這個崗位的責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級或部級崗位上，即使是受賄的額度再大點，也不至於掉腦袋。
我的悲劇使我得出了一條經驗，那就是當官不要當重要崗位上的官，並不是權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當官一定要負責任！不要以為當官是什麼好“玩”的事，不負責任的結果最後很可能就是我這樣的下場！
從我被判死刑這件事上，徹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敗的決心。王懷忠臨死時就說過：看來這次中央反腐敗是動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證明了中央反腐敗的決心。
我現在最後悔的是不該從政。我1968年從復旦大學生物系畢業，我應該一直搞業務。如果我一直搞業務的話，毫無疑問我現在早已經是教授了，我會照樣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會落得今天這樣一個結局。如果有下輩子的話，我絕不從政了！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現在最害怕的是，我將如何面對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們能夠原諒我、饒恕我，我這不已經遭報應了嗎？
二00七年七月九日，鄭筱萸絕筆
因為涉及時政文章發不出去，所以刪減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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