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起源上，目前有兩類材料頗為流行，一類是基於骨骼考古的，一類是基因的。基於骨骼考古的材料認為，人類是從猿猴進化而來，從幾百萬年到幾十萬年前的骨頭，尤其是頭骨的化石遺存，就是這一進化過程的證據。基於基因的材料認為，基因的演化證據證明，人類十萬年前首先出現在非洲，然後就往其他大陸擴散。還能推算幾萬年前進入亞洲，幾萬年前進入美洲等等。
我的看法是，在歷史研究上，以及在歷史材料的選取上，一定要堅持王國維在1920年代提出的“二重證據法”。王國維認為，一個歷史事實是可信的，需要由兩面的證據來支持，一方面是傳統的文獻記載，另一方面是考古證據。單方面的文獻材料不可信，單方面的沒有文獻支持的材料更不可信。
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的。當時“疑古”的風氣已經興起，不僅認為傳統的《五經》是瞎編的，而且還認為傳統文獻所提供的歷史事實都是胡扯的。而恰好在這個時候，“甲骨學”、考古學又在中國興起和流行。而經過深入地研究之後，尤其是王國維被人的研究之後，發現甲骨文、以及當時所發現的漢簡等地下材料中包含著大量有價值的歷史信息，而且這些信息可以與傳世的文獻相印證
舉個例子。
司馬遷寫《史記》是西漢時候的事，但是《史記》中有個《三代世表》，對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世系做了很詳細的記載，誰生了誰，誰繼承了誰，非常明確。商朝在司馬遷出生前1000多年前就滅亡了，夏的滅亡比商還要早500年。而且，戰國時期的大混亂混亂，加上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項羽的火燒阿房宮，又讓當時的歷史文獻幾乎損失殆盡。所以，在疑古思潮下，有就有人認為司馬遷關於夏商的年表肯定是瞎編的。
然而，王國維仔細研究甲骨文後發現，其間所記載的商朝的天子世系與《史記》的記載高度一致。一個來自地下，沉睡幾千前，一個來自地上，時代相傳，這兩種材料卻驚人的一致，顯然兩者是基於同一個歷史事實，可以相互印證。這就意味著商的年表的是可信的。儘管尚沒有發現夏代世表的直接考古證據，但是，既然司馬遷對1000多年前的商朝的記錄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對1500年前的夏朝的記錄也是正確的。
儘管是“二重證據”，但是在王國維眼裡，二重證據之間是分主次的，傳統的文獻資料是主，地下材料是次，後者的意義在於為前者提供確信的證據。即便沒有地下材料，也不能輕易地否定傳世的文獻。
但是現在卻相反，對地下考古材料重視遠遠高度文獻材料。而且王國維所說的地下材料，主要是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而現在考古學一般出土的都是非文字的物品。同時，還非常重視另一種王國維時代尚未出現的新的非文字資料，就是基於基因的資料。
但事實上，無論考古物品，還是基因的變化，本身並沒有直接承載任何的歷史變遷的信息。它們之所以和歷史的變遷存在關聯，與人類的起源和遷徙存在關聯，完全來自人們單方面的解讀和賦予。至於那幾塊頭骨化石是否真的與人類進化的歷史過程相對應，那些基因上差異是否真的與人類走出非洲的歷史過程相對應，以及人類是否真的存在那樣的進化史，那樣的走出非洲的歷史，都是沒有任何的“第二重證據”來證明，沒有文獻證據來證明。
所以，目前人類起源和進化史，人類的走出非洲史，只能當成一個神話故事來聽，而絕不能認為它們就是歷史事實。
因此本部《人類真史》不會採用這些材料，而只採用有“二重證據”基礎的材料。當然這個“二重證據”的條件可以放寬一些。對地面上材料，不僅包括中國的文獻，而且包括其他任何文明的文獻，譬如基督教的《聖經》，印度的《吠陀經》。同時，還可以包括全球的“人類學”材料，包括傳說、民俗之類。儘管這些都是非文字的，但是在史料價值上等同於文字。對於地下的材料，包括全球所出土的任何考古物品，不僅僅侷限於文字性的考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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