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戰歷史回顧：多次挑起事端，擅長多維打擊

引言

特朗普上任後，美國的貿易保護傾向明顯加重，與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摩擦爆發頻率也顯著提升。貿易戰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前進的嚴重阻礙，貿易戰升級的風險也將顯著影響此輪全球經濟復甦的前景，受到市場的密切關注。此文是我們關於中美貿易戰的第一篇專題，主要就歷史上發生的美國與其他主要國家之間的貿易戰進行梳理，以歸納出雙方在貿易戰中的普遍舉措及其影響。

二戰後美國與歐共體（歐盟）的貿易戰回顧與分析。從歷史上的貿易戰中可以看出，貿易戰一般都是在經濟遇到危機或行業遇到困境的狀況下爆發。經濟危機時的貿易戰相對廣度更大，行業困境時的貿易戰範圍則相對受限。另外，貿易戰的手段進步明顯，二戰前簡單的關稅壁壘等貿易戰方式變得更加複雜和隱蔽，“反傾銷”與“反補貼”懲罰、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自產比例限制以及根據國內的貿易法條款進行調查後製裁等正成為普遍的貿易戰舉措。結果上看，儘管歐盟經濟實力較美國相差不大，但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使得歐盟在各次貿易戰中略佔下風。

二戰後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戰回顧與分析。儘管貿易戰本身雙方僅進行了進口限制與投訴反制，但《廣場協議》給美國帶來的綜合戰略優勢不容忽視。在協議框架下，日本政府缺少政策調整空間，處處陷於被動。在貿易戰中，也只能採取投訴等相對溫和的處理方式。最終結果日本一敗塗地，不僅喪失了經濟增長的前景，也迎來了“失去的20年”。美國在貿易戰中利用其強大的綜合國力展開貿易、金融、匯率等維度的多維打擊在美日1985-1995年貿易戰中有所呈現，日本雖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但反制手段相對單一而溫和，最終結果自然偏向美國的初衷。

二戰後美國與蘇聯的貿易戰回顧與分析。80年代美蘇之間的貿易戰可以說是美國多維打擊的“經典“。相比美日70年代在經濟金融領域開打的多維貿易戰，美蘇此輪貿易戰還綜合了外交、政治、文化等更廣泛的維度，突破了經濟金融領域的限制。究其根本，美蘇之間的貿易戰已突破經濟範疇，政治角力才是主導因素。此處將美蘇之爭作為貿易戰案例展示也是為了體現美國進行貿易戰的強硬和靈活。

■ 歷史回顧：中國加入WTO不足20年，貿易戰經驗欠缺

中國加入WTO之前，貿易戰反制手段簡單。2001年前，中國由於尚未加入WTO，且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反制手段相對單一簡單，除在部分問題上的堅決態度及調整國內行業規範外，並沒有能夠給美國施以足夠強硬有效的反制手段。從結果上看，中國雖短期受損，但貿易戰週期較短，並沒有顯著影響中國的進出口貿易。

中國加入WTO之後，貿易戰反制能力有所加強。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增強，貿易戰反制能力也相應有所加強。從國際和歷史經驗上看，美國擅長組織多維貿易戰，中國需在經濟、金融、匯率及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領域做好充足的應對之策，以避免貿易戰全面升級後由於缺乏經驗而產生本可避免的損失。

一、引言

1.1 美貿易保護傾向嚴重，中美貿易戰風險加劇

特朗普上任後，美國立即退出TPP，繼而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另外特朗普還在訪問中國、德國、日本、韓國等主要貿易伙伴國時強調縮減貿易逆差等問題，美國的貿易保護傾向明顯加重。從近期美國開出的貿易罰單與調查名錄來看，美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爆發頻率顯著提升。結合目前全球經濟溫和復甦的背景，可以發現貿易戰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前進的嚴重阻礙，貿易戰升級風險也將顯著影響此輪全球經濟復甦的前景。

二、 國際經驗：美國多次挑起事端，擅長多維立體打擊

二戰後，隨著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簽署，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得以構建，但此後美國與各國的貿易摩擦卻時常發生。由於歐共體（歐盟）、日本及蘇聯（1992年後為俄羅斯）經濟體量可觀，也有一定的反制能力，所以我們主要研究美國與上述國家之間的貿易戰。可以發現，美國在貿易戰中擅長多維打擊，且可以憑藉其絕對優勢的國際地位及科技水平對貿易戰對手進行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但日本及蘇聯（1992年後為俄羅斯）的反制手段卻相對單一，缺少靈活多變的應對之策。這也導致了貿易戰的結局往往更偏向於美國的初衷。

2.1 二戰後美國與歐共體（歐盟）的貿易戰回顧與分析

“大蕭條”時代，美歐就由於經濟危機而爆發過廣泛的貿易戰，包括互相提高進口商品關稅稅率等簡單措施，最終貿易戰並沒有使得歐美逃脫經濟大蕭條的衝擊，相反全球貿易的大幅衰退使得經濟衰退日益沉重。直至二戰結束，新的全球治理體系與經貿體系才得以建立。

1、20世紀70年代美歐貿易戰（主要討論農產品及鋼鐵領域）

二戰後，美國實施了幫助歐洲經濟重建的馬歇爾計劃，全球經濟重建以及戰後貿易、金融體系的新建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迎來了黃金髮展期。經濟重建使得歐洲各國開始恢復元氣，1967年歐共體成立後，西歐國家的實力得到進一步增強。隨著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歐洲與美國的貿易爭端開始出現，並迅速升級。

20世紀70年代中前期，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中東國家實行石油禁運並哄抬原油價格帶來了石油危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增速緩慢，通貨膨脹高企。“滯脹”時代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擴張速度趨緩，各國經濟增長更加依賴出口，於是美歐等國開始就雙方市場及第三方市場展開激烈爭奪。從貿易差額的變化上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期雙方貿易戰期間，美歐貿易狀況均有所好轉。其中美國貿易逆差有所收窄，英國貿易順差有明顯回升。當時正處在產業升級的背景下，航空航天、計算機、信息等行業尚未發展壯大，鋼鐵、機械、汽車、化工等產業仍為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歐美在該階段爆發的貿易戰主要集中在農產品與鋼鐵領域。

在鋼鐵領域，美國鋼鐵公司、伯利恆鋼鐵公司等七家鋼鐵企業以聯邦德國等西歐十一國鋼鐵公司接受政府補貼，並以低於成本以下的價格向美國傾銷鋼材為由，在1982年1月中上旬向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提交了針對西歐十一國鋼鐵公司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訴訟。之後美歐在鋼鐵領域的貿易戰顯著升級。

伴隨著雙方互相的指責，美歐在農產品與鋼鐵領域的貿易戰也一直在延續，貿易戰戰場也從歐共體擴張至中東、印度等第三方進口市場。直至資本主義世界逐漸走出經濟危機，全球市場開始恢復一定的擴張速度，雙方的農產品貿易戰才逐漸降溫。儘管貿易戰期間美歐均獲得了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但作為代價，財政赤字也有明顯上升。

由於70年代正處於美蘇冷戰時期，美歐貿易戰並沒有發展到更深入全面的程度，貿易戰雙方所用對策大都是在關稅總協定的框架下通過“反傾銷稅”與“反補貼稅”等合法途徑來變相提高進口關稅稅率，較二戰前單純的關稅壁壘設置有所發展，貿易戰的結果則相對緩和。

2、20世紀90年代初美歐公共採購領域貿易戰

1993年上半年，美歐多國經濟增速下行，德法兩個歐共體核心國經濟增速轉負。出於遏制美國廠商在機電設備、通訊、能源、安全、運輸設備等公共採購領域對歐洲市場佔領的動機，歐共體在1993年1月出臺了關於政府採購商品的法令，要求歐共體12個成員國在將進行政府採購時禁止採購歐共體生產部件不足50%的產品，同時要求在歐共體廠商生產的產品價格不高於外來商品3%的前提下，優先採購歐共體自身生產的產品。針對這項規定，美國政府對歐共體實行政府採購領域的貿易制裁，禁止美國政府採購歐共體生產的產品及提供的服務。雙方不肯讓步，歐共體堅稱美國政府的制裁程度顯著高於歐共體對美國廠商的制裁程度，而美國則要求先制定貿易限制法令的歐共體率先退出制裁。儘管雙方均不肯退讓，但協商也在同步跟進。美歐雙方於1993年4月21日關於機電設備市場的開放達成一致，儘管此後雙方在部分領域仍在互相進行制裁，但保持了鬥而不破的狀態。整體看，美國由於相關領域壟斷廠商市場在國內市場的控制力強，成本端優勢較明顯，在該貿易戰中受到的損失顯著低於歐共體。

90年代貿易戰的對策有所發展，開始規定商品的自產比例限制以及自產商品的採購優先權，豐富了貿易戰的策略。

3、21世紀初美歐鋼鐵貿易戰

2001年6月，鋼鐵行業全球面臨產能過剩問題，美國國內鋼鐵廠商經營困難，於是在行業協會要求下，美國針對歐盟、日本、韓國等8國的鋼鐵產品出口可能給美國鋼鐵產業造成嚴重損害，從而涉嫌違反“201條款”進行全球保障措施調查，最終調查結果確認上述國家鋼鐵進口違反“201條款”，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提交報告後，布什總統裁定自2002年3月20日開始對大多數種類鋼材進口徵收為期3年最高達30%的關稅，並對厚鋼板實行進口限額，同時實行鋼材進口許可制度。受此影響，歐盟、日韓等國的鋼材出口量大減，各國也在之後作出反制措施。其中歐盟在3月27日通過了臨時鋼材保障措施，決定對進口鋼材徵收最高達26%的關稅，同時進行進口配額制度。另外，歐盟、韓國、日本、中國、瑞士、挪威、新西蘭和巴西等八國也通過向WTO申訴及提高相應關稅稅率進行反制。

貿易戰中，墨西哥、加拿大兩國由於與美國同屬於“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而免於受限，歐盟作為當時美國進口鋼材的最大來源地，受損最大。亞洲的中日韓等國的鋼鐵行業也受到一定損失。美國的鋼鐵行業在貿易戰中後期則由於鋼價的大幅上漲而受益。

從美歐在二戰前後的幾次貿易戰中可以看出，貿易戰一般都是在經濟遇到危機或行業遇到困境的狀況下爆發。經濟危機時的貿易戰相對廣度更大，行業困境時的貿易戰範圍則相對受限。另外，貿易戰的手段進步明顯，二戰前簡單的關稅壁壘在關貿總協定（之後為WTO）的框架下難以展開，貿易戰方式變得更加複雜和隱蔽，“反傾銷”與“反補貼”懲罰、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自產比例限制以及根據國內的貿易法條款進行調查後製裁等正成為普遍的貿易戰舉措。結果上看，儘管歐盟經濟實力較美國相差不大，但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使得歐盟在各次貿易戰中大多被動，且略佔下風。

2.2 二戰後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戰回顧與分析

二戰後美蘇爭霸如火如荼，日本作為制衡蘇聯的“盟國”得到了美國大量的政策照顧。但隨著蘇聯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的崩潰，日本的“橋頭堡”作用大幅減弱，反而其強大的經濟規模及較快的經濟增速給美國帶來了空前的壓力，加上日本大規模的貿易順差與強大的出口競爭力壓制了美國收窄貿易逆差和提升出口的空間，美國與日本全面貿易戰的來臨已不可避免。

在20世紀七十年代，日本與美國在部分領域產生了貿易摩擦，但日本都通過適當的讓步巧妙避免了貿易摩擦的升級。進入80年代，美國發現日本政府的所謂讓步收效甚微，日本商界的內部合作與民眾對本國產品的偏好均降低了美國產品對日本市場的吸引力。於是美國針對日本經濟嚴重依賴出口、投資及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的問題，決定通過貿易戰來抑制日本出口，進而降低其經濟競爭力。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在該背景下籤署《廣場協議》。該協議的初衷是通過各國政府調整利率水平引導美元貶值，從而增強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大規模逆差的狀況。但日本由於內部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均失衡，經濟過度依賴出口與投資，在《廣場協議》簽署並實施後，日本貿易順差與出口增速均有所回落，且持續低於美國，日本經濟增速在1985-1986年間顯著回落。之後日本雖通過國際併購與境外投資刺激了經濟，且國際資本受日元持續強勁升值預期吸引進入日本的股市與房地產，但日本企業的跨國投資與國內的股市房市很快呈現泡沫化，且日趨嚴重。加上同期日本政府並沒有意識到境外投資、國內房地產與金融市場泡沫化的重大風險，等到泡沫自然破裂，日本房市與股市在90年代初開始持續下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迎來“失去的20年”。

雖然《廣場協議》簽署方除了美日外，還有歐洲的英法德三國，但考慮到美國與英法德三國的貿易逆差規模較小，且歐洲三國持有美國債權規模遠小於日本，所以在貿易戰與美元貶值的過程中受影響較日本及新興市場小得多。1985~1995年期間美歐頻繁採用貿易戰共同抑制日本出口，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汽車領域的貿易戰。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貿易戰是在《廣場協議》簽署的背景下爆發的，儘管貿易戰本身雙方僅進行了進口限制與投訴反制，但《廣場協議》給美國帶來的綜合戰略優勢不容忽視。在協議框架下，日本政府缺少政策調整空間，處處陷於被動。在貿易戰中，也只能採取投訴等相對溫和的處理方式。最終結果日本一敗塗地，不僅喪失了經濟增長的前景，也迎來了“失去的20年”。美國在貿易戰中利用其強大的綜合國力展開貿易、金融、匯率等維度的多維打擊在美日1985-1995年貿易戰中有所呈現，日本雖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但反制手段相對單一而溫和，最終結果自然偏向美國的初衷。

2.3 二戰後美國與蘇聯（1992年後為俄羅斯）的貿易戰回顧與分析

二戰後美蘇由同盟轉為爭霸，美蘇貿易在此期間充當了美蘇關係的“指示器”。在美蘇關係好轉時，美蘇貿易有所回暖；在美蘇關係惡化時，美蘇貿易戰就會爆發。

在1970年前，美蘇貿易戰主要針對石油相關領域。由於蘇聯大部分油田及設備在二戰中損失嚴重，戰後初期，蘇聯原油產量極低，甚至淪為原油淨進口國。美國當時還是原油淨出口國，其出於抑制蘇聯石油產業復甦的意圖，通過出臺《出口管制法》及組建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即“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同時聯合西歐等盟友來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施戰略物資的禁運，其中除了軍事戰略物資外，還有石油產業相關設備等。50年代，隨著西歐各國重建完成，經濟得到一定恢復，外交及貿易自主新也有所提升，美國對蘇聯採取的戰略物資禁運政策難以得到西歐各國的貫徹執行。於是60-70年代，美國對蘇聯的物資貿易有所放寬，美蘇貿易有所回暖。

70年代，美國逐漸由原油淨出口國轉變為原油淨進口國，石油危機的爆發使得美歐等西方國家亟需中東以外的原油進口。此時蘇聯的原油工業已完全恢復，且產量數倍於戰前水平，是美歐原油進口的絕佳替代來源。加上此時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遭遇糧食短缺危機，美國農產品產量則嚴重過剩，美蘇之間的糧食與石油貿易帶動了70年代美蘇貿易的回暖，也適當緩和了緊張的美蘇關係。

1975年下半年，美國意圖利用蘇聯急需糧食進口的情況將廉價原油進口與農產品出口綁定，但蘇聯態度強硬，最終美國不得不放棄將兩者綁定的想法，美蘇之間達成600-800萬噸/年規模的農產品貿易協定，但800萬噸/年的上限不經美國同意不能輕易突破。

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美蘇爭霸開始進入高潮，兩國關係再次轉冷。同年爆發的波蘭危機兩國對峙更加深了美蘇之間的矛盾。美國開始對蘇聯實行覆蓋眾多領域的經濟制裁，美蘇全面貿易戰開打。美國分別在高端技術、農產品、軍事設備、電子、通訊、化工、機械、自動化設備等領域對蘇聯實行禁止貿易、出口配額、中止投資等嚴厲政策以阻止蘇聯在廣泛領域的技術進步與實力提升，甚至還要求第三方國家對蘇聯相關領域的出口必須經過美國的許可。一系列制裁措施起到了明顯的作用，蘇聯經濟實力大幅下降。蘇聯為了維持一定水平的軍事開支，不得不犧牲國內各部門經濟的發展，蘇聯的經濟困難日益加劇，爭霸能力也有所削弱。

除了經濟制裁外，在外交領域，美國聯合西歐及日韓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進行聯合貿易制裁，同時里根總統在任上還制定並執行了“星球計劃”等戰略部署，耗費了蘇聯有限的資金與資源。在政治領域，美國利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來聯合歐日等國，同時通過與中國加深外交與經貿合作來匹配對蘇聯的經濟技術封鎖。在文化領域，美國對蘇聯及其影響下的各國進行文化戰略滲透，宣傳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精神。這也都為之後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實行親美政策及全盤改革進而導致解體做好了鋪墊。

但美國同時也承受了相應的經濟和外交損失。一方面，美國取消與蘇聯的合同使得部分行業受損明顯；另一方面，美國強制要求西歐等第三方國家禁止或限制向蘇聯進口損害了相應第三國的利益，造成了部分國家甚至盟國對美國的反感。

80年代美蘇之間的貿易戰可以說是美國多維打擊的“經典“。相比美日70年代在經濟金融領域開打的多維貿易戰，美蘇此輪貿易戰還綜合了外交、政治、文化等更廣泛的維度，突破了經濟金融領域的限制。而且蘇聯雖然經濟實力不及日本，但作為對手，無疑對美國威脅更大。美國針對蘇聯經濟結構與體制的弱點進行突破，通過外交、政治、文化多領域的配合，最終在貿易戰中取勝，也為美蘇爭霸終結打好了基礎。

確切地說，美蘇在80年代的爭鬥更多是政治角力而非經貿之爭，雙方的博弈也遠遠突破了經濟金融的範疇。此處將美蘇之爭作為貿易戰案例展示一方面是能夠更好的與前面美歐及美日貿易戰形成對比，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從美蘇爭霸中體現出美國的強硬及針對不同類型對手時進行貿易戰的靈活。

總結二戰後美國與歐共體、日本與蘇聯的貿易戰可以發現，

貿易戰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其結果如何不僅取決於綜合國力的強弱，還與各國政府的相關經驗是否豐富，決策是否果斷明智，執行力是否堅決等息息相關。

三、歷史回顧：中國加入WTO

從中國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貿易戰歷史看，中方多處於守勢。在2010年前由於不熟悉WTO規則，貿易戰反制手段相對簡單。在2010年後，中國反制手段有所豐富，但大規模貿易戰經驗的缺乏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

3.1 中國加入WTO之前，貿易戰反制手段簡單

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國尚被排除在主流貿易體系之外，1980年對外貿易幾近於零。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貿易得到了較快發展。其中進出口貿易佔比接近90%，服務貿易僅有10%左右。進出口貿易差額在90年代中後期上升明顯，服務貿易差額則有所下行。1993年前中國出口以一般貿易為主，但之後加工貿易成為主流。工業製品貿易額遠高於初級產品，且差距呈現擴大走勢。考慮到2001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金額僅為當時全球貿易總額的4.1%，只有2017年中國貿易額的12.4%，出口規模尚小使得美國僅會在某些特定領域及行業與中國開打貿易戰。

1997年3月底美國在《美國對華貿易評估報告》中指責中國通過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進口限制、進口替代等方式形成貿易保護，妨礙美國產業進入中國市場。改革開放至2001年，中美貿易摩擦的領域從紡織服裝、鞋帽等初級手工品蔓延至鋼鐵、汽車等工業製品，甚至服務業貿易領域。爭議範圍也從簡單的行業產品貿易糾紛蔓延至知識產權、人權問題甚至政治問題（比如臺灣問題等）。美國在貿易摩擦中頻頻動用其習以為常的反傾銷、“301條款”、“超級301條款”等手段來抑制中國的出口。但中國由於尚未加入WTO，且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反制手段相對單一簡單，除在部分問題上的堅決態度及調整國內行業規範外，並沒有能夠給美國施以足夠強硬有效的反制手段。從結果上看，中國雖短期受損，但貿易戰週期較短，並沒有顯著影響中國的進出口貿易。

3.2 中國加入WTO之後，貿易戰反制能力有所加強

在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國貿易額快速增長，貿易額佔全球比重也從2001年的4.1%增長為11.6%；中國實際GDP與貿易額增長顯著，除2009及2015-2016年外，中美貿易額均為正增長。中美貿易順差隨著中美貿易合作深入而有所擴大，目前已顯著高於中歐順差的規模，而中日貿易卻常年維持逆差狀態。另外，美中逆差佔美國逆差的比例也明顯上行，但近一兩年增速趨緩。

中國加入WTO之後，美國對中國紡織品、鋼鐵、汽車、化工、輕工等領域的貿易戰時有發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發生頻率明顯加快，這也符合貿易戰易在經濟危機期間爆發的歷史規律。在貿易戰中，中國在逐漸適應WTO相關規則後開始利用反傾銷、反補貼政策在農產品、汽車、醫療設備等領域展開反制。可見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增強，貿易戰反制能力也相應有所加強。但由於中美貿易戰尚沒有過全面升級的狀況，中國在應對跨領域多維度的貿易戰上仍相對缺乏經驗。若此次貿易戰全面升級，缺乏經驗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

從國際和歷史經驗上看，美國擅長組織多維貿易戰，中國需在經濟、金融、匯率及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領域做好充足的應對之策，以避免貿易戰全面升級後由於缺乏經驗而產生本可避免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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