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之珠，還能亮起來嗎？
邁克 · 有言在前：
香港其實一直沒有變，變的只是我們對它的依賴性。自從英國人註定要離開後，香港的買辦資本搖身變成寡頭資本，但階級固化還是沒有變，甚至更加牢固！所以，香港只會有地產，不會有科技！只會有金融，不會有創新！
令人欣慰的是，以“香港學徒”出道的深圳，沒有重蹈覆轍！要了地產，也沒落下科技；學到金融，更沒忘了創新！未來，香港不管怎麼變，深圳這面鏡子或許可以經常拿來照一照！
今年4月，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週年大會召開。
政策生日禮包的出現，使海南成為雄安新區後，又一片吸引無數關注目光的地帶。
無論是更為毗鄰的地理區位，還是旅遊、金融、會展等指向鮮明的發展行業，抑或是“國際航線”、“免稅購物”等規劃細則，都不免令人想起與這片天涯海角隔海相望的東方之珠——香港。
事實上，這已不是香港首次面臨外界的比對。早在2013年上海自貿區成立時，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將受到衝擊的言論就甚囂塵上。
香港早已不是曾經的香港，我們正與曾經的香港不告而別。又到香港迴歸日，但籠罩在多方光環的陰影下，這顆沉寂許久的東方之珠，還能亮起來嗎？
1、黃金時代
上世紀80年代至香港迴歸前夕，和第二產業佔比連年下滑態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以金融、地產、商業服務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飛速成長。
滄海桑田間，距離香港金融業的標誌性機構——匯豐銀行成立香港總部一個多世紀後，香港已經成長為與紐約、倫敦比肩的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並匯聚了世界頂級的投行、會計、法律、諮詢機構。
當時的香港，無論是人均GDP還是GDP總量，風頭均一時無二。說是歷史進程也好，說是個體奮鬥也罷，踩準步點的香港終於迎來自己的黃金時代。
2、一朝驚覺
1997年，順利完成迴歸大業並打贏亞洲金融危機保衛戰的香港或許很難想象，進入21世紀後，很多嚴峻考驗正在前方等待著自己。
比如，曾經被香港引以為豪的GDP指標，如今卻成為各家指摘香港競爭力不再的有效例證。
把時間軸移回1997年，當時香港擁有14706億元的GDP體量，僅次於中國臺灣位列第二。和中國大陸的四大經濟強省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相比，香港的GDP體量分別是前者約2-3倍不等。
而整整20年後，香港的GDP體量雖進一步增至23049億元（26626.37億港幣按2017年人民幣兌港幣平均匯率折算值），在全國的整體排位卻已大幅下滑至第16位，優於陝西，而落後於遼寧。
誠然1997年的GDP冠軍中國臺灣亦在同時期內下滑至2017年的第10位水平（17.44萬億新臺幣，約合人民幣39072億元），但無論是全國整體排名還是與中國臺灣的差距，香港在GDP體量比拼中的傲人地位確已不再。
數字對比結果的背後，是香港幾大支柱產業面臨挑戰的現實。
隨著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擁有誘人市場前景的中國大陸無疑比香港更具經濟吸引力，即便是經由香港吸收穫取的外來投資，最終也大多通過一定渠道流入大陸市場。
當前的上海，不僅已基本確立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並開始利用完善的金融體系在直接融資領域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同時還自2014年以來連續4年力壓香港，蟬聯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首位。
作為老牌的自由貿易中心，香港曾坐擁世界第一的集裝箱吞吐量，是全球重要的航運樞紐，並由此催生出“亞洲船王”包玉剛等代表性人物。
但歷史悠久的香港航運業近年來卻呈現出發展疲勢，不僅被主要競爭對手上海、新加坡超越，更是在2017年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落後於新近崛起的深圳港與寧波-舟山港，僅位列全球第五。
然而，理想堅固，現實殘酷。
“亞洲四小龍”中，和分別坐擁臺積電、三星等世界級科技巨頭的中國臺灣、韓國相比，香港的科技產業根基薄弱。
在過往第二產業的升級過程中，雖然意圖保留企業的設計、研發等技術部門，但終究還是不免受到國際大都市追求快節奏的工作風格以及“重宣發，輕研發”的理念干擾，從而難以實現技藝的長期積累，最終脫離於時代發展潮流之中。
又由於缺少整體資源配置的傾斜支持，而無法像新加坡般傾全國之力，換取在科技進步貢獻率等多項指標上的長足進步。
3、再創出路
其實，香港的繁榮一直以來都在延續，只不過在中國大陸飛速崛起的時代背景映襯下，前者的步伐難免相形見絀。
而整體乏力的發展態勢以及過高房價等歷史發展階段中的遺留包袱，或多或少衝抵了香港人民尤其是青年的獲得感，並由此衍生出一些令人遺憾的社會問題。
而這些問題又進一步演化為香港發展的阻礙，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惡性循環。
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家底蘊深厚的百年老店，香港長期以來形成的各項優勢依然根基穩固。
如果有人認為當前香港的價值已經大打折扣，得到的答覆應該鮮明有力：當然不是。
從多個維度看，國家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都存在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中國大陸居民的財富管理需求日趨提升，通過多元化資產配置分享全球經濟增長成果的意願強烈。
然而，2017年統計數據顯示，國內家庭配置國際資產的比重僅約為1.6%。金融產品豐富、地理區位鄰近、文化氛圍親切的香港，有望成為大陸居民邁出海外資產配置步伐的首選之地。
對於國內企業而言，在中國大陸一級市場募資相對困難的當下，多樣的可選貨幣種類、自由的監管環境、高效的運作模式，使香港融資條件寬鬆的優點被進一步放大。
在港架設一個離岸平臺，不僅可以有效化解資金鍊斷裂風險、解決開展境外業務的資金需求，更可基於陸港兩地的利率差異通過較低成本獲取資金，顯著降低企業的財務費用。
而從更高視角、以更為大膽的思路考慮，國家在力推企業直接融資的同時，卻又把相應的任務交由內地機構如上海自貿區實施推進，有可能是要賦予香港更為重要的使命。
比如，助推人民幣國際化。2014年滬港通、2016年深港通、2017年債券通，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不同階段中，香港均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幫助國家經濟實現轉型，促進中資企業積極參與全球化競爭的過程中，香港的存在意義非凡。
比如，作為金融改革的試驗田。擁有獨特製度與成熟商業環境的香港，是國家進行金融改革適度嘗試的理想之地。
退一步講，即便在改革嘗試中出現一些問題，曾歷經多次金融風暴考驗的香港也有能力化解危機，並基於“離岸”這一因地理間隔形成的特殊地位，發揮防火牆作用，防止相關風險進一步波及內陸，將潛在負面影響控制到最小。
如此看來，滬港兩城在金融領域的關係，更偏向於互補而非競爭。
香港的另一大發展良機，來自粵港澳大灣區。
作為全球繼紐約、舊金山、東京之後第四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承載著我國以城市群這一新模式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使命，更是香港充分融入中國大陸跨越式發展體系的絕佳機遇。
參與大灣區構建的廣東九市，2017年GDP增速均優於香港，且2018年GDP預期增速高達7.5%-8.5%不等。其中，科技之城深圳與製造業高地東莞、佛山、惠州，更是與香港創新乏力、產業薄弱的不足形成鮮明對比。
其實不難看出，香港歷史上的每一次發展轉型都與祖國大陸的局勢變革密切相關，而地緣政治因素所帶來的被動改變，遠不如審時度勢之下的主動出擊。
總結世界三大灣區經濟的發展脈絡，多方滲透參與、生產要素流動、吸引人才匯聚、產業集群升級是核心價值，香港如果能抓住這次合作機遇，則有望藉助祖國大陸的政策扶持，就此駛入發展的快車道，再一次改變自身命運。
香港的科技產業也並非久無破局之策。儘管科技基因的原始缺失曾令香港錯失發展良機，但信息時代的全面到來，仍然為香港播下了科技的種子。
香港資本市場曾經錯失過阿里巴巴這樣的新經濟企業，但香港這次不會再錯過新經濟時代了。
在艱難困苦的年代，陸港兩地彼此依託，並最終迎來高速發展與主權恢復，那是雙方共同擁有的光榮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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