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貿易逆差的定義大家都不陌生，理解起來也不難。貿易逆差又稱“貿易入超”，就是一個國家向另外一個國家出口的產品或服務多於另外一個國家，也就是說，兩個國家之間，貨幣淨流出的那個國家就會出現貿易逆差。
貿易逆差往往被認為是一國對外貿易的被動地位，其實現實並非如此。現實中的經濟學若是如此簡單，那麼人人都可以成為經濟學家。單邊貿易逆差並不重要
事實上，單邊的順差與逆差並不重要。因為任何一宗國際貿易都是通過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與分工完成，而不是我們從表層上看的兩個國家的事情。事實上，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正如一串佛珠，彼此之間相互串聯。同時，彼此之間進行分工合作，每個國家專注生產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生產成本較低的產品，然後進行交換，這樣參加交易的各方都從中受益，每個國家都能夠實現總體收益平衡。
當然，每個國家根據自身特徵所生產的產品，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決定的，也就是根據自身的要素稟賦與自生能力所決定的。所謂要素，就是這個國家天然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如資本、勞動、土地、礦產資源等，而要素稟賦是指這些要素之間的比例關係，通常我們用資本與勞動力的比例關係來勾勒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若某個國家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短缺，該國就適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反之，若某個國家勞動力資源短缺，資本豐富，該國就適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總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該國發展與本國要素稟賦結構相匹配的產業，這樣才能在競爭中發揮比較優勢，
具備自生能力。所以，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到深水區，我們不用懼怕我們對一些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逆差，而應該把重心放在自身“供應鏈網絡”的營造上，這樣才能維護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創新經濟的出現：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國運
中國在世界上被定位為“世界工廠”，是由自身的要素稟賦決定的，也是中國的國運之所在。
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廠”是有歷史原因的。大家知道，人類迄今為止已經出現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蒸汽機的發明作為標誌，同時拉動了採礦、冶金、鐵路、遠洋貿易的發展，在國內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內燃機的發明為標誌，同時拉動了石油化工、汽車、金融業的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原子能、航空航天、電子技術為標誌，不僅產生許多新的行業，同時促進前期已經存在行業擁有更大的市場，帶來更多的就業崗位。而如今，西方世界進入到新一輪的創新週期，而這一輪創新的結果不僅沒有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新的就業崗位，反而促成了大量生產流程的“外包”，而中國就是生產流程外包潮流的主戰場。
為何出現如此情形？首先從美國的“創新經濟”談起。新時期的美國創新經濟不需要任何東西，只需要整合大腦中Idea即可，而這種理念的整合，更新換代非常快，一款新產品剛剛上線不久，另外一款更新產品就已經蠢蠢欲動，隨時準備進行產品迭代，蘋果手機就是其中典型代表。現實的困難在於，與該創新經濟特徵實現無縫鏈接的難度極大，因為它必須滿足
效率與彈性的統一。而稍懂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效率往往與彈性是矛盾的。若使生產有效率，該生產線耗費的成本必然很大，流水分工必然非常精細，而若彈性大的話，就會造成生產的極大浪費。也就是說，耗費極大人力、物力建立起來的精細生產線隨時要被推倒重來。“效率與彈性”：創新經濟的雙重需求
環顧世界，只有中國具備承接西方創新經濟生產線的先天優勢。中國為何能夠具備這種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呢？這得益於中國在同一時期建立的龐大供應鏈網絡，這種供應鏈網絡能夠同時滿足效率與彈性的雙重需求。在效率上，中國有大量的中小企業，並且單個企業把專業化經營達到了極致。更重要的是，這些中小企業之間形成了無形的企業關係網絡，它們彼此之間互聯協調生產，不斷根據訂單需求動態調整生產。高度專業化的中小企業保證了生產效率，而這些不斷動態重組的小企業生產網絡又確保了彈性。並且，這些先天優勢是周邊東南亞國家無法比擬的。
為何周邊東南亞國家無法具備如此優勢？核心在於周邊國家無法具備中國經濟的超級規模，無法滿足西方發達國家創新經濟的效率與彈性的雙重需求。他們的生存之道在於，在中國“總包”西方生產線訂單的前提之下，進一步“分包”來自中國的訂單。也就是說，中國從東亞、東南亞國家進口零部件、半成品，然後在中國完成總體組裝，形成產成品，再運往西方發達國家，整個東亞國家被中國整合為一個龐大的製造業集聚區。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推進實施，中國已經在客觀上成為聯接發達國家與廣大亞非拉國家經濟的中介力量。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一國對另外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並不重要，關鍵在於通過對外貿易實現的“共贏”。同時，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與中國的超大規模經濟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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