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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風知勁草

"文學翻譯者很多，而翻譯家寥寥。看過草嬰先生翻譯的《復活 》、《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著作，那是藝術再創造。他不是簡單的直譯，而是一個藝術家的再創造，文筆優美，對話尤其生動。"作家、資深出版人袁敏，這樣評價草嬰先生的譯作。

草嬰，原名盛峻峰，俄羅斯文學翻譯家，1923年出生在寧波鎮海。

“草，是最普通的植物，遍地皆是，我想自己就是這麼一個普普通通的子民。”很多年前，草嬰在談及自己的筆名時說。這個筆名伴隨他一生，最後竟很少有人知道草嬰先生的真名。

自1942年起，草嬰這個名字開始陸續為中國讀者介紹眾多蘇俄作品，從肖洛霍夫到托爾斯泰，也是這個名字為中國讀者推開了俄羅斯文學的窗戶。

他是我國第一位翻譯肖洛霍夫作品的翻譯家，曾翻譯過萊蒙托夫、卡塔耶夫、尼古拉耶娃等人的作品，在中國讀者中產生極大的社會反響。後來草嬰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托爾斯泰小說全集》的翻譯工作，這一壯舉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一生榮譽無數，俄羅斯政府頒發的“中俄友誼獎”、“高爾基獎章”，中國作家協會頒發的“魯迅文學翻譯彩虹獎”。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他是一面代表高尚品德和卓越成就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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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著急的是把托爾斯泰

這位“19世紀俄羅斯的良心”

帶到當下的中國

上海岳陽路195弄2號，是一棟上了年頭的老樓。昔日氣派的花園洋房，如今已披上了一件煙熏火燎的外衣。但居住在這裡面的人，在不得不添置雜物、搭設夾層之餘，還是盡心盡力地維護著它的整潔和體面。

草嬰先生的家，就在樓上一套三居室。環顧四面，皆是老式帶玻璃門的大書櫥，書櫥裡裝滿了硬裝封面的俄文版的書。數不清究竟有幾個書櫃，也分不清哪個房間才是書房，連狹窄陰暗的走道里也“安插”了一個書櫃。只有北牆和西牆之間的空檔處，有一副草嬰先生女兒盛姍姍的中國畫。

這些書當中，最為草嬰先生所看重的，是放在南面連陽臺大房間的沙發後面的兩個書櫃裡：一個紅木的老式書櫃，這個書櫃是從寧波鎮海老家祖宅搬到上海來的。玻璃櫃面裡整整齊齊地擺放著成套的俄文小說，其中有一些書的書脊都被翻破了。托爾斯泰小說全集，托爾斯泰的作品集，普希金，高爾基，肖洛霍夫......這些俄文原版書都是草嬰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上海的外文書店裡分批購得的，是他的“原料庫”。“文革”中，俄文書籍被抄之一空。直到平反後，這些得以倖存的珍貴書籍才被送回來。

另一個書櫃稍新，裡面放的書就是用前一個書櫃的“原料庫”所演變而來。

草嬰先生譯著作品的各個版本，數量有接近百本之多。

其中最多的，還是托爾斯泰的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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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這樣的譯者，現在是吃不開的

“60年來，翻譯一直是我的事業。”草嬰說。這其中包括400多萬字的《托爾斯泰全集》，還有肖洛霍夫、萊蒙托夫文集等等。幾百萬字的譯文都是草嬰幾十年積累的結果。這幾十年來，草嬰每天都會翻譯一點從不中斷。對於現在的譯者動輒兩三個月翻譯一本十幾萬字小說的速度，草嬰說：“我能理解，靠翻譯養家餬口很難，只能靠量了。”

現在文學翻譯很繁榮，科技也發達，但很少再有他們那個時代那樣的翻譯作品了。“上世紀90年代，上海翻譯家協會被有關部門要求更名為翻譯工作者協會，但我們堅決不同意。我們始終認為翻譯者和翻譯家是兩碼事，翻譯家主要是指文學翻譯者。”在草嬰先生看來，文學翻譯者很多，但翻譯家卻很少。

文學翻譯是藝術再創作，草嬰把文學翻譯當作藝術創作來對待，逐字逐句地直譯可不是文學翻譯。作家和譯者的關係，就像作曲家和演奏家的關係，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演奏家手下會有不同的演繹。

“我無愧於幾十年的翻譯生涯，也無愧於讀者。”

草嬰每次翻譯前，都先把原著閱讀幾遍甚至十幾遍，吃透後，弄清所有人物關係，所有情節起源，甚至做成卡片。比如，《戰爭與和平》中的人物就有559個。草嬰給每個人做一張卡片，姓名、身份、性格特點，與其他人的關係等，一一寫在上面。連名字、地點等名詞都列出來統一翻譯以免前後矛盾。一個詞、一句話，他都要反覆推敲多遍，直到滿意為止 。“像我們這樣的譯者，現在是吃不開的。”草嬰先生笑著說。

“有朋友問我怎麼會一輩子搞文學翻譯？我說是歷史做的安排，我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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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生信條上有這樣幾個字：

心、腦、眼、骨

“良知是心，是腦，是眼，是脊樑骨，是膽。

‘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憑良心，要是沒有良心，什麼卑鄙無恥的事都可以做。

‘腦’是頭腦，不論什麼事、什麼問題，都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分析、判斷，也就是遇事都要獨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

‘眼’是經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社會，觀察人民的生活，要隨時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

‘脊樑骨’是人活在世上總要挺直脊樑，不能見到權貴，受到壓迫，就彎腰曲背，遇到大風就隨風搖擺。

‘膽’是勇氣，人如果沒有膽量，往往什麼話也不敢說，什麼事也不敢做。”

《一個人的遭遇》、《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復活》、《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群星璀璨的俄羅斯文學中，草嬰翻譯最多、最喜歡的是托爾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他說：“我為什麼特別看重肖洛霍夫和托爾斯泰呢？因為我感到，從他們的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人道主義的思想、人性的光輝是最強烈的。我感受到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特別需要培養和喚醒人性的光輝。”

即使草嬰先生走了，但他卻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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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嬰先生離去引發的思考

大師離去:

關於草嬰先生去世，網上文章有些題目是這樣的：《翻譯家草嬰去世 一位譯壇大師的落幕》，《還會有下一個草嬰嗎？》，《草嬰：我們這樣的譯者，現在吃不開》。不禁想到一本書的名字--《大師之後再無大師》，聽聽就覺得心酸。

大師時代：

草嬰走了，楊絳走了，許多大師都走了。

引發的不僅是哀傷，更有對“大師時代漸行漸遠”的憂思———我們的時代還能造就出這樣的大師嗎？在一個被稱為500年來最好的時代，大師之稀缺令國人倍感噓唏。我們或許認為處於新世紀安定之中的自己比前人幸福，但在前人眼中，這樣的生活未必不是悲哀甚至墮落。

大師之後：

大師永在：

莫言獲得諾獎之後，他的書被瘋搶，如今還有幾人問津？柴靜《穹頂之下》引起社會的巨大轟動，過了沒多少日子，也歸於沉寂。如今，草嬰走了，我們緬懷。他為世界留下了他的心血和精神。而我們，是不是也應有所思考、觸動和改變？哪怕時間久了，我們淡忘了大師的離去，這些思考留在我們心中的痕跡，對於大師，也是最好的懷念。

傳奇離去，經典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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