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考官歐陽修忍不住擊節叫好，給了這篇作文滿分。
文 | 吳鉤
這幾天，被廣東省高考作文刷屏了。今年廣東省的高考作文題是“寫給2035年剛成年的你們”。幾篇獲得滿分的考生作文新鮮出爐後，迅速在朋友圈傳播。不少人都認為，其實這些滿分作文寫得挺模式化。拋開現實中的爭論不談，我們來看看一篇寫於1000年前的“高考滿分作文”——
北宋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的蘇軾應禮部進士試，當時的作文題目為“刑賞忠厚之至論”，是一道考查士子對於傳統司法慎刑理念之理解的論述題。蘇軾引經據典，洋洋灑灑一揮七百字，持論中正，文風清新，讓主考官歐陽修忍不住擊節叫好：“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他出一頭地。”給了這篇作文滿分。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並不長，我們不妨來重新品讀一下——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慼，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解讀：
蘇軾的文章提到一個典故：“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說的是，堯為天子時，皋陶是大法官。法庭判處了一名罪犯死刑，皋陶三次說此人“當殺”，但堯帝卻三次寬赦了他，因為堯帝對死刑抱有最審慎的態度。
歐陽修怎麼也想不出這個典故出自何處，最後不恥下問，向蘇軾請教。蘇軾說，這是他自己杜撰出來的。這個軼事，成了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不過，典故雖為蘇軾杜撰，但其立論，則完全契合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明德慎罰”思想；而且，這個“‘宥之’三”的典故其實也有所本，並不是全然憑空想象，因為據《周禮》的記載，西周司法制度中便有“三宥”的原則（宥，意為寬恕）。
原來我們的先賢認為，“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生命沒有第二次，死刑為不可逆的大辟之刑，一旦錯殺，便無法挽回，無可彌補。所以，中國早在先秦之時，便已經確立了“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疑罪從輕、從無的司法原則。為落實這一司法原則，又特別設立“司刺”一職，“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所謂“三刺”，是一道體現古典司法民主的程序設計，相當於英美法系中的大陪審團制度：“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這裡的群臣為士大夫等貴族，群吏為政府官員，萬民為“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意即，司法機關在審判一起死刑案時，如果發現案情有疑，罪名難決，或事關重大，那麼就需要召集從士大夫、眾吏、庶民中遴選出來的三組陪審員，共同聽審，群士坐於法庭之左，群吏坐於法庭之右，眾庶坐於法庭之前。他們的意見，決定了犯人應不應接受嚴厲的刑罰。
之所以設立“三刺”的程序，其原理跟普通法系的陪審員制度也差不多：以存於人們心裡的樸素良知、情感、經驗與價值觀，來對沖法官的基於狹隘專業主義的司法專制，防止法官濫權、冤殺無辜。用唐代經學家賈公彥註疏“三刺”的話來說，“若不以此法，恐有濫入者；由用三法，故斷民得中。”濫入，無罪者被定罪、罪輕者被重判之意；得中，裁決公正之意。
所謂“三宥”，是說有三種罪行應當獲得從輕發落的機會：“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這段話需要解釋一下，按照漢代鄭玄的《周禮注》，“不識”，乃是指將陌生人甲誤當成仇人乙殺傷了；“過失”，相當於現在的過失傷害、過失殺人；“遺忘”則是指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殺傷別人。現代法治社會的法律，同樣承認對過失殺人罪的定刑應當輕於對故意殺人罪。
所謂“三赦”，則是說有三類人如果犯了死罪，應當獲得赦免，不可以施以極刑：“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幼弱，為未成年人；老旄，為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蠢愚，為缺乏行為能力的智障人士。這一司法原則，同樣符合現代司法理念。
根據這樣的司法設計，先秦的法官如果面對一樁充滿爭議的死刑案件，將會被要求啟動“三刺”的程序，並甄別是否屬於“三宥”、“三赦”的範圍。這個程序，由“司刺”的法官負責。只有當三組分別來自貴族、眾吏、庶民的陪審員都認為犯人的罪名成立、可執行死刑，而且排除了“三宥”、“三赦”的適用性時，才可以施以刑殺：“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如此處決一個死囚，方能彰顯司法的正義，方能衡平顧及情、理、法，方能讓天下人口服心服。
那麼現在來假設一下：在《周禮》描述的西周時代，假如幾個形同盜賊的吏人進入鄉里擾民，有平民誤將吏人當成了盜賊，奮起反抗，最後將吏人殺了。按照當時的司法制度，誤殺吏人的平民會不會被法庭判處死刑呢？我覺得，不會。因為西周的禮法是承認“正當防衛”不為罪的，《周禮》記載：“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即使“正當防衛”不成立，案子的裁決一時難以定奪，那按規定，則要啟動“三刺”、“三宥”、“三赦”的程序，誤殺吏人的情形符合“一宥曰不識”的界定，屬於可以獲得輕判的案件。
周制被秦製取代之後，“三刺、三宥、三赦”的司法制度也不復存在。不過，慎殺恤刑的司法精神則一直為歷代所繼承。在蘇軾所生活的宋代，以“迴向三代”為志，慎刑更是其不可動搖的司法原則，在這一原則之下，宋朝司法形成了一套嚴密的防止錯殺的司法程序，包括“錄問”、“翻異別勘”、“鞫讞分司”等設置。
來源｜南都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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