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4日發佈通知，依法終止了234個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並在其門戶網站公佈了名單。教育部表示，這不僅是我國近年來完善和創新中外合作辦學監管方式的重要成果，也體現了在中外合作辦學領域堅決推進淘汰更新、優化升級的政策導向。加強退出機制建設，可以完善從准入到退出全鏈條閉環監管體系，使監管工作首尾呼應，有利於促進中外合作辦學內涵發展，提質增效，有利於明確辦學導向，依法辦學，有利於保障學生和家長權益，提高社會滿意度。
據介紹，這次退出中外合作辦學的5個機構和229個項目，均是在中外學校經認真協商確認無繼續辦學意願、合作辦學協議業已履行完畢、實際已停止辦學且無在讀學生的前提下，學校申請終止辦學、教育行政部門正式啟動終止程序的。像北京大學與香港大學合作舉辦經濟學和金融學碩士研究生教育項目，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官方網站顯示，其從2012年起即處於“目前項目調整中，暫不招生”狀態。在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信息平臺上，該項目批准書有效期至2011年08月31日。
也就是說，這不會影響到中外合作項目參與學生的實際利益，如果還有在讀學生，那退出必定會對在讀學生產生影響。對於已經終止、退出的中外合作項目，教育部官方網站也提供歷史查詢，以維護曾接受被終止中外合作項目學生的權利。這讓退出機制更暢通。但是，這麼多中外合作項目被終止、退出，也暴露一個問題，即我國有的內地高校，在和境外教育機構進行合作辦學時，論證不充分，為追求所謂的“國際化”辦學政績，快速上馬，結果導致有的合作項目一直沒有推進，有的合作項目雖然推進，但並不順利，雙方對合作效果均不滿。中外合作辦學是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內容，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不能急功近利。
事實上，從我國一些高校中外合作項目的設立機制和程序看，就為今後的終止、退出埋下隱患。和設立大學專業一樣，我國有的高校推進中外合作項目存在趕時髦的問題，一些學校追求的是中外合作的項目有多少、規模有多大，而不考慮這一合作是否能發揮合作雙方所長，辦出特色，並促進學校整體辦學。因此，在設立中外合作項目時缺乏充分的論證，甚至存在抓到籃子就是菜的情況。
從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實際招生、培養、管理看，近年來，形成品牌的並不多。在高考填報志願時，一些納入計劃內招生的中外合作項目，被一些學生、家長質疑為是花錢買分數——中外合作項目的招生分數要比非中外合作項目的低，但學費高很多。在求學過程中，有學生和家長一直質疑有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招生宣傳中宣稱的接受國際化教育，有很大差距，有的2+2項目，前面兩年在國內接受的教育，和非中外合作項目沒有什麼差別，但收中外合作的學費。總體看來，中外合作項目給受教育者留下的不是國際化、高品質的印象，而變為獲得文憑的一條途徑。
這和中外合作辦學的模式和具體運作有關。當前，中外合作項目，屬於學歷教育的教育，都納入計劃招生，這就把中外合作項目變為內地的一個學校、專業，只是增加學生的選擇，但很難通過中外合作辦學給內地高校辦學帶來競爭。而非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項目，由於受教育者不能拿到國內文憑，而是拿國外文憑，一方面，大多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雙方，都是把這辦為營利性項目，對招生、培養的要求並不嚴，甚至有和國外野雞大學合作辦學得不到認可的中外合作項目。另一方面，鑑於我國社會還是學歷社會，對非學歷教育的中外合作項目，國內的總體認可度不高，不少學生家長選擇上這類中外合作項目，主要是能解決繼續求學、拿一張文憑的問題。
我國全日制高校設立的中外合作項目，是納入學校統一管理的。幾乎所有大學的中外合作項目在啟動時，都宣佈要採用董事會（理事會）管理模式，建設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負責教育和學術事務，但在具體運行時，除少數項目一直堅持現代大學管理方式外，有的中外合作項目和其他學科、專業的辦學一樣，沒有充分發揮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中外合作項目論證設立期間，內地高校的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是缺位的，主要由大學職能部門在牽頭推進。
因此，辦好中外合作項目，除建立退出機制，加強對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動態監控之外，還需要進一步推進中外合作辦學改革。首先，應該給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更大的自主權，尤其是招生自主權，可要求全日制的中外合作項目，用高考成績錄取學生，但不必都納入集中錄取，可以實行統一高考成績+自主招生的招生方式，並允許一名內地考生可同時申請多箇中外合作項目，獲得多張中外合作項目錄取通知書再做選擇，這可促進中外合作項目的競爭，也為我國高考改革探路。其次，我國在推進中外合作辦學時，要學習借鑑國外發達國家的大學管理、辦學制度，具體而言，就是要努力推進行政權、教育權、學術權分離，實現自主辦學、學術自治、教授治校。這樣，就會從學校傳統、特色出發，將推進中外合作辦學納入學校長期戰略發展規劃，而非只是短期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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