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近一個月的波動後，中國光伏企業逐漸平靜，開始集體摸索“後補貼時代”之路。視覺中國圖
“新政並沒有限制不靠補貼的新增項目的規模。能不靠補貼的企業就可以活著，而沒有成本控制和研發能力，達不到平價上網的企業，就是落後產能，終將遭到淘汰。”
在2018年兒童節前一天，5月31日，發改委、國家能源局、財政部三部委聯合發佈的一紙通知，端走了中國光伏行業的“奶瓶”。
在光伏發電新增裝機連續5年全球第一，累計裝機規模連續3年位居全球第一的背後，中國光伏行業長期依財政補貼而生，而這份《關於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的降低補貼、嚴控光伏電站規模，震撼了光伏業。
“5·31光伏新政”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光伏史上極具標誌性的事件。
“將光伏發展重點從擴大規模轉到提質增效上來，著力推進技術進步、降低發電成本、減少補貼依賴，從而推動行業有序發展、高質量發展。”6月11日國家能源局新聞發佈會上，相關發言人對光伏新政的目標做了如上解釋。
長期補貼“餵奶”的產業背景下，對於高速行駛的光伏企業，新政相當於在F1賽道上突然升起的一道坎，恐慌、聯名上書、焦慮、緊急應對……經歷近一個月的波動後，中國光伏企業逐漸平靜，開始集體摸索“後補貼時代”之路。
慌亂的第一週
當天下午，廣州三晶電氣總經理歐陽家淦剛剛參加完一個光伏行業展會，正在回公司的路上。新政的消息出現在他的手機上時，“心裡有些恐慌，第一個感覺是下半年企業怎麼辦，趕緊從不同渠道不斷蒐集信息。”
從企業到光伏產業研究者，在收到5·31新政消息時普遍有些懵。華夏能源網總編王康鵬認為，新政的反響超過以往的任何一次降補貼政策，是因為新政文件剛發出來就立即執行，不像以前的政策從發佈到落地間留有間隙，使企業們有做準備的時間。
在王康鵬看來，近年來，補貼接連下降，因而業界對新政將補貼電價下調5分錢的措施已有心理準備。影響更大的是光伏項目建設指標的控制——通知規定，不安排2018年需要國家補貼的普通光伏電站建設，並將2018年新增分佈式光伏電站規模控制在10GW左右。
在一名從業者看來，最先受到衝擊的必然是那些已經開工和正在申請備案的電站項目。按照通知的意思，如果電站項目在5月31日前沒有併網投運，恐將無法納入補貼範圍內，將直接面臨項目停滯的窘境。因為“沒有補貼，這些電站運行就是賠錢”。
光伏電站的補貼一般由當地電網公司墊付。新政一出，一些地方電網也反應迅速——6月6日，國家電網河北省電力公司下發通知稱，自6月1日起併網的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停止墊付國家補貼。
這讓正在和散戶扯皮的企業更加緊張：即便用戶答應安裝，併網和備案也不易。
遏制企業非理性擴張
面對不斷髮酵的輿論，6月8日，國家能源局副局長綦成元主持召開座談會，6月11日國家能源局新聞發佈會，也是想給光伏行業喂“定心丸”。
6月20日，國家能源局綜合司發佈了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電網企業“不得以項目未納入國家補貼建設範圍為由”，擅自停止光伏發電項目的併網、備案和地方補貼墊付工作。
新政出臺如疾風驟雨，但事前並非毫無蹤跡。
早在2017年5月，國家能源局就下發通知稱，各省不得超規模安排建設可再生能源項目，一些從業者已經嗅出政府的態度變化。
更明顯的信號彈發射於2018年4月24日。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李創軍介紹，“今年擬安排10GW規模用於分佈式光伏建設”，與之後的5·31新政相一致。當時業內普遍以為這是放出了2019年的指標，“沒想到5·31就來了”。
一種觀點是，新政出臺如此之急，恰是因為分佈式光伏增長過快。不同於戈壁灘上的大規模光伏電站，供應工商業和家庭用戶的分佈式電站往往不是地方眼中的“大項目”，但這些建設在村民、市民屋頂上的光伏板積少成多，分佈式光伏電站在2017年就新增20GW。
“以前政策對分佈式光伏有很多優待，但規模增長這麼快是政策無法預見的。”王康鵬說。
而光伏產業過度發育後的產業亂象，也引起了主政者的深思。
王康鵬稱，太陽能的特性是資源的分散化，而分佈式光伏可以在家家戶戶和企業安裝，是最符合太陽能特點的利用方式。在中國的現實場景中，戶用分佈式光伏的主要市場是農村。這就帶來問題，“在農村，大部分用戶缺乏技術辨別能力，往往只看到價格的高低。”
於是，分佈式光伏爆發式增長中，翻新光伏組件冒充全新組件，甚至以空頭項目騙取國家“光伏扶貧”政策補貼的例子層出不窮。
在購買力不足的農村，另一個噱頭是零首付的“光伏貸”。銷售商向金融機構和農村用戶兩頭許諾，依靠國家補貼可以讓用戶在數年內回本，之後賺的錢都是自己的。
歐陽家淦判斷，因為新政限制戶用分佈式光伏補貼規模，影響了戶用分佈式光伏的盈利能力，銀行等金融機構將大大減少“光伏貸”，依靠“光伏貸”推銷的企業將不得不退出市場，或者重新思考商業模式。
這一趨勢也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本意。“隨著光伏發電補貼強度下降，遏制企業非理性擴張。”國家能源局發言人在上述新聞發佈會上如是表述。
國家能源局此前發佈的《太陽能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到2020年，全國光伏累計裝機容量的目標為105GW。但截至2018年4月，全國裝機容量已超過140GW。
中國光伏狂飆突進背後的支撐是財政補貼，而補貼留下的財政“窟窿”，已經悄悄把這場狂歡推向懸崖邊。根據能源局數據，截至2017年底，累計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缺口總計達到1127億元，其中光伏補貼缺口455億元，約佔四成，且呈逐年擴大趨勢。
旨在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的綠證制度推出一年後，由於當前光伏項目補貼強度超出風電較多等因素，光伏綠證交易量僅150個，並不理想。
光伏發電的消納也成為讓一味引進光伏項目的地方所頭疼的問題。“棄光”，即放棄光伏所發電力，成為不少地方的無奈選擇。經過多方努力，2017年全國棄光率已經下降，但個別地區仍很嚴重。在國家能源局的解釋中，解決棄光問題，也是5·31新政出臺的一大原因。
出海、壓縮產能、重視運維
欣欣向榮時，光伏產業是地方主政者眼中既環保又面向未來的“好孩子”。只要故事講得好，土地、貸款、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都會紛至沓來。現在新政襲來，出海和壓縮產能，是絕大多數光伏企業最現實的選擇。
歐陽家淦記得，新政出臺後自己想到的第一條對策，就是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三晶電氣很早就在海外有業務，這幾年因為國內市場好，海外業務比重有所下降。現在是時候把資源重新配置給海外了。”
2018年3月份的一次市場調研，讓歐陽家淦預計2018年全國戶用光伏規模增長放緩，從年初預期的80萬戶下調至50-60萬戶，他因此相應調整了2018年企業業績目標，並壓縮了資源配置——降低營銷預算、縮減產能。
行業風傳，“6.30搶裝潮”過後，7月份所有光伏原材料和組件都會大幅降價。歐陽家淦坦言，身為光伏逆變器生產商，三晶電氣也必須適當調整市場價格，以支持無補貼自發自用中小工商業分佈式光伏發展，“現在整個產業都是拴在一根繩上的螞蚱”。
加大運維業務也被視為涅槃中的希望。
熊貓綠能新推出了“熊貓運維”品牌，計劃用自身2G瓦的電站運營經驗來為行業內提供運維服務。研究戶用光伏的劉晶璽也看到了這一行業“痛點”：戶用光伏電站的壽命平均是25年，只有不斷維護，才能保證電站的發電效率，從而保障用戶發電收益。然而現實是，許多小型經銷商只管銷售和安裝，不管運維。
“運維已經被行業提上了議事日程。”任曉坤說，她所在的企業已經開始佈局運維服務板塊。
平價上網，遠非終點
光伏業內普遍認為，沒有補貼的情況下，老百姓屋頂上的戶用光伏市場在2018年下半年會萎縮，增長點的希望在於工商業分佈式光伏——中國的工商業電費遠高於家庭電費，更有可能不靠補貼實現盈利，也即業內孜孜以求的“平價上網”。
“新政並沒有限制不要補貼的光伏裝機規模。能不靠補貼的企業就可以活著，而沒有成本控制和研發能力，不能儘快實現平價上網的企業，就是落後產能，終將遭到淘汰。”王康鵬也有類似看法。
事實上，中國光伏行業在世界上不僅勝在規模，更勝在技術快速迭代，促使原材料和光伏組件成本快速下降。新政的出臺，也考慮到2018年光伏組件價格降速較快的因素：光伏組件平均價格與去年底相比降幅已達約17%。
根據光伏行業“十三五”規劃，光伏業界原本期待實現平價上網為2020年。新政問世，相當於將這一期限提前了兩年，也意味著一場淘汰賽提前上演，並將比兩年後更加殘酷。
歐美國家光伏產業普遍經歷過與中國類似的“補貼-降補”的生命歷程。其中德國光伏行業因降補造成劇烈洗牌，尤為值得鏡鑑。在6月13日國家能源局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也介紹，三部委在政策研究制定過程中，借鑑了德國、西班牙、捷克等國家經驗。
2014年，德國政府開始考慮減少光伏行業補貼，2016年在全國鋪開競價模式。此後德國每年新增光伏裝機容量減少為原來的1/5。適逢中國的光伏產品大量湧入，德國主要的光伏企業陸續破產，其中包括德國最大光伏企業Solarworld公司。至今，德國光伏裝機容量仍未恢復到政策調整前的水平。
“全球光伏產業都是政策催生的，所以每一次政策變動必然帶來衝擊”，王康鵬說。
降補造成的光伏產業動盪，反映出光伏能源的性價比仍然難以與傳統能源相匹敵，因而遲遲無法邁入市場化的大門。
在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看來，如果將環境成本計算在內，光伏未必就比傳統能源貴。“即使做了處理，煤電依然會產生溫室氣體。現在用煤電價格來要求光伏電，是沒有看到光伏電的環境效益。”
“長遠來看，傳統能源的資源越用越少，會越來越貴；太陽能則是取之不盡的，隨著技術進步，成本會越來越便宜，甚至無限趨近於零。”
王康鵬則更期待在未來，光伏能夠與傳統能源公平競爭，甚至逐漸取而代之。“長遠來看，傳統能源的資源越用越少，會越來越貴；太陽能則是取之不盡的，隨著技術進步，成本會越來越低，甚至無限趨近於零”。“以此為出發點，平價上網只是起步，還遠遠不是終點。”王康鵬表示。
閱讀更多 南方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