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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新文化運動達到頂點、新思潮最為高漲之際,力主“反傳統”的胡適突然提出要“整理國故”的號召。此論一出，便引來爭論。有人熱烈響應，使“整理國故”運動取得了至今仍令人讚歎、堪稱豐碩的學術成就,對文化的積累和學術的進步,無疑有著不容否定的巨大意義。
幾年後,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寫道:“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
這些可說是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本意,也可說是“整理國故”的綱領。也即要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槽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卻意在創新。
具體來說,整理國故運動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整理國故運動促進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事業,是新文化運動在學術文化領域的延續。
其次,整理國故運動基本打破了傳統學術的“四部”分類,轉而主張依照西方現代學術門類對國學進行分科研究,改變了以前學術研究偏重經學的傾向,宣告了傳統經學的解體和終結,促進了史學的獨立。
第三,整理國故運動促使眾多學者衝破傳統學術觀念的束縛,普及了經子平等”“今古文平等”的治學觀念,成功建立起一種“平等的眼光”,大大拓展了國學研究的視野與範圍,將國學的研究領域延伸到了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
第四,整理國故運動借鑑了西方現代學術研究成果,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廣泛運用到國學研究領域,如以考古學方法取代傳統的金石研究,促成了民國初期殷墟考古的重大進展。
第五,整理國故運動也促使中國學者開始借鑑西方的學術研究體制,建立了許多現代學術研究機構和團體如史語所等,這些團體開展“集團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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