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報》有一個特別之處，這一天的報紙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廣東潮安縣磷溪公社考生陳平原。當年的高考作文，《人民日報》先後選登了三篇，陳平原是其中之一。原文見以下《附件一：大治之年氣象新》
附一：大治之年氣象新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偉大的祖國，迅速走向大治，條條戰線凱歌高奏，捷報頻傳。在這大治之年，每天，都有許多喜訊激動著我的心。在這裡，我要說的是，受“四人幫”危害最嚴重的教育戰線，也變得煥然一新，大有希望了。
不久前，我走訪了我的母校。冬日的早晨，北風呼呼，寒氣迫人。可是，校園裡卻是一片熱氣騰騰的景象。踏進校園，最先映入我眼簾的是廣場兩側矗立著的兩個專欄。左邊那個批判專欄裡，一篇篇批判“四人幫”炮製“兩個估計”，破壞教育革命罪行的戰鬥檄文，象匕首，象投槍，直插“四人幫”的心臟。右邊那個頌歌欄裡，琳琅滿目的散文、詩歌、美術，熱情洋溢地歌頌華主席抓綱治國的豐功偉績，讚頌大治之年出現的新氣象。突然，一幅題為《春滿校園》的圖畫把我吸引住了。校園，在畫面上佔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作者騰出大部分的空間，用有力的筆觸，濃烈的色彩，描畫出一枝含苞怒放，絢麗奪目的杏花。這別具匠心的構思，可真引人入勝。欣賞著這枝杏花，聯想到那“關不住”的“滿園春色”，真叫人心曠神怡，情思馳騁。
“叔叔”。一個聲音把我從沉思中喚醒。我回頭一看，啊，是我的小鄰居林強。只見他從自行車後架溜下來，拄著柺杖，朝我這邊一拐一拐地走來。我忙迎上去，扶住他。前兩天，林強為了搶救一個在公路上玩耍的小孩，左腿被手扶拖拉機撞傷了。我察看了他的傷勢，接著便責備他：“醫生叫你別來，你怎麼還來？”林強眨了眨眼睛說：“不來，那怎麼行呢？人家在學習，我在家休息，多可惜呀。有小剛用自行車載我，我能來。”
“鈴……”上課預備鈴響了，我攙扶著林強，朝教室走去。林強見我不理解他的心意，便說：“叔叔，前兩年，在‘四人幫’的毒害下，我沒有認真讀書。現在，我要三步並作兩步，急起直追。時間，對我來說是多麼寶貴啊。我常想，一天要是有四十八個小時那該多好啊。叔叔，您說，這個時候，我能躺在家休息嗎？”聽了林強的話，我感慨萬分。一年前，林強還是個經常逃學，四處闖禍的“猴王”。可現在變了，變得真快呀。
把林強送進教室後，我便去找學校革委會陳主任。陳主任向我介紹了學校的簡單情況，接著便領我循著琅琅的讀書聲，來到了高一（3）班教室門口。在那寬敞明亮的教室裡，老師正在講解葉副主席的《攻關》詩，同學們聚精會神地聽著、記著。教室門口那張學生成績登記表告訴我，同學們攻關取得了顯著成果。
陳主任感慨地說：“這樣的學習氣氛，這樣的學校新貌，在‘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是誰也不敢想象的。那時候，毛主席的教育路線被他們篡改的不成樣子。我們這些被罵為‘臭老九’的，欲幹也不能。那‘智育第一’、‘復辟回潮’的帽子壓得人抬不起頭，直不起腰。”陳主任點燃了一支菸，揚起眉毛笑了笑說：“現在可不同了。華主席為咱除了四害，砸開了長期套在廣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枷鎖——‘兩個估計’。現在，我們可以大幹了。同志們說，現在再不好好幹，可就對不起華主席、黨中央了。”
接著，陳主任又給我介紹了《春滿校園》的作者魏老師的情況。魏老師年近六旬，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病，這兩年一直在家休養。他正在準備辦理退休手續時，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他柺杖一扔，立刻跑回學校要求參加工作。學校領導考慮他的身體情況，只分配他教幾節地理課。可他卻份內份外一起抓，經常幫助青年教師備課，最近又主動承擔起輔導準備參加高考的同志的任務。大家都說，魏老師煥發青春，老當益壯了。
下課鈴響了。在那灑滿陽光的校園裡，我和魏老師漫步、談心。魏老師，鬢髮斑白，面龐清瘦，精神矍鑠，大概是因為熬夜，眼裡佈滿血絲。當我要求他談談是怎樣搞好教育工作的時候，他搖了搖頭，謙虛地說：“我只做了我應該做的一點點工作。”而當我倆談起四個現代化的宏偉圖景時，魏老師的話可就象打開了閘門的流水，滔滔不絕。他說：“‘滿園青山夕照明’。我希望自己能再活二十三年，親眼看看四個現代化的美景。同時，盡我的最大努力，為黨多做一點工作，使晚年放出更大的熱。這樣，當我一旦躺下的時候，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說：我無愧於我們偉大的時代。”聽了這一席感人肺腑的話，我不禁為這位老教師寬闊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所深深感動。我明白了，我們的偉大祖國之所以能在大治之年突飛猛進，是因為有華主席、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有千百萬象魏老師這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忠誠黨的事業的革命者。我深信，有這樣偉大的黨，有這樣偉大的人民，任何困難也阻擋不住我們偉大祖國向四個現代化邁進的步伐。
看到這滿園春色，我不禁又想起魏老師那幅畫。當我問起那幅畫的創作經過時，魏老師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教育戰線出現的新變化，每日每時都在激動著我的心，逼得我不得不拿起畫筆。也許有人會說，這校園並沒花呀。可我說，那幾百個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茁壯成長的青年學生，不就是幾百朵向陽花嗎？”
說得多好呵。何止我們的青年學生，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革命知識分子，不也是朵朵向陽花嗎？他們，沐浴著黨的陽光，開放在千山萬嶺，點綴著祖國的嶄新氣象，裝扮著時代的美好春天。（原載《人民日報》1978年4月7日）
1977年冬天，23歲的陳平原和570萬中國年輕人一起，走進了久違的高考考場，這場本該一年一度的考試距離上次開考，已遠隔了11年。1977年的這場高考是“文革”十年久旱後的一場知識界的甘霖，中國知識分子積壓了十幾年的苦悶，在那短短的幾個小時裡釋放得淋漓盡致。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再次成為整個中國的社會風尚。
陳平原近照
“作文寫得不好，考場歷來不出好文章的，”如今回頭看那篇曾經轟動一時的高考作文，陳教授只是揮了揮手，一句輕描淡寫，轉而卻說：“但高考確實改變了我的命運。”
陳平原的高考作文見報時，他正處在天之驕子間的激烈競爭中。校園裡，大學生們自然而然地分為“城裡人”和“鄉下人”兩派。像陳平原這樣上大學前連火車都沒見過的，理所當然地屬於鄉下一派了。兩大集團間並沒互相排斥，只是話題和興趣有所不同。
記得有位北京的同學說，他們家的鄰居是朱德的警衛員；也有廣州的同學不時把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掛在嘴邊。像我這樣小地方出來的，會有一種戰戰兢兢的感覺，特別怕露怯。而且上大學後，我很快就明白，必須正視自己知識結構上的缺陷。不說別的，“文革”中北京知青的地下讀物，和我在粵東山村裡所讀的書，完全是兩回事情。
1977年12月，陳平原全家照
記得有位老師提醒：小地方來的同學不要自卑，一開始起點低，到畢業時，可能比大城市的同學更有出息。因為大城市裡誘惑多，起點比較高的城裡人，自視甚高，喜歡吹牛，不像小地方來的同學有強烈的求知慾望，且全力以赴學習。現在，我也用這個觀點敲打或激勵我的學生。
但是，還沒有等到畢業，陳平原的這種“階層感”就被打破了，“那篇作文讓我比較快地完成了這個轉變。”陳平原曾經寫過一篇《永遠的“高考作文”》（見下文附件二）回顧這段經歷：
有一天，指導員跑來告訴我，電臺廣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複述的幾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筆。同學們紛紛猜測，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錯了？如果是，此公入學資格都成問題……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後來我到食堂打飯都不敢抬頭。直到幾天後，《人民日報》刊出了我的作文。“城裡人”對我也刮目相看了，有的道賀，也有的很不以為然。
附件二：《永遠的“高考作文”》
這是一篇並不出色，但影響很大，乃至改變了我整個命運的短文。15年後重讀當年的高考作文，頗有無地自容的感覺；可我還是珍藏當初得悉我的高考作文發表在《人民日報》時的那份驚喜、驚愕，以及平靜下來後的沉思。那是我治學生涯中邁出的關鍵性的第一步，我很慶幸沒被這不虞之譽壓垮。
1978年春天，作為恢復高考後招收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和我的同學自我感覺都特別良好；戴著校徽上街，也總有人投來歆羨的目光。只是在校園裡，同是“天之驕子”，競爭已經悄悄展開。那時，剛入學的新生必須接受一個多月的軍訓，好在地點在大學校園而不是在軍營，除出操外，還有不少由系裡組織的大會小會，以便新生熟悉大學環境。幾天下來，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同學開始挺起胸膛走路，他們確實見多識廣；而像我這樣上大學前連火車都沒見過的鄉下人，開會時只能貓在角落裡不吭聲，免得露怯。很快地，城裡人（必須是大城市，中小城市不算）和城裡人，鄉下人（大城市的插隊知青仍是城裡人）和鄉下人，各自組合成聊天集團，開始“侃大山”。其實兩大集團之間並非有意互相排斥，只是各自話題和趣味不同，自然而然就分開了。表面上兩大聊天集團都很活躍，只是“城裡人”聊天時的聲調更高，笑聲也更朗。終於有一天，這種剛剛造成的“階層感”給打破了。原因是指導員（即現在的班主任）跑來告訴我，電臺廣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複述的幾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筆。這下子可熱鬧了，同學們紛紛猜測，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錯了。若如是，此公入學資格都成問題（半年後，班裡真有一位同學因被查出高考成績登記錯了而被送回原籍）。因而，那兩天兩大集團聊天時都儘量壓低聲音，頗有神秘感。我則因成了懷疑對象而獨自在校園散步。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這種特殊身份，使得我上食堂打飯時都低著頭，以避開各種好奇且帶審視的目光。直到幾天後，《人民日報》刊出了我的高考作文，我才重新抬起頭來。
......
後來，陳平原“拜讀”了好幾遍自己的作文，卻始終沒品出味來。
直到有一天，看到好幾種《高考作文選評》中，把這篇文章說成一枝花，這才恍然大悟。“入學前我在中學教語文，作文自然有章有法，那些才氣比我大的小作家們，寫的都是文藝性散文，不大合高考作文的體例。”
對於1977年高考作文的評分標準，當年的閱卷老師歸納了這樣幾條標準：字數較多，結構完整，內容基本符合題目，能記住報刊上的一些時髦詞語，而且能把這些詞語寫得連貫，錯別字少。陳平原的這篇作文，從結構、語言到敘述方式，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特色。
採訪中，陳平原一再表示，“這篇作文跟如今的高考作文相比，水平差很多。”但對他高考作文的讚譽之聲，卻縈繞多年。暑假回家，還有不少家長領著孩子來請教，陳平原只好逃跑，把這個任務留給長期做語文老師的父母。談到這篇高考作文的價值，陳平原自嘲道：大概無論我如何努力，這輩子很難寫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響，更能讓父老鄉親激賞的文章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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