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考察學習歸來好幾天了，感受頗多，卻又不知從何說起，人說：“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是啊，浙江，作為革命航船的起航地，改革開放的先行地，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所提“八八戰略”，由富起來向強起來邁進的探索地，其百折不撓，敢為人先，令世界關注，令國人感嘆的中國故事，實在太多了，義烏經驗，溫州模式，杭州樣板，新浙商故事與從“美麗浙江”到“美麗中國”、從“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國”、從“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國”從“從海洋強省”到“海洋強國”，乃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浙江發展水平，成為丈量中國現代化的標尺。和我同行者說：浙江經濟發達，咱們再10年也趕不上人家的腳後跟，辦什麼事都要花錢，咱有嗎？高志峰同志考察歸來寫了六首小詩，其中一首他這樣說：“天上有云計算忙，地上有格精細防，空中有網全瞭望，到處有眼掃惡魔。”同行者說：就這雪亮工程，咱投資起嗎？天上雲、空中網，地下格，沒錢都瞎忙。好吧，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大夥調侃的話倒提醒了我，該寫什麼了—楓橋經驗。
楓橋，浙江諸暨市一個古鎮。
“楓橋經驗”誕生於1963年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當年11月，楓橋區教育運動試點基本結束，公安部到浙江瞭解試點中有無捕人的情況 ，當得知楓橋區的做法是採取給出路的政策，即發動和依靠群眾，對絕大多數地、富、反、壞“四類分子”開展說理鬥爭、擺事實、講道理，把他們改造成有益於社會的新人的做法後，公安部領導予以肯定。隨即向正在杭州的毛主席做了彙報。毛主席高興地說：“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11月22日毛主席在公安部報送的材料上批示：“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後，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幹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從此楓橋經驗風靡全國。
但“楓橋經驗”是一個動態、開放發展的經驗，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經驗。“文革”10年，“楓橋經驗”推廣工作被迫中斷，但楓橋人相信他們的做法和毛主席的批示是正確的，期間，他們先後創造了就地改造流竄犯，幫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違法人員的做法。“文革”結束後，又率先對“四類”分子評審摘帽，此舉為全國範圍內開展這項工作提供了樣板。
時光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隨著社會轉型，人民內部矛盾突顯，楓橋人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創建了“四前”工作機制，即：“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預防前，預防工作走在調解前，調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發展快，社會文明進步”的良好局面。“楓橋經驗”成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個典範。
進入21世紀，隨著改革進入深水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訴求日益強烈，楓橋人突出以人為本理念，不斷創新和發展社會綜治機制，率先整合綜治辦、信訪室、司法所為統一的綜治工作中心，從而解決了多頭管理的體制弊病。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網絡化管理和立體化防恐體系建設，建立了一支遍佈全鎮的網格員隊伍，他們運用大數據平臺實時監控追蹤案件的處置，並把大數據平臺引入“四個平臺”（綜治、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建設中。在充分運用“四前”機制基礎上，楓橋創新實施“矛盾化解五分法”：分工負責，維穩責任具體化；分塊實施，綜合治理網格化；分層掌控，源頭預防動態化；分級聯動，矛盾化解即時化；分類管理，服務教育人本化。從此“楓橋經驗”被賦予新的科學內涵和時代特徵。
2017年12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浙江調研時指出：為了群眾，依靠群眾，是“楓橋經驗”的核心要義，也是“楓橋經驗”50多年來歷久彌新的關鍵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0月9日就“楓橋經驗”批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如何理解中央領導所說的核心要義和重大意義：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認為：楓橋經驗是中國基層法治的經驗，對於健全發展中國法治具有重要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熊選國認為：楓橋經驗源於治安，超於治安。新時期的楓橋經驗已經從犯罪預防擴展到各個方面，只要是需要穩定發展的地方，就有楓橋經驗的創新運用，這就是其生命力所在。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諸勇認為：楓橋經驗涉及到一個司法解決和民間調解的關係問題，涉及到國家基本方略問題，法律有時會傷害人際關係和民風，而楓橋經驗正提供了淡化矛盾衝突，維護人際關係，弘揚和諧民風這樣一種機制，它的解決目的不完全在於爭端本身，而在於人際關係的重構，對於基層社會的穩定和治理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盧建平認為：楓橋經驗在中國具有代表性、普適性，小城鎮大道理。他的普適性表現在，法網再嚴苛的國家，也不可能把社會所有的問題，矛盾糾紛犯罪，統統包攬無餘。在處理不同問題的時候，不同主體具有不同的資源和優勢。楓橋經驗適應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又有地方特色，從單個創新到全國的創新，楓橋經驗的價值就充分體現出來了。
確實，我們不可把“楓橋經驗”理解為單純的民間調解，它是民間調解與法律之間的一個優化結合，在楓橋有一個很有名的老揚調解工作室，他組建於2008年，該工作室以專業調解人員為主，社區民警參與，特邀調解員輔助，志願者聯動的調解中心，此老揚名光照，有18年的軍旅生涯，1986年轉業楓橋，當了一名普通民警，2010年8月，他到了退休年齡，但在楓橋鎮政府的挽留下，專門成立了老揚調解中心，據不完全統計，至2017年，老揚調解中心調解的群眾糾紛多達3000餘件。2014年11月26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頭條播報了“習近平會見全國離退休幹部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的新聞，揚光照作為先進集體的10名代表之一，上臺接受表彰，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握手併合影留念。2017年7月，楊光照的徒弟娟子又註冊了娟子工作室。如今有事找娟子，一撥就靈，成了當地品牌，而在此之前的2016年，楓橋鎮人民調解委員會下屬又成立了楓橋大媽聯合會，娟子工作室與此在婦女維權，家庭矛盾調解方面起了功不可沒的作用。
紹興市政協提案委主任柴英龍，紹興市政協委員趙林中撰文認為，與時俱進的“楓橋經驗”之所以可長期複製推廣並永葆青春，常抓常新，在於四句話十六個字。即小事依規，大事依法，網格管理，知良樹德。而指導思想兩句話， 一走群眾路線，二靠法治思維，落腳點仍然是就地化解矛盾，基層解決問題，該文認為，21世紀的農村基層，調解對象，調解內容，調解工具和手段都發生了變化。所以“楓橋經驗”必須根據對象、內容、工具、環境等的改變，賦予其新的內涵和方法。該文認為今日中國之農村調解對象由五類組成。一是新型農民群體，這些人有思想有文化敢作為。二是個體經營戶，見多識廣，信息靈通，交往廣泛。三是企業職工生活半徑很大。四是外來務工人員，成份複雜，素質不一，是社會治安維護的重點對象。五是城中村改造安置戶，無固定工作，以自謀職業為主，所以調解工作具有艱鉅性。而調解內容，之前是鄰里糾紛和社會治安，而如今涉及經濟糾紛，勞資糾紛、社會矛盾，利益訴求等：調解手段和工具，以前是單一的“老孃式”調解和相對單一的司法調解，如今法律思維日益完備，加之互聯網、大數據，雲平臺時代的到來，對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糾紛調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楓橋經驗”必須小事依規，大事依法，網格管理，知良樹德。這裡所說小事依規的規指村規民約，廠規廠紀。大事依法的法，即我們所說的法律武器。而網格管理即是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信息暢通。知良樹德則指群眾思想修養，道德情操，綜合素質的提高。
在我們臨縣，近年來大項目不斷，由此引起的徵地拆遷糾紛不斷，很令上下各級頭疼，諸暨市作為全國有名的富裕地區，小廠房小企業很多，違法佔地，違規建築也不少，他們是如何拆遷的呢？一次性拆除，必會引來各方牴觸，但既然定了就要拆除，畢竟是違法違規的佔地和建築。他們首先啟動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然後走訪民意，把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要求作為工作重點，對確實影響生產，住房困難的居民，按照政策落實土地或房屋。而在工作啟動後，第一步先拆領導幹部違法違規佔用。其次普通黨員幹部違建。第三，企業違建。最後才是老百姓的違建，此項工作年初開始，10月完成，每10天啟動一輪新任務，各責任主體每10天必需拆除100米，既沒有引發矛盾激化，也沒有重大群體性事件和上訪發生。當地一個媒體說：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先有紀委介入督辦前三類人的違建，百姓就沒有太多怨言。
北京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長袁振龍是構建大綜治格局課題的負責人，他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和經濟發展程度相比，我國社會管理相對滯後。中國將長期面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如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分配，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等。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影響大局。
中央黨校教授向春玲曾受邀前往中南海，參與探討社會管理的思路和對策，她說：近年來的徵地拆遷、司法公正、勞資糾紛、醫患關係等多方面問題都是中央高層如此重視社會管理的催化劑。而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楓橋經驗”與依法辦事相輔相成，這也是“楓橋經驗”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所在。 （高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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