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憲法制約：
在麥克阿瑟將軍的主導下，1947年日本通過的《和平憲法》中規定“日本政府放棄以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從法理上杜絕了日本派兵發動“奪島”戰役的可能性。雖然在蘇聯解體之後的九十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新千年以來，日本自衛隊動作頻仍，但始終不敢突破這個底線。
二、俄羅斯實力：
1991年底，蘇聯解體，戈氏辭職，把武裝部隊和“核按鈕”轉交給了葉利欽，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不假，但俄羅斯順利繼承了前蘇聯的政治和大部分軍事地位，雖有局部動盪，但俄羅斯控制的遠東地區形勢比較穩定，在國防上沒有所謂的“一片混亂”，並不存在利於日本的“可乘之機”。
三、美國態度：
戰後的日本外交策略一直是唯美國馬首是瞻，在蘇聯解體的關鍵時刻，無論是事前還是事後，美國人為葉利欽提供了很大支持，這也是葉利欽敢於向戈氏攤牌的底氣所在。同理，美國當時絕對不會鼓勵或縱容日本去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而缺少了美國授意的日本，在北方四島問題上絕不敢火中取栗玩火自焚。1960年，美、日達成的《安保條約》中規定，條約適用於日本所“管轄”的領土，北方四島並非在此之列。
四、日本國內經濟危機：
與蘇聯解體幾乎同一時間段（1991年至1992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國內股票大跌、貸款難度增大、企業經營陷入危機，從這時開始一直到新千年，被認為是日本經濟“失落的十年”。日本國內雖然民意洶湧，但都是針對經濟上的焦慮，沒有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樣產生領土爭端的民粹主義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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