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信息瀰漫的社群中，總會與一些資訊不期而遇，最近引起熱議的王菊，便是一例。
粉絲與自我的美學維度
對於粉絲的分析不再視粉絲為文化工業下的被動觀者，他們的偏好、主動性與創造力都是追星的必要部分。追星其實也是造星的過程，由於明星對於粉絲的自我建構的意義，所以粉絲在為偶像消費的同時，也在消費著偶像。
查看王菊的資料，特別有意思的是其粉絲即“陶淵明”或“小菊豆”。所謂“王菊的粉絲，才是最牛逼的營銷團隊”一說，更突出了粉絲“製造”偶像的能動性。偶像與粉絲的共生互惠關係不是什麼新鮮說法，至少在李宇春那一屆的超級女聲，我們就可以感受一二。
從李宇春到王菊，十餘年間，追星生態中，一些東西加強了，一些東西改變了。這裡難以做出全面的比較，不妨拋磚引玉，提出一點——個性的審美維度的突出。
追求個性、彰顯自我，不啻是這個時代的霸權話語。此時，做“我”不僅值得嚮往，也是一項不得不的強制義務。在貝克、鮑曼和閻雲翔等的分析中，這種“自我文化”（self-culture）自有其結構性動力——不論是西方的自反性現代性還是中國的政治主導。
拉什則突出了其中的美學維度。在個體自願性強、參與度高的追星中，這一面向或許體現得尤其明顯。王菊的自信和個性吸引了粉絲，並因其獨特而有別於其他小姐姐，粉絲通過追的行動來表示對王菊特質的認同，雙方在交換之間，共同建構了“自我”的美學敘事：對“我”的肯定，成為異質個體交往的最大公約數，在每個人都需要尋找、確立和表現自己身份的現時代，對獨特的、多樣的個性的表現與認同，實質上就確證著我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儘管資本和權力會滲透於追星之中，儘管原子化的消費者被規訓、同時也反轉為屏幕裡的偶像被凝視——這些視角和事實都存在，但是王菊的爆紅，也傳遞了一些讓人樂觀的信息，即推崇個性的美學維度的彰顯。
對“女性”的突破
同樣能夠將王菊與李宇春對比的，是二者對於女性身份的溢出。
當年李宇春走紅後，“中性”的標籤引來了不少汙名之舉。而今王菊上了熱搜，有評論認為她是美貌拜物教中的一股清流。
輿論的寬容可見一斑。“中性”摒棄了非男即女的性類屬（gender category）二分，是對性別分類秩序的威脅，外加的本質主義曾給了多少暴力以合法性。無可否認，對於性別多元表達的接納遠未實現，但信念的鬆動與實踐的流動，賦予了性實踐的參差多態以更多空間。
另一方面，女性的身體常被批判性地理解為男性本位文化的產物，為了男性的視覺享受和心理滿足，女性在男權統治中經歷“他者的內化”，被異化、被扭曲、被壓制。然而從主位視角出發，女性對愉悅自我的訴求也有其合理性。
王菊不美，但她也贏得了粉絲的喜愛。在相關的評論中，有的把外表和內裡並置且對立，如《王菊的這波爆紅告訴我們：沒有靈魂，美貌也就 5 分鐘的事》。一方面，可以看到諸如“自然”與“文化”這樣的二元對立原型的不斷浮現，另一方面，這種不同的聲音雖然不應被高估，但其作為“小趨勢”（馬克·佩恩語：那些小的、新的、熱情的群體，正在社會發展中起著重大作用），意義也可能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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