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出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作者是王稼祥，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之一。
紀念
這是個命題作文，初衷，是紀念中共誕生22週年和抗戰6週年。
大概半個月前，毛澤東找到抱病休養中的王稼祥約稿，大方向，是“總結經驗教訓，再針對目前黨內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問題”。
當時，延安整風運動正深入開展。在提高全黨馬列主義水平、糾正錯誤思想的過程中，一個共識也在黨內逐漸建立起來：
毛澤東，已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傑出代表。
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內領導同志，都寫文章、作報告，高度評價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但對這套革命理論的提法不一。
王稼祥早年留學莫斯科，1931年回國後長期與毛澤東共事，抗戰期間直接協助毛澤東處理黨政重大事務。多年朝夕相處，使他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有著比較全面的瞭解。
接受任務後，王稼祥立即動筆，用了一週時間，7月5日就寫好了文章。他讓警衛員交給毛澤東審閱，第二天，毛澤東就批示報社發表。
在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章中，王稼祥明確提出兩點：
1、是中國共產黨，為抗戰和中國民族解放找到了正確道路；
2、這個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思想。這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概念首次被提出來。
王稼祥特別強調，毛澤東思想的生長成熟，與中共22年的成長是同一歷史過程，都經過了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蘇維埃運動和抗戰。
文章中專門有一段，回顧了毛澤東自中共一大開始，如何與左的、右的錯誤思想和主義做鬥爭，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正確道路。
這段描述道出了結果，但略去了歷史的一些曲折與細節。
比如在毛澤東思想發展過程中，尤其遵義會議毛澤東確立領導地位之前，他個人經歷的“三落三起”，尤其在低谷和逆境中，一個偉人所展現出來的態度和方法。
刀哥的師友王立華先生，在談及毛澤東成長為偉人過程中的人生際遇時，感慨萬千。他用“四不”和“二對”，總結偉人成長的經驗。
“四不”
一是，不消極對待。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央名義調整蘇區領導機構，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被撤。
對紅軍和蘇區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卻受到不公正的打擊，一般人就消極了，但毛主席呢？
被撤職後，毛澤東當時就對周恩來說：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就來。結果沒過多久，贛州打不下來，項英去請毛澤東，他二話沒說就去了，還幫著解決了困難。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毛澤東連獻三計破圍，雖被置之不理，他也沒把自己置之度外，而是始終關注作戰進程。
另據毛主席自己說，那段時間，他看馬列主義的書，搞農村建設工作，對黨的決議是服從的。
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
1957年，毛澤東曾感慨地回憶：我沒吃過洋麵包，沒去過蘇聯，也沒留學別的國家。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1932年秋開始，我沒工作，就埋頭讀馬列著作，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那兩年讀馬列著作時形成的思考。
就是這山溝裡出的馬列主義，成功指導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二是，不放過機遇。在毛澤東成長為偉人過程中，他曾在多個關鍵時刻抓住機會，甚至主動創造條件，改變處境乃至改變歷史。
長征一開始，毛澤東堅決要求，與支持他意見的王稼祥、張聞天同行，而不是分散在不同隊伍中。
長征路上，毛澤東一個人一個人的談話做工作，讓大家認識王明路線的錯誤，最後爭取到多數支持，在遵義會議上重獲領導權。
在張國燾公開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時，毛澤東巧妙利用張國燾的堂兄張浩，做張國燾的工作，，克服了危險的分裂。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正是因為抓住了一系列的機會，努力去工作、去鬥爭，毛澤東才屢次化解了事業和人生中的險境。
三是，不簡單行事。毛澤東處理問題，總比別人考慮得更周到細緻，更著眼長遠。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完全可以成為黨和軍隊的總負責，但他卻推薦張聞天先幹一段時間。
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武漢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領導同志談到遵義會議時說：
“遵義會議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說那不行，那樣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這樣搞，那就會弄僵了。我們在第三國際會成為不合法的了。還是要斯大林信得過的人來出頭露面。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實際上並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
歷史證明，這一考慮不只對斯大林有用，對團結當時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後來開展與張國燾鬥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與張國燾鬥爭中，包括博古、李德、凱豐還有後來的任弼時等，都堅定地站到毛澤東一邊。
在與王明做鬥爭時，也沒搞得勢不兩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實踐中覺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時去蘇聯彙報真實情況，使共產國際瞭解真實情況後發話，王明最後不得不低頭服輸。
最後取代張聞天當黨主席，也是在王明回來後不設總負責，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後來在整風中連他自己都認為不合適當領袖時，才水到渠成取而代之。
四是，不動搖信念。毛澤東早年曾說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實，自己說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願意犧牲真我，不願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即使在遭受打擊的歲月，他也是不改變自己的意見。
在十年內戰時，黨內主要領導同志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紅軍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而應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
但他的意見沒被接受，結果打敗了，毛主席又趕快提出意見，當大家還不接受時，他只好再等待。
正因為這種堅持、忍耐和迂迴，他的意見最後才得以實施。這個等待的過程是痛苦的，但轉折，又往往是在最後的堅持中。
“二對”
光有“四不”的態度，還不足以讓毛澤東克服逆境。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毛澤東成長為一代偉人，還在於兩點：思想認識要對；措施辦法要對。
一句話，你必須是正確的，被人最後才能服氣，才能引導事業走向勝利。
那麼，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思想認識是對的？
毛主席多次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的成功，很重要的一個要訣，就是注重調查研究，掌握大量別人沒掌握的情況。
剛上井岡山時，他在調查中瞭解到，從前這裡有個山大王，叫朱聾子，官府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幾十年都抓不住他。為什麼呢？朱聾子的訣竅是，在井岡山不用會打仗，只要會打圈。
據說，毛澤東由此受到很大啟發，後來發展成游擊戰爭“十六字訣”。他說，我們把這位山大王的辦法改進一下，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滅敵人。
另一個例子，是1931年2月，第一次反“圍剿”勝利間隙，毛澤東寫了近10萬字的《尋烏調查》，長征路上那麼艱苦，許多東西都扔掉了，但有幾份調查報告手稿，卻一直珍藏在他身邊，最後帶到了延安。
怎樣保證自己的決策辦法正確？還是要調查研究。
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在廣州一次會議上說：凡是憂愁、沒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問題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
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辦法時就去調查研究。他講到第二次反“圍剿”時，敵我懸殊很大，不知該怎麼打，就與彭德懷跑到白雲山上，跑了一天，看了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敵人的計劃，最後打勝了。如果不去看呢？那就每天憂愁，不知道怎麼個打法。
毛澤東說，調查就是“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在總結自己的失誤時，他說，我這個人是官做大了，像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也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
1943年至今，又過了整整75年。
這個7月，當我們再次細讀王稼祥的那篇紀念文章，仍能感受到，作為偉人的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一道生長成熟起來，何等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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