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經濟特區後提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根據這一指示，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5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決定進一步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並在有條件的地方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實行經濟特區的某些政策。一般將國務院批准的14個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1988年6月前批准，見表一）稱為第一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下稱開發區）。到目前為止，一共有219家國家級開發區。
第一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
30多年過去了，開發區的建設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2014年（因為開發區統計口徑較多，本文采用商務部公佈的開發區30週年數據為準），開發區的地區生產總值、第二產業增加值、財政收入、稅收收入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12.0%、20.5%、10．4%、10.5%。分別增長9.1%、8.0%、10.5%和11.7%。
2014年，開發區的進出口總額8270億美元，增長3.3%，佔全國的19．2%。利用外資626.7億美元。增長1.5%。30年來開發區累計使用外資超過5600億美元。
同時還應該看到，國家級開發區的高新技術進出口總額的增長速度和佔全國的比重（增長5.7%，比重為29.7%），都要高於進出口總額的相應數字。說明國家級開發區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不僅在國家的外向型經濟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技術”的含量越來越高，正在朝著“經濟技術”同步開發協調發展的目標邁進。
30多年的實踐證明，“在鄧小平同志親自倡導下，國家決定舉辦開發區是一項影響深遠的戰略決策，也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進行的一個偉大實踐，還是推進國家現代化建設的一大創舉，同時更是世界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蹟”。
開發區的本質特徵
開發區的本質特徵是什麼？它是從產業開發起步到產業集聚進而走向產城融合。或者說是產業化推動城市化，反過來城市化又引領產業化。這既是開發區自身發展過程的真實寫照，也是開發區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定位。
產業化是開發區的底色，因此有必要先來簡單認識一下產業化的意義。產業化的意義有三：
其一，產業化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自從西方國家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來，產業化已經成為現代化的必經之路。200多年來，許多國家或地區，通過引入技術，進而實行專業分工和協作，實行社會化的生產和經營，開闢了一條完全不同於以往歷史的發展道路，其結果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也是我們今天享受到的極為豐富的世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改革開放伊始，國家決定建立經濟特區和開發區，並賦予經濟特區和開發區以產業開發為突破口，以產業化推動城市化。這是依據我國產業基礎薄弱、基礎設施滯後、經濟體制僵化、資金極度短缺的國情，而採取的一個重大的發展戰略。期望以經濟特區和開發區打開缺口，以點帶線，以線連面，來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開發區從產業開發起步聚集資本和就業，到產業集聚產生規模效應和提高投入產出效率，再到產城融合，城市讓生活更加美好並引領產業更好的發展。事實說明這是成功的發展戰略，也是成功的發展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尤其具有啟發作用。
其二，產業化是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
如前所述，產業化引入了分工和協作，隨之也就有了通過市場進行產品交換，有交換就有競爭，有競爭就需要提高質量和降低成本，而要提高質量或降低成本，就需要技術創新，因此說產業化是技術創新的內生動力。
其三，產業化是文明進步的物質載體。
也如前所述，產業化引入了分工和協作，隨之也就有了提高效率的迫切要求，要提高效率，自然需要加強管理，而管理水平的提升，也就標誌著文明的進步。所以說產業化是文明進步的物質載體。
產業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經之路，開發區遵循產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發展規律。承擔了產業開發、產業集聚和產城融合的歷史使命，那麼在我們認識了產業化的意義之後，就不難理解開發區的出現和存在的重要意義了：
首先，開發區和經濟特區一樣，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真實寫照和最佳形象代言人。其蘊含的經驗彌足珍貴。
其次，開發區是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載體。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希望在較短時間內趕上現代化步伐的有效形式。
第三，開發區是中國影響力和軟實力的金字招牌。尤其是在“一帶一路”的對外開放當中將會發揮重要的示範作用。
開發區的發展階段
對開發區發展階段的劃分，歷來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和觀點，筆者將開發區前30年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的觀點，
第一階段：1984年——1992年
第二階段：1993年——2002年
第三階段：2003年——2013年
新發展階段：2014年——
前三個階段劃分的依據和標誌性事件：
（1）改革開放大環境的變化（因為開發區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2）開發區數量的明顯增加及其增加的出發點。
（3）開發區本身工作內容的明顯變化和成功實踐。
先來討論前三個發展階段劃分的標誌性事件：
1992年春天鄧小平同志發表了南方談話，當年秋天中共十四大召開，確立了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同時明確擴大開放。這就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各種各樣的爭論一錘定音。由此，我國的對外開放也從東部沿海地區擴大到其他省會城市和重點城市，開發區的工作重點和開發區的數量有了明顯變化，所以將此作為劃分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分界線。
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迎來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新局面。伴隨著國民待遇、公平競爭等世貿原則滲入到我們正在建立和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經濟。用當時的話說，也就是與國際規則全面接軌。對外開放的地域也從東部沿海地區和省會城市擴大到全國。開發區本身的工作內容也出現了從產業集聚走向產城融合的新特點。所以將此作為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劃分的時點。
我們這裡將開發區各個發展階段總結如下：
第一階段，1984年到1992年，在東部沿海地區率先對外開放的條件下，開發區突破了計劃經濟的束縛，探索了市場化的改革。
第二階段，1993年到2002年，在省會城市和部分地區擴大對外開放的條件下，開發區利用先發優勢，突破了產業化的瓶頸，從產業開發向產業集聚邁進。
第三階段，2003年到2014年，在全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開發區探索了產城融合的發展模式，開啟了產業化與城市化良性互動的實踐。
接下來新的發展階段（第四階段），應該是：在以“自由貿易區”體制為特徵的對外開放條件下，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
我國未來又將以自由貿易區體制作為對外開放的目標，從而進行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以開放促改革，既是我們過去成功的經驗，也是我們未來改革的不二法門。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說要將開發區永遠定位為對外開放的窗口，永遠保持開發開放的先發優勢，道理正在於此。
開發區三個發展階段的對照
開發區的管理體制
本文認為開發區既是一個區域的概念，也是一個體制的概念。這一點不僅契合開發區的實際情況，還可以從鄧小平同志的題詞中更加深刻的體會到。1986年8月21日，鄧小平同志視察天津開發區並題詞：“開發區大有希望”。他敏銳地洞察到開發區建設活動和經濟發展背後包含著生機勃勃的體制機制優勢，並且他以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懷，堅信這種體制機制充滿活力，符合改革開放和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要求。所以，應該說開發區大有希望不僅表現在建設成就上，也體現在它的體制機制上。
經過30多年的發展和探索，開發區的管理體制形成了三種典型的模式，分別是：派出機構模式、區政統籌模式、企業管理模式。
下面分別對這三種典型的模式加以簡單介紹。
一、派出機構（管委會）模式的主要特徵有：
（1）組織架構：開發區管委會作為上級市政府的派出機構，並代表該級政府行使職權，管委會內部設立若干機構，但並不與上級政府機構一一對應。
（2）人事管理：開發區管委會領導班子實行任免制，領導班子成員由上級黨委政府任免，主要領導一般高配（行政級別）。
（3）財政核算：國家級開發區設立獨立財政，編制和實施預決算（報經相應人大或常委會批准）。
二、區政統籌模式，開發區管委會與所在地的區（政府）交叉融合統籌運作的一種模式。一般又分兩種，一種是若干個街道鄉鎮委託開發區管理，不妨稱之為縱向統籌。另一種是開發區管委會與同級政府融合（俗稱合併）統籌管理，稱之為橫向統籌。通常是“兩區融合、統籌運作、職能覆蓋、各有側重”。其特徵有：
（1）組織架構：管委會和區委區政府部分領導兼職，下設職能部門統一使用，可以掛兩塊牌子，開發區側重於開發建設，區（或地方）政府側重於社會管理。但是，職能輻射或覆蓋的範圍一般都打破兩者的區域界限。
（2）組織人事：幹部統一管理使用，選用制和任免制同時存在。
（3）財政核算：開發區和區政府兩個財政獨立設賬，統籌使用。
三、企業管理模式
（1）組織架構和人事管理按企業體系執行，個別開發區採用政企聯合（或一段時間內）的模式，配有部分行政事業人員。
（2）開發公司除了負責基礎設施建設外，還承擔項目規劃、項目環保、外資入區和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等審批事項的初審權。
（3）財務核算按企業標準執行，部分開發區通過土地一次性轉讓或稅收部分返回（或轉移支付）享有開發性收益。
實行上述三種管理體制比較典型的開發區有：
1、天津開發區——派出機構（管委會）模式。
2、蘇州工業園區——派出機構（管委會）模式。
3、上海漕河涇開發區——企業管理模式。
4、寧波開發區——區政統籌模式。
5、廣州開發區——區政統籌模式。
上述三種典型的管理模式，現在都已經得到上級的正式認可。
開發區的未來
至於上面提到的第二個導致開發區發展滯後的原因，這裡也不妨稍作討論。如前所述，開發區的本質特徵是從產業開發到產業集聚再到產城融合，也就是產業化推動城市化，反過來城市化又引領產業化，從而使得產業化和城市化形成良性互動。因此，不難理解產業規劃和招商引資對於開發區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但有些開發區說建就建，缺乏認真的規劃，尤其是產業發展規劃。似乎圈地就會有項目，掛牌就成開發區。殊不知開發區開張伊始，甚至尚未批准之前就應該有完整的規劃，尤其是產業發展規劃。要知道當時第一批國家級開發區成立前，都被要求制定詳細的規劃，包括產業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大家都認可項目是開發區的生命線，招商引資是開發區工作的主旋律，產業發展是開發區的底色。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有些開發區產業發展規劃不詳細和產業發展規律沒有深入研究，恰恰是項目招商打不開局面的重要原因。作為國家寄予創新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厚望的開發區，對產業發展規劃缺乏深入研究，對產業發展規律沒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招商引資工作四平八穩，招商引資還是停留在一般性的號召，習慣於撒網式的招商，熱衷於被動式的坐地接待招商，在當下國內外大力招商引資的形勢下，其結果是不難想象的，也如此開發區的發展又怎能走在地區發展的前列。
2014年以來，開發區“三十而立”了，開發區的發展也進入了新階段。其標誌性事件有二，一是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走創新驅動的發展道路。二是2013年9月成立了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標誌著我國的對外開放從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變。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並再一次明確對外開放要從外向型經濟進入開放型經濟。
在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轉變的過程中，都已經是全方位開放和全領域開放了，開發區還有存在的必要嗎？還有發展的優勢嗎？筆者認為不僅有必要，而且還有優勢，更應該有擔當。理由是：
首先，2013年上海自貿區成立後，到目前為止國家已經陸續批准了包括海南省在內的1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進一步宣示我們自主對外開放的決心，二是要深入推動國際投資貿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但具體怎麼做，我們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探索，因為今後的對外開放只有戰略方向，而缺少成熟的方法和具體標準，尤其在當前某些國家堅持單邊主義的背景下。同時，每一個自貿區都被賦予不同的具體要求，都要求他們結合自己的特色和特點，重點在不同的方向作出探索和突破。這一點又不同於我們當年辦開發區，一旦找到成功的模式和有效的政策措施，就簡單地複製到新設立的開發區。這也就提醒各地不能等、靠、要，而要主動為之。這樣一來就涉及各地自貿區現有的外向型經濟的基礎水平和規模。各地的自貿區當中有些已經包含了一些開發區，自然也就有了外向型經濟的基礎。筆者一直認為應該有更多的開發區加入到自貿區當中來。開發區的外向型經濟比重大於一般的經濟總量，這就說明開發區在外向型經濟方面擁有更大的實力，具備更高的水平，也有更多的管理經驗，在推動外向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轉變上，更有內在的需求和內生動力。也有更高的管理水平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實踐。而這恰恰是國家的需要，也是開發區應有的擔當。
其次，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毫無疑問，這樣的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而建立這樣的產業體系，開發區就是最好的載體和平臺。
第三，在“一帶一路”開放發展方面，開發區不能或缺。 “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內容就是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又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先。但是基礎設施建設又有投資大，回收期長的特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相對落後，這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回收和盈利帶來更大的壓力。如果能夠藉助開發區的模式，在沿線國家和地區，建設不同類型的開發區，不僅能夠加快產業開發、產業集聚和產城融合，還能夠促進地區或國家之間的經濟交流和交往，從而帶動沿線經濟活動對交通等基礎設施和能源項目的使用，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當然沿線地區開發區的建設，還可以藉助我國的成功經驗，實行聯合投資共同建設開發區。
撫今追昔，展望未來，開發區大有希望，開發區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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