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2年以後，以小學生人數增速為代表觀察的中國青壯年人口開始集中流入一部分城市，而離開另外一部分城市。
這種變化首先在小學在校生的數據上顯著體現出來，同步地在住宅銷售市場上體現出來，並幾乎同步地在住宅新開工市場上體現出來。
經過一段時間的滯後，2015年下半年以後，這一趨勢在城市房價中開始體現出來。
為什麼這一系列變化對房價的影響在2015年下半年才開始非常顯著地體現出來，中間存在兩三年的滯後？
需要問的是，人口為什麼集中流入一部分城市而離開另外一部分城市呢？
一個簡單的想法是有一部分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就業機會，更好的收入水平，所以人口開始向這一部分城市流動。
但是我們對於數據檢查的結果顯示這種想法並不正確。
我可以看到2011-2012年左右是一個斷點。在2011年之前，這兩組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水平接近。
2012年以後，這兩組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出現了非常顯著的分化。
人口集中流入的這些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顯弱於對照組。這一情況在歷史上是沒有的。
換句話說，人口向這些城市流動，並不是因為這些城市有更好的就業機會。
因果關係是反過來的。
因為一些其他的原因，人口開始流入一部分城市；對於這部分城市來講，由於人口的大量流入，勞動力的供應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工資的增長放慢，房價的上升加劇。
這一結果非常清晰地告訴我們，人口流向的變化與經濟機會的差異是沒有關聯的。
那麼人口流動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認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教育資源在不同城市之間分佈的差異。
對於孩子正在上小學的年輕父母而言，要選擇在哪個城市定居、生活和工作，除了考慮就業的機會，還會考慮這個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教育的水平，環境的質量，治安的好壞等一系列因素。
而這些因素在中國不同城市之間的分佈具有非常大的差異。
如果年輕的父母集中去選擇一些教育資源非常好的城市，這些城市的人口流入就在上升，並導致了這些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供應上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慢，同時表現為小學在校生人數增速上升，房價上升，以及住宅新開工上升。
以此衡量的教育資源層面上相對投入最大的城市是廈門和深圳，而廈門和深圳也恰恰是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
如果考慮深圳有非常蓬勃的經濟增長作為人口流入的支撐，廈門受經濟因素的影響至少不像深圳那麼突出。
但是當我們從教育和財政支出的角度觀察，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差異，例如呼和浩特、西寧、烏魯木齊、海口等城市人均教育支出相對較少，人口流入也要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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