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故事|毛澤東如何講“延安故事”

延安故事|毛泽东如何讲“延安故事”

延安故事|毛泽东如何讲“延安故事”

抗日戰爭時期,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步步緊逼,國民黨又長期封鎖、不斷製造摩擦的艱難情況下,毛澤東通過講述“延安故事”,成功地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以及中國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以及中國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萬千愛國人士和國際友人前往延安,贏得了國內國際廣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強大推動力。重溫毛澤東講“延安故事”這段歷史,對於我們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指示,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鑑意義。

延安時期,毛澤東所講述的“延安故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號召促成並維繫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故事;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邊區人民踐行民主政治,探索經濟、文化、教育等建設方法,建設“模範區”“樣本區”的故事;三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千千萬萬邊區人民的故事。

作為黨的理論家、宣傳家,毛澤東在講述“延安故事”時審時度勢,方法靈活,多管齊下,大大增添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一)用交談方式講述“延安故事”。

毛澤東也非常重視向民主人士、華僑領袖講述“延安故事”,如梁漱溟、黃炎培、陳嘉庚等。

1938年 1月,梁漱溟帶著對中國前途的擔憂到達延安。在 21天時間裡,毛澤東與他多次交談,其中有兩次是通宵達旦。關於梁漱溟最為關注的抗戰前途問題,毛澤東堅定地回答說:“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澤東一再強調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成為不久後寫成的《論持久戰》中的重要觀點。

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陳嘉庚帶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到訪延安。毛澤東針對國共摩擦問題,向陳嘉庚解釋了中共“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表達了中共關於團結抗戰的立場和態度。陳嘉庚回憶,毛澤東“囑餘謁見蔣委員長時,代為表白伊完全無惡意。又云:‘君到此多日,所有見過此間情形,如回到南洋請代向僑胞報告’”。陳嘉庚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囑託,他後來在重慶、在南洋的講演中,力陳中共的真實情況,引起巨大社會反響。

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為恢復國共商談而來的黃炎培一行。黃炎培在邊區看到了距離他的理想相當近的“新世界”,並且與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窯洞對”——用“民主新路”破解“歷史週期率”的難題。黃炎培把他在延安五天之行的經歷和感想以及“民主新路”的談話,很快寫成《延安歸來》一書,熱情讚頌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這本書避開了國民黨的檢查自行出版,初版兩萬冊在短短几天內就被搶購一空。毛澤東講述的“延安故事”,也因為這本在大後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而傳播甚廣。

(二)用文字陳說“延安故事”。

毛澤東認為,輿論宣傳工作要為大局服務。他曾形象地稱知識分子的一枝筆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在講述“延安故事”時,毛澤東適時地運用紙媒的力量,把黨的政策主張及時宣傳出去,表明立場,擴大影響。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針對美軍觀察組的宣傳。

毛澤東在 1944年 6月 28日確切得知美軍觀察組可來延安後,當即表示歡迎。在 7月 22日觀察組第一批人員飛抵延安之前,《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集中刊登了大量關於美國民主自由以及中國追求民主的社論和新聞稿。

以《解放日報》為例:7月 1日,刊登華萊士題為《美國極端同情中國爭取民主、獨立的鬥爭》的講演辭;7月 2日至 5日,“國際輿論”專欄分四期連載《中國為民主而奮鬥和目前的政治危機》;7月 3日,刊登黃炎培《呼籲國人為民主拼命》的講演辭;7月 4日,刊登社論《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7月 7日,刊登紀念抗戰七週年的社論《在民主與團結的基礎上,加強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等等。

1944年 8月 15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毛澤東親自改定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其中“戰友們”是毛澤東加上的。在這篇社論裡,除了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表示歡迎,認為這“對於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之外,還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果做了介紹,以澄清“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與封鎖政策”。

毛澤東這樣做,有三層用意:第一,強烈表達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堅定信心與對民主政治的追求;第二,批判國民黨的政治獨裁;第三,高度肯定美國對延安的“善意”,為爭取美軍觀察組的支持作鋪墊。

毛澤東在特定時期的集中宣傳造勢,確實引起了美軍觀察組的關注。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發回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詳細記錄了毛澤東關於“民主”和“合作”的談話內容:毛澤東說,“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於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願意歡迎它”,“美國無需害怕我們不願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的援助”。

經過我方的宣傳和解釋,觀察組逐步改變了對中國抗戰的整體印象特別是對中共的態度。謝偉思在其報告中多次提出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見,建議“有理由把美國的軍事援助擴大給予中國共產黨軍隊”1945年2月8日由美國駐重慶大使館全體政務官員聯名發出的《中國的局勢》報告中說:如果美國繼續堅持片面支持援助蔣介石的政策,“在中國發生混亂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災難性的內部衝突可能加速爆發。

(三)用事實展現“延安故事”。

毛澤東曾這樣說:“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並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面對敵人的抹黑,我們說“請看事實”。這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宣傳工作方針。

中共和邊區的新聞自由給到訪者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把延安與被稱為“反共壁壘”的西安作對比說:在西安,“每個人彷彿都是棋盤上的棋子,行動都要嚴格遵守規則,一般不能按本人意志行事”黃炎培說:“我們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裡,看哪些人,都絕對自由。你不需要帶路,你就自己去。 ”

自由的邊區,吸引了更多的來訪者;自信的中共,獲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毛澤東此舉,可謂“一箭三雕”:一能表明中共的誠懇態度和強烈自信;二能讓邊區的情況更加全面和具體地展現在來訪者面前,讓“延安故事”更詳實;三也能讓“延安故事”更加真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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