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妨礙認知功能？｜Science 經典論文回顧

導語

摘要：窮人通常在眾多行為特徵上表現較差，而這會進一步延續貧困。我們假設貧困直接阻礙了認知功能的發揮，並提出了兩項研究來驗證這一假設。首先，我們通過實驗誘發被試財務相關的想法，結果顯示在窮人中這導致了認知表現的降低，而在富人中則沒有這種現象。其次，我們考察了經歷農作物種植週期的農民的認知功能。我們發現同一農民在農作物收穫前家庭經濟緊張時，認知表現比收穫後更差。這種現象並不能被時間的充裕程度，營養或工作努力的差異來解釋，也不能用壓力來解釋：儘管農民在收穫前確實表現出更多的壓力，但這並不能解釋認知表現的降低。相反，這表示貧困本身會降低認知能力。我們認為這是因為與貧困有關的顧慮會消耗心理資源，這樣留給其他認知任務的心理資源就會相應減少。這些數據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視角，這有助於解釋窮人的一系列行為特徵。我們在文中還討論了一些對於扶貧政策的啟示。

1.新解釋：貧困與認知能力的關係

我們提出一種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聚焦於貧困的心理過程。窮人必須應付不穩定的收入，嚴格地控制他們的日常消費，並且需要精打細算才能做到收支平衡。即使有時候並不是在做財務決策，這些心理加工過程也會存在並且分散他們的精力。

人的認知系統有著有限的資源。

心理加工過程中若財務的擔憂是當務之急，就會減少分配給決策與執行的認知資源。這就像如果一個空中交通管制員若聚焦於潛在的相遇航向，那他就容易忽略空中的其他飛機，而當窮人將注意力集中在財務的憂慮時，就失去了對其他問題做出全盤考慮的能力。

拖後腿的窮

這表明了貧困和認知能力之間的因果關係，而不僅僅是相關性。我們用兩個非常不同但互補的實驗設計來測試這種因果關係。第一個是實驗室研究：我們引導富人和窮人被試考慮日常財務需求。我們假設對富人來說，這些普通的財務困難沒有什麼影響，然而對於窮人來說，這些需求會引發持續性的並且分散精力的憂慮。

這個實驗研究旨在表明類似規模的財務困擾對窮人和富人有著不同的認知影響。但是這個研究不能完全驗證我們的假設，因為在現實世界中，窮人面對著更多的財務挑戰。原則上來講，考慮到窮人和富人所遇到的財務問題規模不同，那麼它對於認知的影響原本就會很不一樣。現實生活中富人也有可能面臨更大規模的財務問題，而窮人也有可能成功改造他們的生活以致於他們不用面臨許多對於認知能力存在挑戰的問題。簡單來說，儘管這項實驗研究向我們闡明瞭心理機制，但是並沒有彰顯其在現實條件下的相關性。

我們的第二個研究使用了一種不同的研究方法，這允許我們能評估收入自然變化下的情況。我們進行了實地研究，在現實世界中使用了準實驗設計來考察財富的變化。印度甘蔗農民在每年的收穫季節獲得收入，但是收入很難抵得上他們的花銷[20]。結果，他們會經歷貧窮的週期——收穫前貧窮以及收穫後富裕。這就讓我們可以比較同一農民在貧窮（收穫前）和富裕（收穫後）時的認知能力。因為收穫日期在農民中任意分佈，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控制時間的影響。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不再使用實驗誘發財務憂慮，我們依靠的是自然條件產生的相關顧慮。我們很細緻地控制其他變量，並且考慮了壓力產生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觀察到的對於認知表現的任何影響都可以用實際收入和認知水平的因果關係來解釋。因此，這兩個研究是高度互補的。實驗室研究有高度內部一致性，並闡述了我們提出的機制，而實地研究則提高了實驗室研究的外部一致性。

我們在已有研究中有兩個發現。

首先，這些研究迴避了使用絕對性或者主觀性概念來定義貧困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假設是關於金錢的憂慮如何增加認知系統的負擔，因此我們把貧困寬泛的定義為一個人的需求和滿足需求所需的資源之間的差距。因為這取決於主觀需求，所以它既包含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的低收入人群，同時也包括了那些經歷短暫財務危機的人，比如失業的人。

其次，現有的理論和數據表明貧困對認知可能有一個長期累積的影響：童年的貧困可能會阻礙大腦發育，甚至會降低成年後的認知能力[24]。

我們的假設和測試集中於貧困對認知的即時影響：專注於財務預算會即時的損害認知功能。我們提出的機制並不是在早期童年時作用在大腦發育上，而是通過財務憂慮增加即時的認知負擔來產生作用。而這種機制是否有長期的影響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2.關於貧富認知差異的實驗

第一個研究由四個實驗組成。位於新澤西州的一個商場的購物者有償參與了實驗。這個樣本包含多元化的收入範圍，其中家庭收入中位數約為70000美金，而家庭收入下限大概在20000美金左右。這個樣本總體上來說在美國很有代表性，樣本中的窮人收入水平大概對應著美國整體收入分佈的最後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人群的收入狀況。我們通過家庭收入除以家庭規模的平方根來計算有效收入[25]，並通過對這個變量的中位數來劃分“富”和“窮”。

在實驗1中，被試每隔幾分鐘就會接觸到四個假設的情境（n=101名參與者）。每個情境都描述了被試可能會經歷的財務問題。例如：“您的車遇到了問題，需要一定數量的美金才能修好。您可以全額付款，貸款，或者碰碰運氣暫時放棄這項服務......您將如何做決定？”通過觸及金錢相關的問題，這些情境會引發被試關於自身財務的想法。它們旨在引發任何初期的易被激活的財務憂慮。

當被試看過每一個情境並開始思考怎麼解決問題時，被試會參與兩個基於計算機的任務來測量認知功能：瑞文漸進矩陣（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和空間兼容性任務。

瑞文測試包括一系列形狀，其中一塊形狀是缺失的[27]。被試必須從幾個替代選項中選出最適合缺失空間的形狀。瑞文測驗是智商測驗中的常見組成部分，常被用於測試“流體智力”。這種能力獨立於已有知識，是指邏輯思維能力和在全新的情境下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個典型的瑞文測試

空間不兼容任務需要參與者快速反應並經常需要違揹他們最初的衝動做出選擇。當屏幕上顯示數字時，他們必須按下相同的按鍵來響應某些刺激，而按下不同的按鍵來響應其他刺激。響應的速度和準確度可以衡量認知控制[30]，這是一種指導思想和行動來符合內在目標的能力[31]。

兩者都是非語言任務，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讀寫能力的潛在影響。當被試完成這些任務後，他們通過計算機輸入或錄音機給出最初場景的答案，然後轉到下一個場景（表S1中提供了被試應對不同場景的答案分析）。我們還在實驗結束時收集了參與者的收入信息。

被試會被隨機分配到財務困難的情境中，這些情境中涉及相對較高的成本（例如，汽車需要1500美元修理）; 或被分配到成本較低的“簡單”情境（例如，汽車需要150美元修理）。由於簡單情境中的金額總數較小，我們預計對於無論是富有的被試還是貧困的被試來說，這種情況會引發的財務憂慮都會較少。相比之下，我們假設在困難情境下的大筆款項將會在窮人被試中引發財務憂慮，而對於富裕的被試來說則沒有太大影響。

圖1. 實驗1中窮人和富人參與者在困難和簡單條件下瑞文測驗和認知控制任務的準確率。

（左）在瑞文測驗上的表現。（右）在認知控制任務上的表現。誤差條反映±1標準誤 。頂部水平條顯示雙向交互（窮人與富人×困難與簡單）。 * P <0.05，** P <0.01，*** P <0.001。

實驗1中被試的認知表現繪製在圖1中。

對於旨在引發輕微財務擔憂的“簡單”情景來說，窮人和富人的表現相似[瑞文測驗: t(50) =0.13, P = 0.90; 認知控制任務: t(50) = 1.55, P =0.13] 。相反的是，當處於財務困難的情境時，窮人在瑞文測驗[t(47) =3.21, P< 0.01]和認知控制測驗中 [t(47) =5.22, P< 0.001]表現都明顯差於富人。雙向方差分析揭示了收入與所處情境之間強交互作用[瑞文測驗: F(1,97) = 5.12, P= 0.03; 認知控制任務: F(1,97) = 7.86, P< 0.01]。

在這兩項任務中，富人都不受情境條件影響[瑞文測驗: t(48) = 0.56, P= .58; 認知控制任務: t(48) = 1.04, P= 0.30]，而窮人在困難情境下表現更差[瑞文測驗：t(49) = 2.63，P= 0.01;認知控制任務：t(49) = 3.98，P<0.001]。因此，窮人的整體表現顯著地低於富人的整體表現[瑞文測驗：F(1,97) = 5.61，P= 0.02; 認知控制任務：F(1,97) = 23.24，p<0.001]。這個效應的大小是很可觀的，這個實驗中以及其他相繼的重複性實驗樣本中，科恩係數d（Cohen's d）在0.88-0.94之間。

為了排除“數字焦慮”的影響，實驗2使用了與實驗1相同的一組數字，但是應用在非財務情景中。這樣的實驗設計再現了數字問題，但並沒有引起財務方面的擔憂。我們發現情景的難度與被試的收入之間沒有交互作用（更多細節可在補充材料中獲得，實驗2）。因此，實驗1中窮人被試認知能力的降低並不是數字焦慮所引起。

圖2.在實驗3中提供激勵時，窮人和富人參與者在困難和簡單條件下瑞文測驗和認知控制任務的準確性。

（左）在瑞文測驗任務上的表現。 （右）在認知控制任務上的表現。 誤差條反映±1標準誤 。 頂部水平條顯示雙向交互（窮人與富人×困難與簡單）。 * P <0.05，*** P <0.001。

實驗3在實驗1中增加了激勵措施：除了標準參與費用外，被試在兩項測試任務中每給出一次正確答案都獲得0.25美元。圖2總結了實驗3中被試的認知表現（n= 100名參與者）。

與之前類似，窮人在簡單情境下的表現類似於富人的表現[瑞文測驗：t(46) = 0.26，P = 0.79; 認知控制任務：t(46) = 1.02，P =0.31]，但窮人在困難情境下認知表現更差[瑞文測驗：t(50) = 3.34，P<0.01;認知控制任務：t(50)= 3.54，P<0.001]。富人在簡單和困難的情境中均表現出色[瑞文測驗: t(45) =0.07, P= 0.94; 認知控制任務: t(45) = 1.42, P= 0.16]，然而窮人在困難情境下表現顯著更差[瑞文測驗：t(51) = 3.75，P<0.001;認知控制任務：t(51) = 3.67，P<0.001]，這使得收入和情境之間產生了一個穩健的交互作用[瑞文測驗：F(1,96)= 4.34，P= 0.04; 認知控制任務：F(1,96) = 4.31，P= 0.04]。

儘管存在激勵措施，並且我們假定窮人應該比富人更需要錢，但窮人的整體表現更差[瑞文測驗：F(1,96)= 6.55，P= 0.01; 認知控制任務：F(1,96)= 11.88，P <0.001]，賺的錢比富人少18%（0.71美元）。

實驗假設的場景旨在引發參與者的財務憂慮。然而在實驗1-3中，認知測試本身可能產生額外的認知負荷，因為它們是在被試思考如何應對情境時完成的。為了排除這一點，實驗4（n= 96名參與者）複製了實驗1，只是除了被試在進行瑞文測驗和認知控制任務之前先完成對財務情境的回答。

也就是說，被試像實驗1那樣查看了每個場景，對場景做出了回應，然後再完成瑞文測驗和認知控制任務。由於場景呈現和被試回應期間沒有其他干預任務，因此我們添加了一些與場景相關的問題從而使實驗時間與實驗1等同。他們的認知表現彙總在圖3中。

圖3.實驗4中的窮人和富有參與者在困難和容易條件下，瑞文測驗和認知控制任務的準確性。

（左）在瑞文測驗任務上的表現。（右）在認知控制任務上的表現。誤差條反映±1個標準誤。 頂部水平條顯示雙向交互（窮人與富人×困難與簡單）。 * P <0.05，** P <0.01，*** P <0.001。

實驗4結果與實驗1和3中的結果相同。

和之前類似，收入和情境之間存在強交互作用[瑞文測驗：F(1,92) = 4.04，P = 0.04; 認知控制任務：F(1,92) = 6.66，P= 0.01]; 富人和窮人在簡單的情境下表現相似[瑞文測驗：t(48) = 0.41，P= 0.69; 認知控制任務：t(48) = 0.43，P= 0.67]，但在困難情境下，窮人的表現明顯比富人表現得更差[瑞文測驗：t(44)= 3.55，P <0.001; 認知控制任務：t(44) = 3.34，P= .002]。

對於富人來說，情境沒有顯著影響 [瑞文測驗: t(47) = 0.08, P= 0.93; 認知控制任務: t(47) = 0.72, P= 0.47]，但對於窮人來說影響很顯著 [瑞文測驗: t(45) = 3.26, P=0.002;認知控制任務: t(59) = 3.94, P< 0.001]。同樣，窮人的整體表現比富人的整體表現更差[瑞文測驗：F(1,92)= 6.42，P= 0.01;認知控制任務：F(1,92)= 8.74，P= 0.004]。

雖然結果非常一致，但這些發現具有侷限性。實驗室研究產生的因果歸因是以犧牲一些外部效度為代價的。例如，在實驗4中，假設情景本身——即使在給出答案之後 ——仍然可能給人們的認知系統帶來額外負擔。

總體上來說，在所有的實驗中，我們都明確關注財務問題的擔憂。這種明確的關注可能並沒有反映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情況。富有的環境可能會產生其他的憂慮（比如更大量的購買行為），因此產生與窮人類似的負擔。也有可能——儘管不那麼合理——窮人開始組織他們的生活來避免這些擔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進行了實地研究。

3.現實生活中，貧富認知的差異

我們的第二項研究調查了印度泰米爾納德邦Villupuram和Tiruvannamalai地區甘蔗種植區的54個村莊總共464個甘蔗種植農戶。這是一個小農組成的隨機樣本（他們的地在1.5至3英畝之間），他們的收入至少60%是從甘蔗賺取，我們在2010年的4個月期間採訪了他們兩次，分別是收穫前和收穫後。調查中偶爾存在無回應的情況，但是我們所有的前後比較都只包括我們調查了兩次的農民。

在做前後比較時，月份之間的差異（如節日或天氣）可能會產生虛假相關。我們通過研究背景克服了這個問題：由於糖廠的加工能力受到限制，農民的收穫（和種植）日期在3到5個月內交錯排列。例如，一個農民可能會在六月份收穫，而其他人則在八月份收穫。那麼同一個月份對於一些農民來說是收穫前，但對另一些農民來說是收穫後。這個特徵允許我們控制日曆效應。

表1.收穫前後財務狀況和認知能力的變化。

此表格呈現收穫前後農民的財務狀況（A組）和他們的認知能力（B組）的變化。這裡報告的每個係數都是對因變量的普通最小二乘迴歸結果。例如，第1列的第1行顯示平均而言，跟收穫前調查前的同一時間段比，農民在收穫後調查前的15天時間內，他們把財產拿去典當的可能性減少了56.6%。這些係數也考慮了在不同月份進行認知測試所造成的影響。第1列報告整個樣本的結果;第2列報告已經完成收穫但還沒收到款項的農民樣本。每一個單元格的係數γ由單獨迴歸後獲得，yit=αi+βt+γ收穫後it，其中每一排中的因變量都不一樣。這裡i表示個體，t表示時間，y表示因變量，postharvest是一個表示觀察是否在收穫後的二分變量。變量a，b分別反映一組個體和時間固定效應，相應地控制所有時間段（月）與個人之間的固定差異。在方括號內是穩健的標準誤。 *表示在10％顯著; **在5％時顯著; ***在1％時顯著。主要的自變量1=收穫後的時間段，0=收穫前的時間段。

我們的數據顯示，與收穫後相比，農民在收穫前確實面臨著更大的財務壓力：他們更有可能典當東西（78%與4％，P<0.001，n = 462名參與者），並且更有可能貸款（99%與13％，P<0.001，n= 461名參與者）。

農民收穫前比收穫後平均多了1.97次貸款。當被問到“在過去的十五天裡你是否在處理日常賬單中遇到困難？”這樣的問題時，在收穫前他們也更有可能回答“是”（分別為1.62和1.76，這是一個3分制量表，其中1分相當於財務應對能力較差，3分是指財務應對能力較高; P <0.001，n = 462名參與者）。（表1中A部分顯示了排除農民個體和月份固定效應之後的迴歸模型結果。）

我們再次使用瑞文測驗來測量流體智力。對於認知控制任務，我們不能在實地使用空間不相容測驗。因此，我們使用傳統Stroop任務的數字版本，適用於讀寫能力低的參與者。在這個典型的試驗中，參與者會看到“5 5 5”，並且必須快速響應“3”，這是序列中5的數量，而不是最自然想到的“5”。響應速度和錯誤率會被記錄。每位參與者進行了75次數字化Stroop試驗。

如圖4所示，兩次測試中，收穫前後的差異顯著。

在瑞文測驗中，農民在收穫後得分平均答對5.45項，但收穫前僅僅答對4.35項（P<0.001， n = 460名參與者）。在Stroop測驗中，收穫後農民平均花費131秒對所有題項作出反應，而收穫前時間為146秒（P<.001>

圖4 瑞文測驗準確性和實地研究中收穫前後農民的認知控制任務。

（左）在瑞文測驗任務上的表現。（中和右）分別是Stroop任務（測量認知控制）的響應時間（RT）和錯誤率；誤差條反映±1個標準誤，頂部水平條表示收穫前後主要影響的統計檢驗（*** P <0.001）。

我們還報告了控制農民個體和月份固定效應的迴歸結果（表1，B部分）。表1中的每個單元格都是一個不同的迴歸模型。表1第1列顯示，即使在迴歸調整後，瑞文測驗和Stroop測驗的表現仍然存在顯著的收穫前後差異。除了這些收穫前後差異之外，我們還發現，農民對財務緊張的主觀感受強烈程度（使用他們在15天前如何評估他們處理日常賬單的能力來測量）與瑞文測驗的表現和Stroop測驗花費的時間存在負相關（見表S2）。

除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在收穫前後也會發生變化，從而引起我們所觀察到的收穫前後的認知差異。一個可能的主要因素是體力消耗；準備農作物收穫可能會增加體力勞動。另一個因素可能是對作物產量的焦慮；農民可能專注於計算賺多少錢而不是思考如何實現收支平衡。

然而，實際情況中，甘蔗種植不太可能是這樣的。農民通常在他們的土地上僱用其他勞動力，而甘蔗作物的產量可以在收穫前幾個月估計。儘管如此，為了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觀察到在收穫和實際到款之間存在數週的延遲。只有在收到款項的時候，農民的財務負擔才能得到緩解，但在收穫完成之後，體力勞動負擔和對作物產量的焦慮已經完全得到解決。

對於我們樣本中的316名農民來說，“收穫前後”調查的實際上是收穫後但是款項到位之前。如表1第2欄所示，我們對這個子樣本的迴歸方程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高度相似的結果，這表明體力消耗和收穫前的焦慮都不是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

練習效應可能會潛在的影響結果；收穫後的農民可能會在認知測試上做得更好，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第二次參加測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首次抽樣時保留了100名隨機選擇的農民。這些農民在收穫後第一次接受認知測試，他們的分數與原始樣本在收穫後的測試分數進行比較。

如果我們的結果是由於學習效應，我們預計這些新手農民會表現得更差。相反，我們發現這兩個群體在瑞文測驗的準確性和Stroop測試的反應時間上表現相似（表S3），這表明沒有練習效應。有證據表明在Stroop錯誤率上存在一定的練習效應（表S3），但總體模式不能歸因於簡單的測試熟悉度。

我們認為，貧困造成的注意力需求是一種可能的機制[29]。但是可能還有其他調節因素。營養可能是一個候選因素，如果在商場的實驗研究中它不是，那麼在甘蔗收穫研究中營養可能存在影響；因為貧困時農民可能會少吃東西。2009年，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Thiruvarur，Perambalur和Pudokottai Nadu地區，我們採用了同樣的設計進行試點研究，在其中調查了188位農民，並詢問了食品消費情況。

結論顯示Stroop測驗上出現類似的效應（收穫後1.47個錯誤與收穫前2.12個錯誤；通過t檢驗P= 0.006，n= 111名參與者）。收穫前的農民沒吃得更少，他們每個月在食物上花費2663盧比，收穫後花費2592盧比（不考慮購買力平價的話，大約分別為53美元和52美元）。此外，甚至在包含食物消費作為控制變量的迴歸分析中，Stroop測驗的結果仍然存在。

這些發現的一個潛在解釋是壓力。財務上的擔憂可能自然會引起收穫前農民的壓力。事實上，我們檢測了生理上的壓力。在2009年的研究中，我們收集了兩種壓力的生理指標：心率和血壓。這兩項指標都顯示農民在收穫前的壓力更大；他們的心率比收穫前高（78.42與76.38；經t檢驗P = 0.088，n= 188），舒張壓（78.70與74.26，經t檢驗P<0.001，n=188）和收縮壓也是如此（128.64與121.56，經t檢驗P<0.001，n= 188）。

然而，這些壓力差異並不能解釋我們的發現。當我們控制了三種壓力測量指標並且重新估算收穫對Stroop表現的影響時，結果仍然顯著。事實上，收穫後的係數沒有變化[對於Stroop，我們仍然發現在收穫後這個二分變量上的係數為-1.46（0.52），其中t為-2.80，P<0.006; n = 222名參與者]。這表明，雖然收穫前農民確實經歷過壓力，但是壓力不能充分解釋認知功能損害。我們提出的機制——貧困佔據了注意力，觸發侵入性思想，並減少認知資源——本身可以被描述為俗稱的“壓力”：由某種因素誘發的持續性精神參與。

高水平的皮質醇——這一主要壓力荷爾蒙破壞了海馬區

然而，2009年的數據表明，生物學觀點上的壓力——比如這些壓力指標所代表的——不足以解釋我們的發現。這與已有的關於壓力對認知功能影響的文獻是一致的，在這些文獻中同時發現了壓力的促進和損害作用。例如，有證據表明壓力會增加工作記憶能力。

我們發現注意力擷取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機制。它與稀缺對借貸影響的結果相符，與除貧困以外的稀缺領域（從時間不足到有限的卡路里預算）觀察到的需求和注意力分散相一致。但肯定的是，其他機制可能也在發揮作用。例如，貧窮可能通過改變人們的情感狀態來影響認知負荷。我們希望未來的工作能夠測試這些其他機制來解釋這些發現。

4.制定政策的新視角

本文顯示的這些數據揭示了對於貧困的不同視角：貧窮不僅意味著應付資金短缺，而且同時伴隨著認知資源短缺。 從這個角度來看，窮人的能力較差，不是因為與生俱來的內在特質，而是因為貧窮的情境本身會加重認知負擔並妨礙認知能力。換句話說，這些發現不是關於窮人群體本身，而是關於任何人，只要他們認為自己很窮。

這些影響有多大？研究睡眠的科學家已經通過實驗研究失去整夜睡眠對於認知的影響（用瑞文測驗）。用標準差來說，本文中實驗室研究顯示的影響與失去睡眠所導致的影響大小相同，而實地調查結果顯示的影響是睡眠研究影響的四分之三。簡而言之，引發財務問題對於認知功能的影響與失去整夜睡眠相當。此外，其他的研究者對慢性酗酒者與正常成年人，60歲與45歲成年人之間進行瑞文測驗比較，他們也觀察到類似大小的效應。通過校準，根據智商研究人員使用的通用近似值，平均值為100，標準差為15，我們觀察到的影響大小對應於~13智商分數。這些相當大的數字表明貧窮對於認知的影響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實際後果。

這個觀點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首先，政策制定者應該謹防對窮人施加認知稅，就像他們避免對窮人徵收貨幣稅。填寫長表格，準備長時間的面試，解讀新規則或者對複雜的激勵作出反應都會消耗認知資源。政策制定者很少認識到這些認知稅。然而，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政策制定者應該把重點放在減少它們。簡單的干預政策，比如智能缺省，幫助填寫表格，計劃提示，甚至提醒都可能對窮人特別有幫助。

決策者應該進一步認識並應對同一個人認知能力的自然差異。許多項目都對農民施加認知需求，比如說從艾滋病科普到農業推廣服務（向農民提供有關新種子，殺蟲劑和農業實踐信息），這些計劃應該仔細規劃時間。至少，正如我們的研究結果所表明的那樣，它們應該與收穫週期同步，他們在收穫後有更強的認知能力。最近的一項研究用肥料的使用說明了這一點。與收穫季之後的一段時間相比，農民收穫的當下那段時間能做出更高回報率的投資。這些數據表明減少經濟波動的政策中很少被人考慮到的益處：它們不僅僅為經濟穩定作出貢獻——它們實際上能夠提供更多的認知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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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Frank Xu

審校：張洪

原文地址：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1/614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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