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兩部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勝出的解禁法案獲得通過，極度亢奮的情緒席捲了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市場。比爾·克林頓總統提議廢除格拉斯-斯蒂加（Glass-Steagall）法案（1936年），並於1995年用格朗姆-裡奇·比利雷（Gramm-Leach Bliley）法案取而代之，這受到了華盛頓政治機構和華爾街近乎一致的歡迎，兩者都在尋求“后里根時代”的進一步解禁。緊接著是1996年的電信法案，消除了曾經造成傳媒產業支離破碎的法律障礙，從而將這一產業引向跨國聯合體，兼容並縱向整合電視、新聞和電影公司。金融和傳媒業史無前例的擴張重新解讀了20世紀90年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並非偶然。這十年中的一些事情還需要反思，那就是：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是一件遠非用兩部國會法案就能說清的轉瞬性事件。
對於不少人來說，新自由主義得勢不僅與傳媒和金融市場的鬆綁緊密聯繫，也與人們對市場作用於文化的耐受或領悟能力的提升直接相關。用戴維·赫爾德和安東尼·麥克格魯的話說，新自由主義包括：市場擴展到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建立經濟和社會生活不受“過度”干預的國家；削弱某些集團（比如貿易聯盟）表達其宗旨和訴求的權利。由此看來，自由秩序與那些告訴人們用何種方法處置資產的各種政令格格不入。
除了市場對文化範疇的入侵，新自由主義還產生了對心理方面的影響。正如沃克丁和邦塞爾的前沿著作所揭示的，與工作相關的身份已經產生出“通過自身勞動而自我實現的主體。這種自我實現的涵義，將有關自由和進取的言論同政府監管與懲罰性的舉措緊密連接起來，將工作定位並上升為改善某人處境的最佳途徑”。換言之，即認同政治主導著市場全面構建、任務執行準則、產效評估，它視同事和同行為競爭對手，將每個決策當成決定勝出的經濟和社會因素看待。
我認為沃克丹和班塞爾關於政府工作理念的特別之處，對於私營領域的就業也同樣特殊，尤其是進行自我金融化的華爾街內外的那些工作。與貨幣市場、銀行機構、交易所和20世紀90年代解禁等系列構想一起，金融化開始削弱管制措施，並代之以相當抽象的資本提取流程，而這些流程使得那些金融從業者相信，他們的名利能夠達到異想天開的水平。這種金融化取決於高度的企業文化，黛安娜·內格拉和伊馮·塔斯克稱其為“公共資源的蒸發，社會契約的破裂，以及健康狀況和安全保護的喪失，而在西方民主中這些東西一直被理解為是公民職業生涯所固有的”；這些變化“使有關合作優先的全新協議隨之伴生”。
通過金融化和企業文化，從業者不斷尋求更冒險的工作方式，這是新自由主義支持的多樣配置金融工具和創利方案行為所帶來的後果。最近周蕾在深入探究她和其他人所稱的“數據資本主義”為何物，其中，“演算法則完全超越了與人類感覺、人類認知和人類主觀性相關聯的傳統組織”，湮沒了許多依賴於有限算式及兌換的資本運作。此類向經濟實踐的轉型也可能源於金融化已經成了一種即時之用，為將這種由金融激發的文化搬上銀幕，不少電影工作者已然嘗試了幾十年的時間。然而，電影又是如何以視覺形式呈現金融運作這一幾乎完全沒有具象和實體的過程的呢？
今天，電影學者通常以政治標準界定資本主義，而未從電影主導的經濟效應進行恰當解讀。最有效的批判方式將資本主義特徵劃分為精細的政策與價值，它們會隱含在一部國家電影史中，會象徵性或寓意性地以一種類型呈現，甚至會植入一部出色影片的視覺主題之中。20世紀80年代，在英國，倫納德·奎特在對理查德·艾爾的影片《農夫的午餐》（The Ploughman’s Lunch，1983）的評析中，其有關“市場教”的闡述準確提煉了腐敗、冒險和無誠信民眾等新自由主義特徵，該文章“直指撒切爾主義”。他認為，“《農夫的午餐》是對所有或公或私作假行為的暗喻，潘菲爾德（影片中善於操控的主人公）和其他人都在‘撒切爾的英格蘭’概念下急功近利”。像括特這樣，證實金融化已不再受人支配，因而也完全超出人們對其通過電影視覺化了的經濟與文化影響的理解能力，對某些潛在的新自由主義特性進行探究是十分重要的。
在影片《開水房》（Boiler Room，本·揚格，2000）描寫虛構的二流貿易公司“J.T.馬林”，以及反映1990年代末整個銀行業歡欣鼓舞現實的同時，也探討了對金融文化的此類解讀。特別是揚格的影片描寫的是低層的金融從業者，儘管無能或墮落，但他們似乎仍願固守其職，這倒是有助於定義我所提出的新自由主義下一個新興的商業階層：工人出身、“莽撞的新自由主義”證券經紀人。相對而言，再列舉出兩部不同年代的影片，影片《華爾街》（Wall Street，奧利弗·斯通，1987）給出了另一種證券經紀人類型，巴德·福克斯（查理·辛飾）成為“追隨型新自由主義”的化身，該片中他將並不誠實的社團主義者戈登·蓋柯（邁克爾·道格拉斯飾）理想化了；而2008年次貸危機時，影片《商海通牒》（Margin Call，J.C.陳多爾，2011）虛構出了又一種金融類型“隨機型新自由主義”，正如“隨機”一詞的含義，它對基於市場或然性的經驗主義抱有訴求。然而，有別於巴德·福克斯的追隨型傾向及其受教育程度（紐約大學工商管理），隨機新自由主義卻有著佯裝的世界大局觀和對演算、衍生品及金融工程學的學術思維方式，這源自他（在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等地）讀博士時在數學方面受到的訓練。
這三類人群分別提供了一幅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生活的寫照，從里根時期（《華爾街》），到克林頓時期（《開水房》），再到布什—奧巴馬時期（《商海通牒》），而使《華爾街》成為本文中心的是它所表現的1980年代（反映有關伊凡·博斯基及其他人內部交易的醜聞）、1990年代末（反映小型貿易公司的欺騙手段、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取消監管及太平洋天然氣和電力公司被強制破產）以及2000年代（反映幾乎導致大蕭條的次貸危機）之間的文化差異。換言之，《華爾街》是藉助一些期望成為新自由主義主體，而非像其父輩一樣屬於勞動階層的角色進行電影敘事的。而《開水房》中，我們能夠發現人物屬於1990年代末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成長於里根時期，克林頓時期又被灌輸繁榮市場文化）的一代人，並且是輕易遺忘或完全不屬於他們所掠奪的勞動階層的一代人。最後有了《商海通牒》，影射了那些只想留在這一階層的新自由主義者，儘管所處的體系陷於危機，他們卻腐化地參與其中試圖進行維護。
這些關於具有跨越數十載特點的新自由主義類型的解讀似可置信，因為《開水房》中揚格對魯莽新自由主義者的情感，向我們表現了這些人的雄心壯志是如何與冒險的證券銷售相結合的。它也同樣適用於追隨型新自由主義者巴德·福克斯，不過他最終還是挽救了那家讓他倒黴的公司。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商海通牒》中的幾個人物，對衍生品定價和風險管理的諳熟，使他們在影片開頭可以預測危機的來臨，而到了影片後半部最終又屈從於更大的冒險而心甘情願地置身一場“拋售”之中。但是，《開水房》作為美國新自由主義上升過程中的中點，揚格的魯莽新自由主義者由此代表了腐化的服務經濟所達到的高度。通過對金融投機過度充斥的描寫，揚格對1990年代末的金融產業還塗抹了些許光彩。誠然，儘管不如1980年代債券市場的如日中天或2000年代衍生品市場的精耕細作那麼令人激動，《開水房》中魯莽新自由主義者的那些做派，不僅通過致敬《華爾街》呈現給觀眾一幅資本主義金融初期的情形，還為《商海通牒》中更為冒險的複雜金融活動的臨近作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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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巍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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