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符
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人的身份識別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從身份證件到人臉識別，甚至是DNA技術，一根頭髮就能科學地解決問題，並且可以做到準確無誤。
清代名刺
但在古代，人的身份識別則是相當困難的。古代照相技術都沒有，即便是“高考”（科舉）這樣的嚴肅問題，考生的相貌也只能進行簡單的文字描述。罪犯通緝這樣潛在危險很大的事情，對罪犯的相貌也只能進行文字描述，或加上一副罪犯的畫像，而通常情形下，這種罪犯畫像也是不準確的，因為事先根本沒有“檔案”可查，只有相關的回憶描述。
龜符
好在古人的生活圈十分有限，基本上生活在熟人社會，對對方有著直覺上的感知，絕不會將熟人身份弄錯。
需要進行身份識別的，主要是一些特殊人群。這個人群數量有限，所以儘管識別成本較高，官方仍然可以在財力上承受。如果像現在這樣，動輒就是上億人，每人發一張“身份證”，勢必整個社會財力都無法支撐。
古代需要身份識別的，主要是官員。這是一個權力階層，責任重大，防止身份冒充就顯得完全必要。
漢代名刺
唐代的官員身份識別，主要依靠 “魚符”。“魚符”上刻有官員的姓名、任職單位和品級，出入辦公場所時予以查驗。因為這種身份牌形如魚狀，所以俗稱就叫“魚符”。
武則天時期，“魚符”又被改成龜狀。傳統社會中，龜是長壽的象徵，寓意比魚更吉祥。龜的寓意在元代之後才發生了變化，跟現代人理解的烏龜、王八開始接近，讓人很是生厭。武則天的這種變動，目的是區別前朝。“魚符”改“龜符”，意義是相當深刻的。
宋代
宋代對唐代的官員識別，又作了新的改進。宋代將 “魚符”改為 “魚袋”。“魚袋”比“魚符”要精緻，這也是社會技術進步的一個體現。宋代的“魚袋”是在袋上用金銀直接飾以魚形，製作成 “金魚袋”與“銀魚袋”。金銀的價值不一樣，所以佩戴的官員的品級也不一樣。這樣做的好處，既體現出官員的尊卑、高下，識別起來也更簡易。身份的識別，始終是向著簡便這個方向改進的。
官員根據出入場所的不同，還要配合腰牌進行身份識別。識別程序上的增加，相當於“特別通行證”的使用，這大多出於安全的考慮，避免出現意外事件。
明代牙牌
宋代的這種“特別通行證”，明清時期被普遍推行。這種“特別通行證”，又稱“牙牌”。明代官員使用的“牙牌”，有質地上的區分，這也是等級、貴賤的體現。骨質、木質和金屬質地的“牙牌”上，都刻有官員的姓名、職務、履歷和機構名稱等，一目瞭然，這樣做的目的也是為了查驗方便。清朝的諸多制度，直接沿用明朝，所以清代的官員也使用“牙牌”。為了體現與前朝的區別，清朝還對官員規定了頂帶。這種改變，既具有政治意義，也增加了識別的簡易性。
明代戶帖
官員畢竟數量有限，無論是“魚符”“魚袋”“牙牌”，製作下來所需的財力也是有限的。明清時期，中國的人口都在一億左右（國內學者與西方學者，對中國人口的估算差異較大），這麼龐大的平民如果也發一張身份證明，國家財力是難以承受的。
明朝的平民管理，實行“裡甲制”或稱“保甲制”。即以以“一百十戶為一里”，“百戶為十甲”。很要命的是，平民一般不準外出，所以也就不需要給予身份識別。這些平民，只有一份“戶帖”，相當於家庭的“戶口薄”，全家人共用，這上面有知縣的印章，是很權威的身份證明。
宋代腰牌
特殊情況下，平民必須外出怎麼辦? 明朝的法律規定：“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
“一里”不是長度單位，而是相當於現在的一村。如果要出“村”，就得辦“護照”。明朝規定，遠離居住地到百里之外，需要到官方申領“路引”。沿途的各個關卡，對“路引”進行查驗。沒有“路引”的，要擒拿送官。偷過關卡的，舉報者有獎。
古代 名刺
更有意思的是，這種“路引”，原是佛教用品，是給死人用的，即民間所說的“上西天”用的。
申領官方的 “護照”太難，便有人私用“名片”。古代的 “名片”比“身份證”出現得更早，早在戰國時期，就有“謁”這種私家名片出現。東漢末年，“謁”又被改稱為“刺”。“刺”又稱“名刺”“名帖”，一直用到近當代。但這種“名片”，官方顯然是不認可的，沒有法律效力，可以隨意編造，也是在很小的範圍內使用，主要起個告知的作用。
清代官員頂戴花翎
中國人最早的身份證，出現在民國期間。當代身份證，是1984年4月6日根據國務院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頒發。真正領到手的，一般是在1988年，這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體現。
曾國藩、李鴻章、徐世昌、王懿榮等名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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