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中產階級，尤其是一二線城市的中產階級，可能是這個星球上心理最焦慮的一個群體。隨便列舉一下，目前社交媒體上流行的“35歲危機”、“中年油膩男”、“財務自由”、學區房、子女教育等問題，無不深深滲透了中產階級的焦慮感。有多少男子的頭髮因此而少，有多少女子的皺紋因此而生啊。
筆者總結了一下，中產階級的核心焦慮有二，一是自身收入與財富水平縮水的焦慮，二是自己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然而歸根結底，其實都是自己或孩子不能繼續實現階層躍遷、甚至可能面臨階層下滑的焦慮。換言之，當前中產階級的焦慮感，與中國目前階層之間流動性的顯著下滑關係密切。
我身邊的中產階級朋友們平時都在忙什麼呢？我總結了一下，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們大致在忙三件事情。
第一是如何提升自己。例如，不少朋友平常在聽喜馬拉雅與得到，他們希望能夠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時間來拓展自己的知識面。不過，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好玩，而是為了“不落伍”。又如，很多朋友開始投身於健身、健走與長跑。不過，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好玩，而是為了“提高自身抗壓能力”，從而能夠更好地投身於工作。再如，不少朋友紛紛去上學費昂貴的名校EMBA課程。不過，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單純學習，而是為了“更加有效地拓展自己的朋友圈”。
第二是如何更好地配置家庭資產。朋友們聚會，討論更多的話題往往是房子、股票、基金、理財產品。我家住在望京，我經常在一家較大的咖啡廳工作，時間已經有五六年。最近幾年，鄰座咖啡客的談話的焦點已經基本上轉換到“私募”、“A輪”、“估值”、“對賭”、“退出”的問題上來。雖然自身資產未必很多，但很多朋友都在考慮海外資產配置、全國房產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大宗商品期貨等問題。
簡言之，中國的中產階級如此忙活，一是為自己，二是為孩子，而忙活背後的核心邏輯，是害怕“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其中最深層次的擔憂，似乎是害怕“階層停滯”甚至“階層下滑”。
中國當前中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自身都經歷了通過努力而實現階層躍遷的過程。姑且舉個例子。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一個農村家庭出身的孩子，通過自身努力，高考考上一個名牌大學。當時上大學學費不貴、還有補貼，他上大學之時，就是家庭減負之日。大學畢業後，他找到一個不錯的工作，例如國企、外企或者政府機關，自身完成了從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躍遷（這個過程被很好地刻畫為“鯉魚跳龍門”）。與此同時，當時，一個人進城，可能帶著自己的弟弟妹妹進城，這不僅改變了一個人的階層屬性，而且改變了整個家庭的命運。在這個時期，草根階層出身的年輕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就能成為城市中的中堅階層甚至精英階層。由於階層之間流動性很強，這個時期，年輕人的焦慮感並不強烈。
然而，過去10多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這些變化的結果，是造成草根階層的年輕人，要轉換自己的階層屬性，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同樣以出身農村家庭的年輕人為例，來講述時代與社會的變遷。
首先，農村家庭的孩子現在要考上重點大學，已經越來越難。原因是城鄉教育質量的差距可謂一日千里，越來越大；
其次，目前中國大學教育的現實是，學校越差，學費越貴。因此，這個孩子上大學之時，可能就是家庭舉債之日。而大學畢業找工作也越來越難，因此這個孩子大學畢業之時，可能就是家庭違約之日；
再次，即使這個學生好不容易找了個不錯的工作，自己進了城。然而，在當前的社會里，一個成功進城的年輕人，想帶著自己弟弟妹妹進城，遭遇的壓力可就巨大了。這樣的年輕男子，被稱之為“鳳凰男”，是社交媒體上批評的重點。“嫁人不嫁鳳凰男”。然而，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大學生，很大一部分都是“鳳凰男”。鳳凰男的風行意味著，一個有著多位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重點投資某位子女教育的收益率是很高的。而整個社會對於鳳凰男的鄙視，則意味著中低收入家庭重點投資某位子女教育的積極性將會顯著下降；
第四，即使一個草根階層的年輕人成功地轉化成了城市裡的中產階級，他的焦慮感非但不會減輕，而且極有可能加劇。例如，他馬上會面臨是否購買房產、購買哪兒的房產、、借多少錢、從哪兒借錢等重重考驗。即使買了房之後，剛安頓下來，成家立業之後，又會面臨是否要為子女教育而換房，特別是換學區房的考驗。子女教育剛安頓下來，通常老人的健康問題又接踵而來。換言之，成為中產階級之後，自然會面臨中產階級的一大堆困擾。即使那些已經做得非常成功的人，也會由於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做得更成功的人的案例，而不得不繼續焦慮、繼續拼搏。
總之，筆者在上文中講述的故事，其實就是中國階層間流動性由強轉弱的故事。用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出身草根階層的年輕人，通過自身努力來實現階層躍遷的概率明顯下降的故事。試想，如果一個人通過自己努力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與命運，這個人的焦慮感自然會越來越強。其實，社會里流行的俗語也能夠反應上述變遷。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社會上流行“知識改變命運”的說法，這說的其實就是通過教育完成階層躍遷的故事。而在當前社會，流行“拼爹”的說法，這說的其實就是子女這一代人的階層屬性取決於父母那一代人的階層屬性的故事。
那麼，是誰抽掉了從草根階層向中堅階層躍遷的“梯子”呢？筆者認為，房地產與教育，可能是降低階層流動性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由於過去十多年間房價飛漲，中國事實上已經形成“有房階層”與“無房階層”兩個群體，房價飆升是造成過去十多年來財富分配差距加劇最重要的因素，沒有之一；其次，中國城鄉教育差距的拉大、優質初等與中等教育資源的稀缺、優質職業教育的稀缺，也是加劇年輕人完成階層屬性切換的很重要障礙。
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變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果說，對低收入階層而言，減貧至關重要的話，那麼對中等收入階層而言，如何重塑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如何降低中產階級的焦慮感，就變得非常重要。
而要重塑階層之間的流動性，至少有三方面的政策需要出臺：第一，如何通過更加完善的收入再分配機制，避免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繼續擴大，這意味著遺產稅、房產稅、資本紅利稅等再分配措施亟需出臺（當然，中國居民部門整體稅負已經在全球位居前列了，徵收這些新稅種的前提，應該是其他稅負的削減）；第二，如何通過多種手段來滿足人民群眾的居住需求，而不要讓所有人都去追逐商品房。這就意味著公租房、共享產權、租售同權等嘗試需要加快落實並擴大規模；第三，如何讓草根階層的民眾以較低成本能夠享受更高質量的教育，這就意味著，一方面，應通過向民間資本的開放，來提供更多的更優質的初等、中等、高等優質私立教育資源的供給；另一方面，應將更多政府資源投入到公立教育體系，切實降低中低收入階層家庭享受更高質量公立教育的門檻。
（筆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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