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期一副油畫中的英格蘭銀行。圖片來自網絡
【金融其實很簡單】
在戰爭、危機等突發事件發生時，哪個國家都想借錢用，可是，並不是所有國家在最需要的時候都能借到錢，或者即使能借到，也借得不多，或者借得貴（利息太高）。你知道，政府借錢是一種典型的跨期承諾，所以，出資方是否相信政府的跨期承諾極為重要：如果相信，就願意借出；否則，就沒人願意買政府的賬。那麼，什麼體制讓投資者更信任、使政府更能借債呢？哪類政府的承諾不容易讓投資者相信呢？
以前談到西方歷來有擔心政府太富有的傳統，那麼，是不是所有西方國家都能隨時借到很多、很便宜的公債呢？這次，我們就對比英國和法國的近代經歷，來回答這些問題。這兩個國家都位處西歐，隔海相望，但在多個世紀裡兩國之間戰爭不斷，在15世紀相互戰爭一百年，長期不買對方的賬。為什麼競爭的結果是英國勝出呢？
英國與法國的實力對比
我們先比較兩國在18、19世紀的實力。英國在18世紀初的人口大約為1000萬，法國人口超過2000萬，但都是當時中國3億左右人口的零頭。英國是島國，資源欠缺，領土面積24萬平方公里，而法國在歐洲大陸，資源富饒，領土64萬平方公里，幾乎是英國的三倍。可是，在18世紀特別是19世紀，英國的實力大大強於法國。到19世紀，大英帝國通過其廣泛的殖民地體系，居然主宰世界1/4的土地、1/4以上的人口！到19世紀末，英國的海軍基地網絡涵蓋了全球各大洲的每個地方，能確保英國皇家海軍艦艇在各地得到所需要的補給。
如果以海軍噸位作為度量當時國家實力的指標，那麼，根據哈佛大學歷史教授福格森（Niall Ferguson）的估算，英法在1775年的海軍噸位分別為33萬和20萬噸，在1790年為48萬和30萬，在1800年分別為55萬和18萬噸，在1810年為70萬和18萬噸。兩國的競賽中，不僅英國實力一直領先，而且兩國的差距不斷拉大，到19世紀初把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遠遠甩在後面，成為全球秩序獨一無二的主導者。
為什麼更小的英國卻實力更強、成為世界最強的帝國呢？答案之一在於英國有更加發達的國債市場！在16世紀之前，熱兵器還不普及，戰場比較簡單，西方國家一般沒有正規軍，軍費開支不是很大，所以，戰爭勝負不是由哪方的資金雄厚決定。可是，16世紀開始熱兵器越來越重要，一方面使得中世紀流行的碉堡和其他防衛工具不再管用，武器裝備越來越昂貴，尤其是後來的大炮、艦艇的成本更是成本高，使軍費數量級快速上升；另一方面，打仗需要持續訓練的職業軍人，也就是說，原來的“業餘”民兵不再能唱主角，需要花錢培養和維持職業化軍隊，這也大大提升軍費開支。
熱兵器帶來的變化迫使各國加大徵稅幅度。比如，1500年英國的人均稅負是城市人月工資的1.5倍，到1780年上升為15.5倍；而法國的人均稅負從2.2倍升到後來的12.5倍。這就是為什麼歷史學者都認為“財政國家”（Fiscal State）在西方的興起是16世紀以來的事情，之前的政府是不會徵稅這麼多的！
既然近代以來軍費是決定大國競爭的關鍵因素，那麼，除了國家的徵稅能力外，政府的發債融資能力也同樣關鍵。沒有大量的資金供給就無法發展國力。那麼，融資能力上英法差別有多大呢？在1700年之後，英法兩國都大舉國債，到19世紀初英國國債餘額超過GDP的2.5倍（今天美國國債為GDP的1倍多），在1752-1812年間英國公債利率平均在3.5%左右，而同期法國政府的融資成本平均在7%左右，幾乎是英國融資利率的兩倍！
這種融資成本差別對英法的競爭有多大影響呢？就英國而言，在那期間，英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財政收入支付國債利息和少量本金。假如英國政府的融資成本跟法國一樣高的話，英國政府要麼把所有財政收入用於還債，要麼就大大縮減軍費開支，但兩種選擇都會壓制英國國力的發展。
因此，你看到，更加發達的證券市場使英國能夠用更低的成本融到比法國更多的資金，去發展國力、擴大海軍。在熱兵器時代裡，誰掌握髮達的融資市場，誰就能發展更強的國力。
為什麼英國有更發達的證券市場？
當然，問題也來了：為啥法國不能發展債券市場、享受低利率資金呢？
答案在於英國的王權受到議會制約，而法國的國王權力不受限。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差別是如何形成的。雖然英國王室在17世紀英國內戰前就逐漸出售皇家土地，但是，即使到內戰開始的1642年，皇家家產收入以及稅收還是不少。但是，隨著1649年查理一世國王被送上斷頭臺、英國共和國的成立，皇家土地被沒收並低價出售。等到查理二世國王於1660年回到英國重新登基時，皇家土地所剩無幾，皇家的收入已經無法支持日常開支，更無法供養皇家軍隊，所以，皇家很“窮”了！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議會通過法案，今後每年由議會從政府稅收中撥款120萬英鎊，供皇家自用，但是有幾個條件，第一，徵稅權必須由議會控制，國王無權決定；第二，議會有權每年審查皇家的開支情況，包括戰爭開支以及其他日常開支；第三，皇家新增開支項目，必須經過議會的程序。這樣，在皇家所代表的“國家”與議會之間，有了相互制約的權力架構。
有意思的是，儘管皇家的經費在1660年後受到議會的監督，到17世紀80年代初，查理二世的財務狀況又變得很好！皇家一旦財大氣粗，王權又不斷膨脹，新國王詹姆士二世乾脆解散議會，將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這就把英國人逼急了，1688年發生了所謂的“光榮革命”，這場革命沒有流血，只是議會進一步並且永久地把國王權力關進籠子裡。
那一年，英國精英求助於荷蘭王子威廉三世，請求他帶妻子瑪麗（國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兒）回英國；他們回到英國後，逼著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國，威廉三世與瑪麗隨即登基為英國的國王和王后。作為讓威廉三世繼承王位的條件，英國議會要求威廉三世簽署《人權法案》 (Bill of Rights)，保證國王今後不會侵犯公民權利，也要求他簽署其他法律，保證王室不會廢除議會通過的法律、徵稅權繼續由議會掌握、皇家召集軍隊必須先經過議會、公民有權擁有槍支武器、公民有言論自由等等，還有就是，皇家的開支繼續由議會支配。這些法律就是“光榮革命”的內容，它們奠定現代英國民主法治的框架。
光榮革命之後，英國政府的開支快速上升，而老百姓的稅賦已經足夠高。在皇家財產不多、稅收增長又有限的情況下（“窮政府”），國債成為英國發展國力的唯一選擇。
1693年，英格蘭銀行成立，其核心任務是幫助政府發行國債。正因為英國政府需要不斷髮債，它就必須講信用，也必須決策透明，因為如果不講信用、不透明，即使能發債，利息一定會很高；另外，在現存國債到期時，政府需要續債融資，這就約束了英國政府的行為。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光榮革命以後英國的憲政制衡機制運作很好，原因在於一旦英國政府權力受到制衡，政府就不容易太富有，就需要債券市場的持續支持，這又反過來制約政府權力。如此循環，市場會更信任英國政府，願意把更多錢借給它，債務成本即利率也會比較低。
相比之下，法國很不一樣。在光榮革命之前的一個多世紀裡，英國皇家不斷出售土地，使其自身越來越“窮”，隨後被迫接受議會的財務控制和債券市場的債務控制。而法國的傳統是，國王登基時，必須宣誓無論如何不會出售皇家土地，於是，土地財產收入和稅收加在一起，使法國王室從14世紀到17世紀一直是歐洲最富王室之一。也正因為法國王朝太富，不需要通過議會這樣的民意機構為其徵稅創收，跟同期其他西歐國家比，法國的議會制度在14至17世紀發展緩慢，以至於到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其王權專制程度勝過西歐任何國家。
而由於法國國王富有，對債務融資的依賴度就相對低，受市場的制約就少。再加上獨裁者的決策過程不透明，讓證券投資者對法國政府缺乏信任，投資者不願把錢借給法國政府花，即使要借，也會要求很高的利息。
看到英法的這些差別，你就知道為什麼英國的金融市場更加發達了，說到底英國在1688年後更需要債券市場，而法國政府則不然。這種金融市場差距不僅決定了英國在民主法治路上走得比法國遠，也使英國更能得到金融市場的支持，發展出強大的海軍和其他國力，並催生出工業革命。看來，“窮政府”既能逼出金融市場，也能逼出良性體制。
今日的要點之一是，十六世紀開始，槍炮等熱兵器不斷進入戰場，不僅改變戰爭策略，大大提高軍費開支，而且要求各國建立和培養專業化軍隊。這些變化使國力競爭不再只是在戰場上，而是也在軍費融資上。結果之一是現代“財政國家”的興起，各國稅賦上漲。
其次，英國與法國的歷史軌跡很不一樣。英國皇家很早就把土地等資產賣光，只好接受議會的約束，以換得議會每年的撥款。尤其1688年的光榮革命，更是永久地限制了王室的權力。當然，好處是債券投資者更信任王權受制約的政府公債，而且不富的政府必須在乎投資者的評判，受到市場制約，以便今後融資更多、融資成本更便宜。法國皇家一直更富有，王權又沒有議會約束，法國國王就不在乎投資者的要求，結果法國公債利率高、軍費融資難。
最後，金融市場的英法之差，導致18世紀開始英國海軍等國力超越法國。英國政府融資容易與融資便宜的優勢，使大英帝國能稱雄歐洲，也主導世界兩個世紀。（本文為作者在喜馬拉雅的《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講座文本，掃描下方二維碼可訂閱本課程）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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