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何在？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區別，其實就是一個是受了聖賢教誨的人，而另一個是沒有受到良好的聖賢教誨薰陶的人，他受到的是社會不良環境的影響，久而久之就把自己本有的善性給矇蔽了。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這句話也是出自《群書治要》卷九《論語》。
這個『服』就是信服、佩服的意思。『直』就是指公平正直的人。『枉』就是邪曲不正直。
魯哀公來向孔子請教，如何才能夠使百姓信服？怎麼樣做才能夠讓人民對國君心服口服、擁戴國君？魯哀公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問題？因為當時魯國長期以來是由三家執政，哪三家？就是孟孫氏、季孫氏還有叔孫氏三家大夫把持朝政，魯國的國君實際上是名存實亡。這個時候魯哀公很不得意，所以向孔子提出了這個問題。孔子的回答講的是“舉錯之道”。
『舉直錯諸枉』也是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東漢包鹹的註解，他說：“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就是說，要舉薦正直之人並且任用他，而舍置邪枉自私之人，人們都會得到利益，所以才會心悅誠服來擁戴國君。如果相反，舉用的都是邪曲不正之人、自私自利之人，而舍置了正直之人，人們就會深受其害，人們就會不服氣。這是一般的講法。這
個講法就是告訴我們要舉用正直之人，而不能夠用自私自利的、邪曲不正的人，就是要徹底把邪曲不正的人廢置不用。這是第一種講法。另外一種講法，這個“錯諸”的 “諸”是“之於”二字的合音字，“諸”的意思就是“之於”。譬如說我們說“反求諸己”，什麼意思？就是反之於自己，反求之於自己。所以“錯諸”就是放置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把正直之人舉薦出來，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這個意思就是說，仍然用邪曲不正的小人，但是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由君子來控制他、引導他、教育他，這樣才不會對百姓造成大的傷害。
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中他認為，“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他認為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人之上，這時人民仍然還是心悅誠服的；如果相反，把邪曲不正的人舉薦出來，放在了正直的人之上，那麼人民就不會服氣。這個意思就是說仍然要用小人，但是要把他放置在君子人之下，這樣的話他受制於在上的君子，不能夠隨意地作惡，人民也不會受到他的傷害，這個時候人民也是會心悅誠服。
在《論語講要》中，雪公認為這種講法比較好，因為這種講法和孔老夫子所提出的“尊賢而容眾”這個意思相合。也就是既要尊重推崇賢德的人，但是對於小人也不能夠完全的捨棄，還應該去寬容、引導、教育他。
我們把這句話和《論語·顏淵篇》上的一段對話合起來談，這個意思就更加地明顯了。《論語·顏淵篇》上記載，樊遲來問孔老夫子什麼是仁？什麼是智？孔老夫子這段對話，就能夠把這個意思看得更加鮮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來請教孔子什麼是仁，孔子回答了兩個字，那就是“愛人”。愛什麼人？當然是愛一切人，即使是小人、邪曲不正的人也包括在其中，當然愛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要引導他、教育他，也要把他放置在正人君子之下。“問知”，問什麼是智？孔老夫子也回答了兩個字，“知人”。所以中國人有句話說：“自知者明，知人者智”。
“樊遲未達”，樊遲沒有明白孔子這個話的意思，孔老夫子就給他進一步解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你把正直的人、正人君子舉薦出來，放置在小人之上，使這個小人受制於君子，這個時候小人也會受到君子的教導和影響，潛移默化地也逐漸變成了君子，這就叫“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告訴我們，小人也不能夠完全捨棄不用，只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受到君子人的教誨和引導，仍然是可以教得好的。所以《三字經》開篇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
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何在？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區別，其實就是一個是受了聖賢教誨的人，而另一個是沒有受到良好的聖賢教誨薰陶的人，他受到的是社會不良環境的影響，久而久之就把自己本有的善性給矇蔽了。
所以孟子也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說我們做學問提高自己修行、德行的方法和途徑，沒有什麼奧妙的，只不過是把自己放逸的心或者是丟失了的心給它找回來罷了。正是因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們要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有這種信心。
所以，“舉直錯諸枉”之所以意義重大，就是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人的德行，就是在位者的德行像風一樣，在下位者，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樣，“草上之風，必偃”，這個風向哪邊吹，草自然就向哪邊倒。
所以舉直，也就是把公平正直的人舉薦出來做領導，這是使國家得以治理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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